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谈鲁迅
比之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声誉是相当低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当代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自古已然；一些评论家，因此而不平。我看，总的来说，没有不平的必要。原因是，以创造才能相比，评论家常常远远弱于作家。
要让教授的学术符合生活常识，好像简直要了他半条命，他们会神经质得叫人感到恐怖。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迷恋。但到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们之中除了把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在学术生命之上的一小部分人以外，其余的，不乏诚实之士。
毛泽东的语录很少人引用了，而鲁迅的语录至今在某些权威人士的文章中，仍然被脱离时空地引用，而且不加论证地作为立论的大前提。我想这是另一种病态。
在我看来，《三国演义》中临机应变、足智多谋的战略战术，不胜枚举，但其基本思想，乃是争取正统王位的“奇才决定论”。曹操求才而忌才，孙权雄才而重才，关公恃才，周瑜妒才，诸葛亮以才报知遇之恩。只有刘备是例外：无才。但身为正统，倾心用才，有奇才者则平等待之如兄弟、尊之如师长。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求奇才、争奇才、斗奇才的心灵交战图。
谈周作人
周作人追求的不是朱自清式的浓郁抒情，他所追求的是“平和冲淡”的风格，在可以强化情感的地方，他却抑制情感，在可以铺张排比的地方，他却十分吝啬笔墨。
谈戴望舒
我举他的成名作《雨巷》为例，连戴望舒的第一个发现者叶圣陶都只说到他的这首诗开始了新诗节奏的新纪元。这话经常被文学史家所引用，当作权威的评定。其实叶圣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戴望舒是不主张诗的音乐性的，他在《论诗零札》中明白宣称，“诗应该去掉音乐的成分”。
浪漫主义者的感情是强烈的激情，而象征主义者则是一种宁静的体验，不过他们不把自己的感觉作主观的表达，而是为这种主观感觉还有感觉以下的宁静的情绪寻找一种“客观的对应物”。
谈徐志摩
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是当时小说、诗歌、戏剧的共同主题，但是许多主张自由恋爱的文学前驱恋爱却不能充分自由。胡适是喊得最凶的一个，但他的婚姻是包办的。结婚以后，他的妻子并不能使他满意，他真正的意中人是另一个。后来，胡适和她在杭州有一次会晤，被妻子发觉，以大闹一场而终，从此胡适不敢造次。郭沫若也是一样，他最早的婚姻是包办的，他去日本后，陷入了一次恋爱，并且生下了儿女。可是道德的苦闷常常使他想着自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他才高呼反抗，以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欢呼毁灭旧世界和旧自我，让新世界和新自我像火中复活的凤凰一样享受温馨的欢乐，但他居然一直没有和那包办的妻子离婚。
当徐志摩发现自己另有所爱时，便非常果断地提出了和他的“发妻”张幼仪离婚，而不管无穷无尽的社会批评。那时连他的恩师梁启超都曾写了一封长信谴责他“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但是他顶住了，他把张幼仪的信给公布出来，可真有点大无畏的精神。很可惜后来他追求陆小曼，此人乃一交际花，在结婚后仍耽于社交，并且吸毒，还与一个医生有染。这使徐志摩十分痛苦，遂离开上海的家庭，应聘于北大，往来于空中交通，不幸于1931年死于空难。
在中国作家中，包办婚姻也有十分幸福美满的。例如茅盾与孔德祉白头到老；叶圣陶对他包办的妻子十分满意；而闻一多的包办妻子连字也不大认得，他还从美国写了长诗去给她，让她用手去摸字，说是便可感到他们心跳的一致，可惜这诗被他父亲截留了。
谈陈寅恪
早在50年代后期，我还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就听周扬在报告中说过：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不能像对一般知识分子那样要求他进行思想改造，中央请他到北京来工作，他提出的条件是：不学马列。当时在我印象中，这是一个大师式的学者，连周扬都不得不对他的“顽固”网开一面。
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安然地进行研究长达十余年，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知道：中国毕竟只有一个陈寅恪。
谈钱钟书
钱钟书的拿手好戏就是歪喻连篇。他的歪喻是非抒情的不精致的比喻，在联想上不相契合、互相抬杠、不伦不类的比喻。光凭这样的语言趣味，所写的长篇小说是比较单调的，故我曾为文说钱钟书的《围城》不能列入经典之列。
他在《谈教训》中提出一个歪论：“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
“世界上的大罪恶，太残忍……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连续的歪理歪推，越推越歪，最后也有歪打正着之妙。
谈《废都》
作者为主人公庄之蝶设计的结局是鸡飞蛋打。他的妻子坚决要与他离婚；他最钟情的情妇唐宛儿被她的原夫绑架回乡；而阿灿则在把自己的面容毁了以后，再也不和他相见；那个与他偶尔有染的柳月又嫁给了市长的儿子；而他最早的情人和他打了一场名誉官司，他又彻底失败了。因而他变得颓废，最后等于是精神崩溃，在出走西京时中风，倒在了候车室里。
这个结局是很严肃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名人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其意味是相当深刻的。
但是，许多读者，包括很有欣赏力的读者，似乎都没有为这个悲剧所吸引；相反，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被贾平凹那种大胆的性爱描写所转移了。
和当前一些新潮派的小说家追随西方叙述风格的潮流相反，贾平凹独树一帜，他追求的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既有一种唤起传统文化趣味的功能，又有一种展示当代市井语境的趣味，更难得的是有时颇具幽默感。
谈顾城
而顾城在我国文坛一般被认为是一个“被幻想宠坏”的孩子。他的诗并不以深度见长，是经不起深刻的研究的。
顾城究竟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顾城完全是自发地与意象派大师殊途同归。这不是没有可能。诗歌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有时这种规律注定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即使没有外部影响也会照样发展变化。
顾城不仅是被幻想宠坏了，而且也被评论界宠坏了，尤其是海外评论界居然没有什么人认真地解剖过他的诗，指出他的肤浅，缺乏思想。
看了这么严肃的科学研究报告，我自然想起了爱伦.坡、马克.吐温、惠特曼、庞德、布来克、拜伦、丁尼逊、果戈理都曾患过精神病。海明威把枪对准自己的嘴巴自杀，高尔基年轻时自杀未遂，马雅可夫斯基在创作高潮期开枪自尽，传说中李白投水捉月而死，近年中国当代诗人海子的卧轨自杀……好像诗人、艺术家多少有点活得不耐烦的倾向。
我读了四川一家出版社出版的麦琪的《魂断激流岛》的感觉。在这本荒谬绝伦的书中，麦琪写她来到顾城家和顾城发生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被迫的，是顾城半夜钻进她房间来施暴的，但她后来却心动了，而这一切又是谢烨和顾城在她来到激流岛之前设计好的圈套。
谈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关系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最大的强奸犯就是张艺谋。他改编《菊豆》，把本来很重要的从土改到公社化的社会背景删去了，这一删就把一幅社会风俗史图变成了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徒劳的压抑。至于他将苏童的《妻妾成群》，拍成《大红灯笼高高挂》，捏造了一个大院落，苏童写的是南方，大院落可是北方地主庄园。更离奇的是胡想出一个老公到某一老婆屋里过夜，就郑重其事地、仪式化地点灯笼；早晨离去时，又大张旗鼓地熄灯（由仆人用一根长达五尺的筒吹）。这完全是胡编，而且是违背原作的严肃风俗画精神的。
年轻的时候听徐迟先生说，他绝对不看根据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不管它是出自外国什么名家之手，什么大导演执导，大明星主演。后来和郭风谈此事，他说得更精彩：“切勿触电！电影是集体的工业，而文学是个人生命的体验，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不过，也有歪打正着的，即如90年代中国最有才华的先锋派青年作家余华、苏童、北村都曾因急于突破传统，把小说写得像天书，情节人物一概没有，成了非驴非马的小说，甚至“反小说”。电影跑出来“强奸”了它一下，这些作家又变得会讲故事了，而且是面目全新的故事，好像又矮又丑的驴子去强奸了一下高头大马，生出来个大骡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艺谋也并不那么可恶，不该当作“强奸犯”，因为第一，对方是情愿的；第二，又改良了品种。
谈三毛
三毛在内地，主要是在中等层次的读者中有很大的市场。这是由于她的作品富于异国情调，充满了内地读者无法想像的奇异情景和变幻多端的情节。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中又有上海朱大可先生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原名《甜蜜的行旅》，此名为书商所改），文中提出“一个戏剧性的倒证”：“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谈舒婷
尽管舒婷写散文亦如写诗一样严谨，十年才写出了这么一小本，可以断言舒婷的散文在艺术上远不如诗；但是我仍偏爱她的散文，因为这样的舒婷，更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老百姓，一个活生生的像你我一样的人，而不太像一个诗人。
当舒婷选择幽默作为她的散文的风格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她本性的自然流露；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选择是颇为冒险的。这是因为，就全部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史来说，幽默散文领域已经有了不少大师驰骋过他们的笔墨。散文中具有幽默风格的比比皆是：有鲁迅、钱钟书世的与社会人生的讽刺相结合的犀利的硬幽默，有梁实秋、余光中、王力式的自我调侃的软幽默，有孙犁那样富于智性沉思的，也有杨绛超脱困境的轻松的，有汪曾祺式的充满佛性达观的，有李敖刀子一样泼辣甚至残忍的。也有柏杨以玩世姿态表达愤世之情的，还有后现代黑色幽默的。舒婷的幽默散文以自我调侃见长。
谈王小波
王小波无疑在文学史上会留下名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思想有某种历史性，而且还因为他的幽默风格：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是他第一个把幽默和智性的思考柔和地（而不是尖锐地）结合了起来。这可能是他对于中国当代散文的重要贡献。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前以思想的深刻见长的学者散文，很少是幽默的。读者完全有理由担忧：以智性思考见长的王小波，有能耐将两者结合起来吗？
在中国当代抒情散文过分轻松，幽默散文又缺乏思想深度的时候，他竖起了智性与幽默结合的旗帜。
谈散文
然而在丧失了散文本性的“两性散文”却一直占据要津，以致许多读者，甚至许多作者都误以为散文的本性就是抒情的，散文命中注定就是要追求诗意的，散文的生命就在于诗。
这是一种幼稚的天真误解。
梁衡先生是内地少有的散文理论家，他的理论确实抓住了散文的要害。他的文章已经发表好几年了，内地散文比他发表文章的当年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谈低俗和高雅文化
袁良骏对于文学的高雅（教育）非常执著。他认为武侠和言情小说只能拿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属于“低俗”之列。袁先生文学观念的特点就是把雅文学和俗文学绝对对立起来。这种说法，不但有失公允，而且也脱离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成果。
袁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师、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在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论稿》中就发人猛醒地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左倾幼稚病的表现之一就是自以为雅，不加分析地排斥所谓俗文学，简单地否定侠义和言情小说，导致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谈读书与读注解
王瑶的报告还说了些什么几乎全部忘光了，惟一铭记至今的是，他说：他读书，尤其是读学术论文首先看注解。因为注解都是关键，不是对论争要害的详细说明、补充、辨析，就是对所根据的材料考证或交代，许多尖端的学术问题都在其中。
王先生的这个教导使我受用无穷，尤其在当今信息空前大爆炸的年代。那么多学术著作：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总得选择，而王先生提供的这个选择标准是一种高水平的学术标准。
看一个人的学术水平，除理论建构和解构的能力以外，主要是知识结构和背景。一般地说知识结构的背景和气度在文章的注解中可以一目了然，这可以说是一种最简单的探测学者智能结构的方法。
谈读书
要真正提高自己的水平，就得采取另一种姿势。就是要坐着读：古人讲的“正襟危坐”，不但是一种姿势，而且是一种心境、态度，一种目的。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再犯错误，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一种是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对于书，也可以这样说。
谈海明威
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据他自己说，其结尾，修改了39次。
谈文章语言
我时时感到，我们的新闻文体，语言风格太呆板了，官样文章太多，个人风格太少。也许有人会说，新闻、报刊文体只能如此，它容不得个人风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有许多报刊文章的作者，语言是很考究的。
回避呆板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回避直接叙述，有时他们以直接的议论见长，有时就完全不加议论，不作解释，完全借用数字或别人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倾向。
李清照无儿无女，晚年孑然一身，寄人篱下，孤寂而死。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孀居之苦，凝集心头，无法排遣，她和着血泪写下了千古绝唱《声声慢》。
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的观点。
傅雷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献辞”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1997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韩国三星产业跌入低谷，月亏损达1700亿韩元。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请副会长尹钟龙面向45000名员工朗读日本小说《一碗清汤荞麦面》，号召员工学习书中母子面对逆境坚韧、乐观的精神。不到10分钟，台下已是唏嘘一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亨利·海涅的名言：“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随他而生，随他而灭的。每一块墓碑下面，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武松打虎，真打老虎不是艺术，如果现在放出一条老虎，让我打给大家看，没有一个人敢看，我肯定会输，输掉以后，我反正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就危险了。真的向日葵不是艺术，凡·高画个假向日葵可值钱啦。真的虾不是艺术，但齐白石画的虾并不完全符合真实，他给虾画的腹足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五对，你去看看真虾，起码十几对！一斤真虾最多卖一百块，挂起来，不用一星期就臭了，齐白石的假虾，越挂越香，挂上几十年，卖几十万啊！
要知道，诗歌的趣味并不只限于情趣，而且还有谐趣。这在诗歌中也是一格。相传苏东坡的脸很长而且多须，其妹苏小妹额头相当突出，眼窝深陷，苏东坡以诗非常夸张地强调了他妹妹的深眼窝：“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妹妹反过来讥讽哥哥的络腮胡子：“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哥哥又回过来嘲笑妹妹的“奔儿头”：“迈出房门将半步，额头已然至前庭。”妹妹又戏谑性地嘲笑哥哥的长脸：“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朝方流到腮边。”虽然是极度夸张双方长相的某一特点，甚至达到怪诞化的程度，但却没有丑化，至多是让人感到可笑，这就叫做谐趣或者幽默感。
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
杜拉斯也说，《情人》经过反复的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照我看，她的其他小说都不如《情人》好。他们的话让人看了放心，说明现代小说家也不是一群超人。他们有些惊世骇俗的名篇，但是既不多，也不长。
昆德拉的书也主要是说这个问题。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且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
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法国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是：除了乌迪·艾伦的电影，其他通通是狗屎一堆。
相反，一些优秀的欧洲电影，美国人却没有看过。比方说，我小时看过一些极出色的意大利电影，如《罗马十一时》之类，美国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为此我请教过意大利人，他们皱着鼻子说道：美国人看我们的电影？他们看不懂！把知识分子扣除在外，仅就一般老百姓而论，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文化上有些差异。
后续
孙绍振曾对我说，他写作书评喜欢用“剥竹笋”的方式去写作，即首先细心阅读，吃透书中的内容，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推敲、思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