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1837年2月10日,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逝世。不久,就有人提议为普希金建造纪念碑,屡次动议,都未获准。直到1860年皇村学校成立50周年,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才批准在学校花园里为诗人建造一座纪念碑。经过20年的社会募捐和方案征求,直到1880年才最终确立,由奥佩库申承担这项任务,塑造一个手抚胸口、低头沉思的诗人形象。1880年6月6日,纪念碑在莫斯科特维尔林荫道举行了揭幕典礼。1950年,纪念碑迁移到了普希金广场,成为莫斯科乃至俄罗斯的名胜之地,凡缅怀普希金,必定到此瞻仰。
这座纪念碑与诗人相得益彰。普希金,俄罗斯文学永恒的纪念碑。他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他是俄罗斯民族文学理念的先行者,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儿童文学等领域都树立了典范。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创作是那个时代“俄罗斯社会的百科全书”,高尔基盛赞他为“一切开端的开端”“俄罗斯文学的始祖”。在某种程度上,普希金就是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最精髓的组成部分。
纪念碑是有形的,作品与思想则是无形的。普希金有一首特殊的诗歌,即写于1836年的《“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在这首诗歌里,普希金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对人民的感情,对诗歌的热爱,也明确地说道,“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只有一个诗人流传”。诗篇不长,语言凝练,象征与意象纷呈,高度体现了普希金的文学才华,同时因其创作时间和主题而被看作“诗化的自杀遗言”。
“牛津通识读本”丛书之一的这部《俄罗斯文学》,有幅插图是普希金纪念碑的照片,每天都有鲜花环绕在碑座的底端。面对俄罗斯文学这么深广的课题,以通识读本的小体量,怎样才能准确且尽可能拓展探析呢?牛津大学俄罗斯文化学者、作者卡特里奥娜•凯利采取的方法,就是紧扣普希金来阐析然后加以延展。更确切地说,《“纪念碑”》就是入口。该书第一章,叫《遗嘱》,提纲挈领。其余各章巧妙地以诗句为题,使之成为讨论的切点。
比如,第二章,叫《“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副题“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作者说,这座雕像所选择的的形象说明了浪漫主义对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持久影响。若以感性的语言来表述,我想起徐葆耕先生的比喻,他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的初恋情人,让这个已经强大起来的民族意识到了自己的美丽。俄罗斯民族由于有了普希金,它的文学和民族性都变得独特且丰富,向往人间真爱、追求自由、热爱生活,情感澎湃。普希金应当伫立在纪念碑之上,但同时,本书作者还指出,这座雕像的建造也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里程碑。普希金的名人价值注定会被利用,被政治劫持,被商业物化,这是无法逃离的命运,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强化。作者搜集了很多文化生产资料,让我们认清这一点。
普希金并不只是教科书上端凝的塑像,也不只是俄罗斯文学的教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真挚热烈的男人。一个永远的少年。据说,普希金求学时的学业评价:“他有着华而不实的才能和激情与纤细但又并不深沉的智慧……生性浮躁。”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要不然,怎样的人才会冲动地决斗并以身相殉呢?常见的普希金诗歌大多是净本,我们还要读读普希金描写女人胴体的感官诗作《娜塔莉亚》,读读他与有夫之妇沃伦佐娃的私情暴露之后所写的暗黑色调的《焚毁的信》,诸如此类,或许能明白本书所指出的“纪念碑”的双重意义。被纪念,绝不只意味着被尊重。被单独抬举,常常意味着,人性部分的被抽离。
作为纪念碑的存在,仍是必要的。书中提到,在最初通过纪念碑接触到普希金的俄国人中,有一位就是茨维塔耶娃。当她还是孩童时,她常常在纪念碑所在的莫斯科广场上玩耍。是否有这样的原因呢?茨维塔耶娃就像永远的少女,她对爱情的渴望永不停歇,火在她内心燃烧,时时需要文字用力地抒发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普希金恰恰出现在俄罗斯自我意识开端时期,他的出现像一束指路之光照亮了道路,普希金是一种先启和昭示。如果没有普希金,就不会有跟在他身后产生的那些天才人物。赫尔岑、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纳博科夫……作者畅谈作家们对普希金的回应。《“纪念碑”》是如此的自信,“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的确得到了后世的证明。
当然,普希金只是一个源头,并不代表一切。所以,本书也会探讨与普希金风格殊异的其他文学大家。比如,托尔斯泰的救赎信仰与农民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的彼岸世界,契诃夫描绘小市民生活的喜剧笔调。作者还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视角探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及其与俄罗斯民族运动的精神结合。“民族国家”是19世纪的重大发明,整个欧洲虽然已经启蒙,但直到19世纪各民族才普遍觉醒。而普希金在他的18世纪里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站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博采众长,以至于到如今,人们还在讨论普希金文艺思想的俄罗斯性、斯拉夫性、欧洲性、欧亚性、全人类性。
追根溯源,从普希金那颗世界化了的“斯拉夫灵魂”里,我们仍能聆听俄罗斯民族与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与往昔、当下及未来的对话。面对这座纪念碑,我们也当低头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