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制的历史内涵

这是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赫尔南多*德*索托通过走访世界各地（秘鲁、委内瑞拉、巴西、墨西哥、开罗、利马、马尼拉、墨西哥城和太子港），进行资本制度考察，从而总结得出资本的秘密。

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传统，并非为西方世界所独有，早在两千年以前，基督耶稣就曾把商人逐出了神庙；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多年以前，墨西哥人就把产品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易。

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以及拉丁美洲挨门逐户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数据和事实，借以证明：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使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资产。穷人掌握财产的方式，有着相当大的缺陷：房屋，建筑在所有权记录不够完善的土地上；公司，既没有法人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职责；企业处于金融家和投资者视野之外；财产权利，没有得到可靠的登记和确认，无法顺利地转化成资本。他们的交易，只能在彼此了解和信任、范围狭隘的熟人圈子中进行，而不能延伸到更开阔的市场上。他们的资产，既不能作为抵押物而获得投资，也不能投资为股票。

在埃及，一个人想在国有沙漠上获得并合法注册一块土地，至少要完成77道官僚程序，与31个国家和私人机构打交道，这可能要花去5-14年时间。在海地，得到5年土地租借权利，需要完成65道官僚手续，平均至少需要花2年时间。合法现象才是次要问题，不合法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规则。

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新兴的经济力量，其实是写字楼下面的那些废品收集者、电气制造商和不合法的建筑公司。这些国家的政府，只能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的选择：要么把这些资源统一而有序的法律框架中，要么继续生活在无政府状态里。阻碍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面前，使之无法从资本主义制度获益的巨大障碍，在于它们无法创造资本。

从综合所有权制度和公司股票的创立者，到迈克尔*米尔肯这些资本主义制度最伟大的实践者，很早就能揭示并提取被他人视为一种废物的资本，而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设计出各种灵活、新颖的方法，去表述潜藏在人类积累的资产中那些无形的潜能。西方国家的历史，就是许多国家今天的情形。

西方国家成功地使穷人进入经济领域，却忘记了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的，资本的创造是如何实现的。这其实是美国人、欧洲人开始建立广泛、正式的产权法，确立了通过法律创造资本的过程。资本首先是一种抽象概念，必须被赋予一种固定的、可见的形式，才能发挥作用。在西方国家，随着所有权体制的成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机制，它们逐渐地结合在一起，前所未有地产生出一种创造资本的过程

。资本的创造是一种内在的过程，这一过程隐藏在一种正规、复杂的所有权体制中。穷人缺少的，是进入所有权机制的捷径。只有这种机制，才能够将其资产的经济潜能以合法的方式固定下来，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市场中，将资产加以运动，以便产生、获得或担保更大的价值体系。

在西方国家，所有的资产（每一块土地、每一座房屋、每一头牲畜）都在所有权制度认可的最新记录中得到了确认。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下，将资产分解为资本的过程，在表述上极为困难。它隐藏在管理这种制度的成千上万条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机制当中。就像能量一样，所有权只是一种概念，它不可能被感官直接体验到。西方国家的正规所有权制度，产生了6种效应：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建立责任和信用体系；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

触摸资本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种所有权制度，它能够把所有权的经济特征记录在案，使它们与特定的场所、位置和所有着联系起来。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资本的惊人增长，正是所有权制度逐步改善的结果，它使经纪代理人能够看到和发掘资产的潜力，并由此发行不具有通货膨胀性质的货币。他们借助于这种货币，资助并创造额外的生产行为。西方国家将已经确认的资产信息和规则集中在一起，建立了可以追踪经济发展历程的所有权制度，而这一过程正是它们已经把整个制度化过程纳入到一个正常轨道上，而这一过程正是创造资本的根基。决定资本主义未来的战争，已经从理论学家的学术研究范畴，转入到一个由创业者、金融家、政治家和法学家所构建的一个庞大的网络中，全世界的注意力也从理论层面，转移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现实交易上。

许多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就在于阻碍了大多数人进入正规所有权制度的渠道。法律体制落后于惊人的经济和社会巨变，迫使外来移民创造出法律之外的规章制度，来代替现有的法律。企业制度在西方获得成功，是因为法律把所有的人都纳入一套所有权体制下，使他们有机会彼此合作，在更广阔的市场环境下，创造出大量的剩余价值。

在过去40年里，在世界范围内，不受法律支配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产生出一个新的创业者阶级，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律、协议和制度。而政府部门所看到的，只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非法劳工的涌现以及疾病和犯罪的蔓延，只把着眼点放在自身的事务上，却没有注意到，导致混乱的原因并不是人口问题，也不是城市的发展，更不是一些贫穷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是过时而落后的合法所有权制度。

很少有人意识到，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刚刚出现的。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城市所面临的移民潮和非法现象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工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相似。西方国际的教训是，依靠零敲碎打和权宜之计去缓解贫穷现象，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政府改革法律和所有权制度，促进劳动分工，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只有通过系统化所有权制度的有利影响，提高生产力，普通人才能够发挥创造力，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中实现专业化分工，扩大资本的形成规模。

国家面对的许多问题，是成文法律与国家实际的运行方式并不协调的结果。政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把不合法的资产融入到一个系统化法律框架中，使它们具有合法性，因为不然的话，法律的无政府状态，就会继续存在下去，现存的所有权体制，将无休止地与不合法体制展开竞争。欧洲国家的过去，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极为相似，后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不在于人们纷纷涌入城市，不在于公共服务设施供应不足，不在于垃圾堆积成山，不在于衣衫褴褛的孩子在街道上乞讨，甚至不在于宏观改革政策的好处没有惠及大多数人，因为其中的许多困难在欧洲（美国）同样存在，而它们最终都被克服了。

真正的问题是，所有这些难题，正是国家面临全国改革这一重大使命的征兆。随着穷人涌入城市，创造出不合法的社会契约，他们正在将权利进行意义重大的再分配。在发达国家，管理所有权制度的人更关心的，是与所有权相关的各种事物。但作者更关心的，不是所有权本身，而是其中的权利：如何得到所有权，或者说如何拥有获得所有权的权利。

过渡到系统化合法所有权制度，与科学技术没有多少关系。关键性的改革，在于调整法律，使之适应大多数公民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每一个国家里，表面上的不合法现象，其实不见得是违法犯罪，而是民间的规则与社会上层的规则彼此抵触的结果，这也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革命，并把这两种体系逐渐融合在一起。

简单回顾美国的过去，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各种表面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实际上是在等待一种新的法律秩序的诞生过程。美国首先抛弃过时的英国法律，在美国早期的传统都是私自定居，由于法律、土地和所有权产生的混乱状态，移民们设计非法所有权凭证（斧头权、小屋权、玉米权），接着发生了多次移民者和监管者的冲突事件，行政当局不得不承认居民拥有‘优先权’，但更多的法律障碍，带来了更多的不合法现象，更多的抗争。转折点出现在肯塔基州，越来越多的不合法定居者对选举出的官员所产生的压力，促使许多州政府做出回应，到1841年，国会终于将优先权原则确定下来。到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家和法官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确立了所有权法律的基本规则。归根到底，美国向正规化体制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体现在技术细节层面，而是在于政治态度和广泛意义上的法律趋势的改变。在建立接纳不合法人口的法律体系过程中，美国政治家表达了一种革命性的理念，那就是，法律体制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够生存下去。

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应该一位模仿美国的经验。主要的教训是，如果无视不合法协议的存在，或者试图把它们完全排除在外，而不是采取适合的策略，将它们纳入法律体制，不管如何努力，最终只能是徒劳无功的。进入不合法领域或从事地下经济的人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缴税；人们拥有的房地产资源并不是合法的，因为没有进行过正规的测量、划分和登记；在所有权法方面，只要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就可以满足实际需要，而且，政府完全不必要考虑人们遵守这种法律的代价；现存的不合法协议或‘社会契约’，没有多少价值；在缺乏高度政治领导权的前提下，仍然可以轻易改变人们保存和使用资产的方式（不管采取的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方式）。如果政府可以接触到不合法的社会契约，获得足够的相关信息，将穷人和他们的资产纳入到一种法律框架中，这样，穷人最终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历史和个人经验表明，要想实现一场所有权的革命，领导者至少要做3件事：从穷人的角度看问题，团结和吸收特权阶层，解决好法律机构和技术官僚机构的问题。

对于不合法的社会部门，改革的领导者必须唤起人们被压抑的创业潜力，向他们展示进入一种新的正规法律体系的种种优越性。对于合法的社会部门，领导者要表明，改革不会破坏合法的、可执行的所有权权利，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会因改革而受益。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由于忘记了所有权制度的关键问题，使他们自己被看作现状的捍卫者，盲目执行现存的书面法律，却无视这种法律是否具有歧视性。

当越来越多感到失望的人们，正在寻找更加全面而有效的理论手段，来改善极端糟糕的经济前景时，绝不应该低估马克思主义综合原理的潜在力量。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往往很少花时间深入思考，然而一旦出现了经济危机，对于秩序、政治和法律等领域的问题的解释，就会提上日程，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出现（比起资本主义方法论），它始终能够提供更加有效的概念和方法，来解决西方国家之外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政治问题。

正规的所有权不仅仅是用于分配的工具，还是促使人们创造真正的剩余价值的手段。所有权表述不是‘单纯的书面文件’，它们是一系列调节性手段，帮助人们获取那些隐藏在实物资产背后的价值。财产所有权记录，可以将人们对资产的认识引向财产的使用。如果所有权法律能够获得精心的构思和设计，就能够超越文化范畴本身，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信，并且，能够减少将事物和思想进行汇总和归纳的成本。

政府需要接受下列事实：穷人的处境和潜力，需要得到更好的记录；所有的人都有能力积累资产；穷人缺少的是合法的系统性所有权制度，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够把穷人的劳动和财产转换为资本；今天，国内的动荡不安，以及黑社会集团的存在，并不是一种边缘化现象，而是数十亿人有组织地从小规模的生活领域，向大规模的生活领域迈进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穷人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建立起一种能够创造资本的所有权制度，是一项政治上的挑战，因为涉及到如何与人民打交道，如何掌握社会契约，进而全面修订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