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循环的狐步舞

张宏杰先生的《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本质是影射史学的一种，作者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隐晦的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等待能对上接头暗号的读者心有戚戚焉。至于具体指向如何，有心人一读即知，在此不予赘述。 不过虽然是影射文章，但作为科普读物，却是完全合格的，事实上对比市面上同类型的读物，我们应该打个优秀的评价：在很多地方，本书可以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一次性大批量纠正中文语境里的许多常见知识谬误，只是为了避免刺激读者神经，用词比较缓和。提到的虽然都是近二十年来学界司空见惯，老生常谈的概念，可在大部分所谓历史爱好者面前依旧超纲了，毕竟后者的阅读范围不会超过宫闺秘史与高中历史课本。 本书的定位其实是一块反光板，是学界与公众的中间人，将二三十年来学术界的新知与异识成体系的整理给普通读者，很难说作者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的发明创见，他做的更多的是将中外学者的发现与洞见融会贯通(比如秦晖先生、秦晖先生、秦晖先生，作者引用秦晖先生观点之多，使得本书可以理解成"作为中文学界左右两派最大公约数的秦晖先生理论学说的最新通俗易解版")，做成一个框架，一架梯子，一副拐杖给本书读者。它的最大的价值是，读者可以藉着这个线头剥丝抽茧，去更深入的了解作者书架上的神明，单靠本书并不见得能全面的了解历史，但顺着作者引用的书籍，倒足以形成自身的一己之见。 本书的缺点是，作者很多地方的论证是比较武断或粗疏的，有些地方也不见得是学界共识，甚至存在非常明显的错误，像进攻罗马的匈人并不等于匈奴人，两者的关系如同海牛与水牛的关系一样。至于埃及文字也不是象形文字，而是使用象形符号的表音文字。以及，虽然说从世界范围反思中国，但大体还是以西欧对比中国。不过这些问题无伤大雅，不影响理解，而且如果科普读物都得坚持铁处女般的精神洁癖，公众基本上不可能获得新的知识的。 关键词：秦政与治乱循环。 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有两次重大变革，首先是商周之变，统治的依据从鬼神转变为天命，而天命又由统治者的德行决定。由于天命无法度量，于是逐渐演变成谁是胜利者，谁就拥有天命，这使得中国改朝换代极其频繁，在世界范围也是非常罕见；然后是周秦之变，统治的形式从封建变为郡县，从此"百代皆行秦政制"。从时间来算，后者更重要，因为后人继承的都是秦人的政体。 秦政是战国法家出于军事竞争目的而打造的战争机器，比西欧同类型体制即使从雏形算起，也要早一千八百年以上。用作者引李侃如先生的话说："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经历了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行使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这体现了中国文明惊人的早熟，代价是自发秩序常年受到压制，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不开花也不结果。 作为秦政的设计者，法家是马基雅维利之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夸大了人性恶的程度，认为就算是夫妻父子之间也充斥着利害算计，除了自己以外所有人都可能是敌人，无视人除了利己本能外还有利他本能，因此在他们看来，道德伦理无用，君主只能用严刑峻法威慑，功名利禄诱导，才能治理好国家。 与坚持民为邦本的儒家相反，法家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的存在就是为君主存在的。民众存在的价值仅在于作战的时候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贡献劳力，至于民心所向与否毫无意义，或者说，在法家看来，民众压根就不许有自己的思想与意见，否则就会影响政府控制。因此平民不许议论国政，即使是支持国家政策也是妄议。(是以有今人改编笑话讽刺之：监牢里三人互相介绍入狱原因，"我反对商鞅。""我支持商鞅。""我就是商鞅。") 基于同样的逻辑，法家一力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在他们看来，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因为百姓贫贱，才会尊重权力，才好管理，就算允许他们飞黄腾达，也只能是被国家控制的耕与战两条途径，通过"利出一孔"，使所有人紧紧依附权力，遵循国家政策导向。 同时消灭中产阶级与社会凝结核，也就是任何有产业或本事进而不畏惧权力的人，将贤能与有知识的人赶走，因为这些聪明人头脑太活跃，不容易统一指挥。而为了弱民，就不能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相反，要让黑恶势力去统治民众，使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现状，这样民众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 于是从商鞅起，秦国打击商业，废除旅馆，禁止商人随便出行，将山川湖泽收归国有，禁止农民以此谋生。留给平民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要么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三分之二的粮食充作军粮。稍有反抗，便有严刑峻法，割鼻断脚伺候。同时为了统一思想，控制舆论，还建立互相监视的"告奸"制，鼓励亲人之间相互揭发。 法家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反人类的，但这样的制度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尽可能的压榨与汲取所有社会资源，使国家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从而获得了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庞大兵源和巨额军费。这样的国家结构虽然在文化上落后，政治上残酷，但在军事上却很有效。于是文化上先进的关东六国，被军国主义的秦国一一覆灭。 然而征服天下后，这套汲取体系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使所有人不堪其扰。毕竟在征服六国时，尚有战争红利作为弥补，六国继灭后，对匈奴与岭南的战争，逾出传统农业区，对中原帝国来说既难以统治，又所获甚微，不足以抵消官府的汲取力度。尤其始皇帝出于军事和享乐目的，热衷征发民夫，营建大型工程，葛剑雄先生认为役使的劳力一度达到两千万，即当时人口的一半，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而六国之民不像逆来顺受，已经习惯的秦国顺民，他们原本生活在法律和税收相对宽松的六国，在被征服以后，税率与法律变得严苛，稍一反抗抱怨，便有严刑峻法处置，所以说"天下苦秦久矣"。即使秦人本身对秦政也是不满意的，是以六国亡后尚有复国者，秦亡后反而无人出来为秦复国。楚国人刘邦进咸阳后废除秦法，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为什么一直是个负面角色的原因，但另一方面秦政从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否定，秦亡后中国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不咒骂批评秦始皇，但绝不舍弃以皇帝制度为首的一系列秦政，因为没有什么比秦政更有利于统治者了。 在秦政中，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只有权力没有义务，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尽管在儒家版的颜色革命，也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双方达成体面和解，儒家承认汉家天子合法性，秦政则掺入儒家元素，对社会的汲取力度有所软化，使理论上皇帝官员对天下所有人负有责任。但随着时间推移，儒家官员地位越来越低，从自命的导师与合作者，一步步沦落为实质上的屈从者，被儒家改造的秦政在实际运转时也荒腔走板，非驴非马，远远达不到儒家心目中的效果，即使到了中国帝制社会的巅峰清朝亦是如此。 研究清代财政变迁的《州县官的银两》里指出清代大部分税赋被收归中央，地方只留下很少的一笔钱用以周转，而且往往只被州县官用来收税，因为这影响升迁，其他职责一方面又不算进考评，一方面也缺钱，所以大部分人是敷衍了事，走个过场。但如果真有哪个缺心眼的人想去干点实绩，就会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各种乱七八糟的规定制裁，因为他日常经费紧缺，能控制的这笔钱开支去向又卡的特别死，当时金融业也不发达，他很容易在腾挪转用时犯下非法挪用或者其他莫名其妙的罪名。但这人如果真想贪污，制度反而很难管到他，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至于各地的水利工程与社会救济，通常仰仗于士绅阶级自发或者州县官组织的捐款集资，是以秦晖先生发现很多地方的水利工程是在军阀割地自保民间力量活跃的时候营建的，等到大一统王朝建立，社会资源被汲取到中央，自发秩序被压制，水利便开始荒废了。 而这种对统治者无比利好的制度唯一的缺陷，可能是人身上的绝对不安全。由于皇帝拥有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几乎无法被制裁的特权，所以皇位被觊觎者层层包围，法家按人性无法信任为前提打造的政治机器，最终得偿所愿使操纵这个机器的人真的无法去相信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这份绝对大权的威胁。 于是秦始皇以后，中国王朝更替极为频繁，即使在世界范围也非常罕见，与皇帝权柄之大脱不开关系。按本书作者统计，如果算上所有王朝，那么每92年一次王朝更迭。如果只算主要王朝，那么两百多年一次。讽刺的是，反倒是在比如日本英国这样很长时间内君主没有实权的国家，王朝的历史却能绵延下来。 尽管历代皇帝为了延长王朝寿命，苦心孤诣设计出种种制度，平衡内朝与外朝，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很难说起到了效果，各个王朝总是处于周期性的"崩溃"—"重建"—"崩溃"—"重建"的历史轮回。 究其根本，一方面在于鼎中之鹿人人欲逐，大位武力可期。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机器一旦启动，对社会资源的汲取便停不下来，而中国平均两百年一次的王朝循环，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王朝对民间的汲取力度越来越大，官吏增殖的速度超过自发秩序活力生产与恢复的速度，压垮了基层社会，导致王朝末年社会崩溃，重新来过。 早年学界认为王朝灭亡是因为土地兼并，但现在发现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的努力，但因为儒家是诸子均分，因此到第二三代土地便支离破碎开来，所以民间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另一种则是自由民难以承受沉重税赋，于是宁愿为奴，也要投奔可以合法免税的权贵门下，然后朝廷将税赋压在其余户口身上，导致更进一步的恶性循环。这表面上看是土地兼并，但本质上还是因为汲取过度。 由于在中国古代，民众既不能限制官府聚敛，也没有有效申诉的渠道，最终只能官逼民反，选择暴力反抗，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动荡与破坏，这就使得除了清朝以外，大部分大一统王朝的灭亡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灭绝。而清朝得以幸免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海洋秩序的介入。 而中国引入新的秩序以前，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发展，但这些发展不足以使中国走出治乱循环：前朝鼎盛时期积累的财富，因为战乱而损失殆尽，新朝在一片空白中走向鼎盛，然后开启下一个轮回。在这治乱循环里，中国始终走不出马尔萨斯陷阱。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机器的早熟对于中国文明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种种因素(像王朝中央对地方的汲取、治乱循环无法长时间积累等等)，抑制与打断了民间自发秩序的孕育。而换个角度讲，欧洲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正由于缺乏强大国家组织，民众受汲取程度微小乃至于无，使得民间自组织有机会积累，因而产生近代资本主义。 虽然文艺复兴之后，欧陆列国相继建立强大征税和财政机构，汲取力度越来越强甚至能让我大清也瞠目结舌，但是自发秩序能力也随时间发展越来越强，拥有更强的生产能力，抵消了汲取术的危害。 昨日之事，今日之师。读史的目的便是知兴替，明得失，否则撰写与阅读史书就失去了意义。但遗憾的是，中文世界对秦政之弊依旧缺乏自觉，始皇帝总是能获得他不应有的赞誉，可见杜牧那句话从来没有过时：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