《临床医学的诞生》：话语转型与现代医学的诞生

无论是流行文化中被暧昧化的词“基情”，还是西方上世纪曾上演的同性恋游行抗议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在或戏谑或充满正义感的语句中，其实都站着一位巨人，米歇尔·福柯，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在有限的一生中，福柯竭力摆脱单一身份的束缚限制，当被笔者这般描述，天堂之中的他，不知作何感想），继萨特之后法国当代又一思想高峰，尽管福柯本人一直不以为然。

不过，相比以存在主义举世闻名的萨特，福柯这位思想家太难定义，任何标签都有以偏概全的危险。光是看福柯研究的对象——性、疯癫、临床医学——就足以使当时的人望而却步，这是因为这些对象处于边缘地位，不在主流世界的观照之内，尽管这些话题如今备受重视。然而，如果仅根据研究对象认为福柯是性学家或医学史家，恐怕又会受到福柯本人的嘲弄，因为他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一例。

从福柯个人的轨迹来看，1954年写下《精神病与人格》（1962年更名为《精神病与心理学》）、1961年交出《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他，于1963年出版《临床医学的诞生》，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将注意力放在了“医学经验话语”之上，他发现，“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也即，临床医学采用的是一种“‘实证科学’语言”。

在前现代时期，我们对身体和疾病的描述，往往充斥着许多“迷雾”：借助各式各样的隐喻，并往往以形象化的语言呈现。不过，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实证科学愈发具有话语权时。那时，我们的语言，特别是医学语言，都并非“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是“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充其量是“一种幻想的语言”。福柯要追问的就是，我们如何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话语转变，以及转变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位移”。

现代医学的基础是实证科学，是自诩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然而，在福柯看来，现代医学所仰仗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摒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换言之，现代医学通过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概念和词语，貌似真实地定义了我们的身体，从而获得对身体的言说支配权，出于个体的经验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得不服从。

在阐释的过程中，福柯或多或少保留了自己素来的批判锋芒，比如“老式医学人道主义”的消退，患者被还原成了一个个有待治愈的器官。但是，他也承认，“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显然，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受益于此。

这就是福柯！他往往能从司空见惯的实体和组织中找到值得探索的重大议题，从而发掘现代（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往往是塑造、规训现代、理性和文明的敌人，疯癫、非理性。在这里，很难不联系到中医的发展情况。相比西医，中医在今日的世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它是否也能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呢？中医的概念，比如“肝火”、“脾虚”，是否需要并可以转化为更抽象的医学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