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需是豪杰方能做得

本书以打通文史哲的方式，以王学发展流变为线索，呈现明代士人尤其是中晚明士人心态的变化。全书共四章，我以为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明初士人心态发展变化，回溯王学诞生远源；第二部分剖析王学诞生的具体背景、精神风貌、理论内涵、价值取向及时代意义；第三部分则以王学在中晚明的变化，展现士人面对晦暗的外部环境如何汲取、改造王学以求安身立命的挣扎。

本书主要遵循“内”与“外”相对的框架来分析问题。“内”即士人内在精神性活动，“外”指士人所处具体历史情境。作者认为王学诞生及流行的远因，是外部环境的挤迫导致明代士人内在价值观发生撕裂、动摇，士人需要新的思想资源来重建内在价值体系以期“安身立命”。具体来说，士人将内在价值的判断权柄寄托在君王、朝廷、公议这一外在权威上，将内在人生意义寄托在外在事功上。这种价值观建构方式在君臣共治格局下尚能保持稳定，但在明代君权前所未有强势的格局下则分崩离析。君王之“势”攘夺了士人对“道”的解释权，又把这夺来的“珍宝”肆意践踏换上“君王独尊”的“狗肉”，以“势”驯服矮化士人人格，甚至不允许士人通过隐居表达对该种价值体系的否定。最终形成外部环境挤迫内在的困局，而这一困局士人无法逃避必须面对。

弘治朝君臣和睦的氛围令士人恢复了对担负道义的信心与自觉，然而之后的正德以任性妄为再次践踏了士人之道。在此背景下诞生的阳明心学不单是先生解决自我存在困境的灵丹，更是解救内外交困士人的妙药。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一是将价值判断之权柄收回士人内心所有，即以良知之是为是，人生意义、存在价值不再需要外在权威的认肯；二是以内在的超越境界面对外部环境的险恶，即忘怀生死荣辱、毁誉得失，达致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使得士人得以从容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并化解危机，甚至将外部危机化为构建内在超越的砖瓦；三是打通内外界限。良知既然涵摄天下万物，则天下万物与我为一体，故而万物一体之仁既是构建内在超越的前提也是构建内在超越的目的，专注内在则与佛老避世无异，而失却内在超越，则物我、人我之界限的打破无从措手，既重新唤醒了士人的道义承当、伟岸人格，又避免士人一味求外忘却身心。

伴随着中晚明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士风的流变，士人对王学不同侧面各取所需各自发扬，这又反过来影响士人心态。泰州学派继承发扬了阳明的豪杰精神，重视对外部环境之更张，思出位之思，为徒手缚龙蛇之事，颇有古大侠之风，李贽当然也是此精神气质的余绪。但有道之士的政治空间愈来愈局促，导致士人关注内在超越甚于外部事功，受此影响，王学也愈来愈呈现出“逃禅”的面相，反过来加剧了士人关注自己小天地的心态，晚明器物的精致、小品文盛行正是这一心态体现。最后性灵派、竟陵派这种只关注自身而不理外在的文风成为了士人心声的集中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阳明先生豪杰精神的提揭，即将“万物一体之仁”作为其学说之灵魂，这在我看来是独具慧眼的。先生早年经历已足彰显其英雄豪杰的气质，而当其臻圣境后对于狂者精神的推崇更显出他豪杰的底色。

“圣贤需是豪杰方能做得”。在纷繁复杂瞬息变化的世界，如果想办事，当然需具备进取、自信、果断、魄力、坚毅等品格，如果想办大事，那需要豁达的胸怀、全局眼光以及超越的境界。具体到与人交往中，和易善谑、体道自然更能得到认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办事，难免会犯错、跌倒，勇于尝试、不纠缠于过往的品质才是良方。这种豪杰的精神气质无疑是豪迈、张扬的、外向的，和狂者相近，这和程朱理学拘谨、严肃、清慎甚至有点迂腐气质当然不太投缘。程朱理学本身即对曾点这样的狂者持批评态度；而对于在现实中犯下道德错误的畏惧只会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不敢放开胆子尝试；另外他们希图以自己建构的“理”去裁剪现实世界更与豪杰务实的精神背道而驰；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学说固守一时一地的伦理道德，这自然已无法令当下的我们满意。

圣人的形象当然是多样的，豪杰当然也是其众多面相中的一种，但伴随着程朱理学据有了圣贤的解释权，其所推崇的精神气质逐步成为了普罗大众对于圣人的想象，圣贤与豪杰的形象产生了割裂甚至对立。圣贤是迂阔的，豪杰是能办事的，圣人污名化了，其境界也不在是值得向往的了。这当然不利于我们利用旧有思想资源安顿身心。作者着重强调王学这一气质无疑有利于破解这一局面，也为我们把握王学灵魂，避免流入概念空谈提供了保障。

明代士人的精神资源是匮乏的，他们没有解构社会问题的理论武器，因而在精神上无法破解自我的困境，故而只能走向自我封闭。倘若我们认肯阳明先生万物一体之仁，那么我们便不能把目光拘束在故纸堆中，应当主动拥抱现当代的前沿思想资源，拥抱波澜起伏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