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边疆》及《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笔记与心得

今天中蒙俄三国的蒙族人口数全加一起，也不足汉人百分之一。虽然历史上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原的人口差距或许没有这么悬殊，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以数量级来衡量是毫无疑问的。任何人只要注意到这个事实，恐怕都会对历史上中原王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时何以如此被动感到困惑不解。其中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地理因素。蒙古高原虽然不像青藏高原般几乎是藏人以外的人类禁地，但在农业时代，汉人力量要拓展到蒙古高原仍是极难的。首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方式没办法大规模移植到蒙古高原，自然条件在长城一线竖起一道天然壁垒，这就是汉文明向北延伸的极限。其次，事实上中原王朝一直受到北族骚扰，而不是仅仅宋代比较孱弱，那为何人口庞大，经济实力强悍的中原始终无法去除北方的军事威胁？游牧民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是机动性，人口密度低本身也是一个优势。规模庞大的中原军队如果深入草原，在陌生又艰苦的环境中，很难找到打击目标，很难就地获取给养，后勤保障也非常困难且成本高昂。整个草原范围广大，并且漠南和漠北之间有茫茫戈壁阻隔。游牧军队可以充分发挥机动性强和熟悉环境的优势，一开始回避与汉军正面交锋，采用游击战术疲敝敌人，等到汉军疲惫不堪时再进行反击。综合起来就是，中原军队很难深入草原打击游牧势力，即使偶尔赢得局部的军事胜利，汉人也无法扎根草原，游牧部落会迅速恢复元气。汉唐两代鼎盛时期对北族的军事打击事实上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也可以说，在天然军事屏障这点上，蒙古高原同青藏高原、游击战中的根据地、国共交战末期的台湾原理上都是一致的。

然后，游牧民族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在战力上有显著优势，甚至于早期的火器由于移动不便，装填速度慢等缺点也无法在旷野作战中赢过弓箭。总体上，直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碾压游牧民族的彪悍战斗力之前，整个世界的定居文明都没有有效手段对付草原势力。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满清，满清简直是一个特例，满人是东北民族，并非草原民族，但在其统治中国之后居然彻底解除了来自草原的威胁，对中原王朝而言这是第一次。所以称满人是中国两千年皇权时代集大成者毫不夸张。要谈满人对蒙古的控制就不得不提藏传佛教，最初喇嘛教被蒙古人用来统一蒙古，加强统治，以及抗拒汉化，最终被满清用来加强对蒙古的控制。喇嘛教在化解蒙古人的攻击性方面最重要的作用并非宗教教育，也并非让大量青年男性出家，而是通过召庙将蒙古民众约束在一片固定区域。加上满人自上而下建立蒙古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蒙古王公分配领地，禁止民众逃离所属王公投奔他人，防止某个势力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统一草原。从蒙古王公的角度，这种方式避免了竞争，强化了对民众的控制，也乐得配合。满清在上升期运气好到爆，数次依靠对手内讧坐收渔利。刚兴起时蒙古处于分裂状态，明亡于民变，南明内斗不止，三藩之乱时吴、尚、耿、郑互相攻伐，准噶尔叔侄内战。并且上升期持续时间超长，接连数任皇帝均是英主。从玄学角度说这或许就是天意，从唯物角度也可以说这就是长于内斗的汉人的宿命。顺带说一下满人屠准，不谈道义的话，屠准的直接原因，是满清两次在取胜撤军后当地马上叛变，根本原因是游牧民全民皆兵，且人口恢复迅速，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其彻底抹除。

最后，不管是草原民族还是东北民族之所以能以如此少的人口入主中原，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古代东亚并不流行民族主义。虽然儒生士大夫会强调华夷之辨，但区分华夷的标准更多的是文化，蒙元统治仅仅九十年即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因其拒绝汉化，而至于热衷汉化的东北王朝，对汉人老百姓而言，不过是换个老爷而已。不管是鲜卑、契丹、蒙古还是女真，或许看成军事集团比看成民族集团更加合适，其最终取得天下，必然会借助汉人的力量攻打汉人。清准战争中满人同样领导蒙古人打蒙古人，在古代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当时并不流行民族主义，无法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

虽然草原始终威胁着中原，但它要深入中原腹地同样极为困难。游牧民人口太少，且缺乏围攻汉地坚固城池的技术，承受不起深入中原进行全面战争会导致的兵员和物资损失。因此从汉代到唐代，草原势力交替执行敲诈策略和内部边界策略。在强盛的时候骚扰中原边界，逼迫中原王朝执行绥靖政策，花钱买平安。甚至在中原王朝统治出现危机时出兵帮助平叛，协助维持中原的统一，避免中原经济被战乱破坏，同时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够征收赋税输送草原。当草原陷入分裂或受到打击时，一部分草原势力会投靠中原，与中原王朝合作，依靠中原的支持击败草原上的竞争对手，一旦取得成功就继续执行敲诈策略。直到黠戛斯人的出现打破这一汉胡互动模式。黠戛斯人原本生活在唐努乌梁海西北面，属于草原边缘，不懂传统的敲诈套路，在击败回鹘人之后，也没有收编回鹘人，没有继承先前的草原民族建立汗国并勒索中原的传统。

对中原而言，这未必是好事，因为这意外导致原本被草原势力压制的东北民族崛起，而东北民族不像草原民族，仅满足于敲诈中原，东北民族是要入主中原的。凡是在华北或是整个汉地建立稳固政权的外族，除蒙古人之外，基本全是东北民族，这并非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辽宁的特殊性。辽宁的自然条件适合农耕，从很早开始就属于汉文明区域，然而辽宁北面一马平川，汉地东北部的天然防线是燕山山脉，辽宁很容易被东北民族控制。这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朝鲜半岛的纬度决定了它适合汉文明的延伸，但与中原连接的通道辽宁很大一部分时间并不由中原王朝控制，因此对中原来说朝鲜很多时候并非半岛而是岛屿，朝鲜由此作为一个汉化的独立王国存在。其二，汉人在军事上不占优势，但生产力水平遥遥领先。因此控制辽宁的东北王朝基本都是二元复合型王朝，采用汉式官僚体系，任用汉官。并且，东北的部落联盟有一定的民主传统，不管是为了强化王权还是仰慕先进文化，统治者基本都热衷汉化。这导致东北王朝不像草原势力，它有统治汉地的经验和意愿。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与契丹，导致北宋在东北无险可守，契丹更深地嵌入汉地。灭辽的金和灭金的蒙古，则在前人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深入汉地。蒙古作为草原势力的特例正是因为与金的争霸中取胜，继承金朝衣钵，也成了二元复合王朝。原本汉化会导致战斗力减弱以及部落贵族的反弹，但是通过辽金元三拨的迭代，既保持了骑马民族的战斗力，又持续控制与汉地的纽带，并且一次比一次深入，汉地作战的技术也越来越纯熟。熟悉草原的复合王朝比如北魏会定期洗劫草原，防止草原势力成型。但是金朝可能是将过多精力投入到与南宋的对峙，也可能纯粹是因为铁木真个人的军事才华，金不但没能压制草原，反而被彻底击败。金蒙战争是蒙古霸业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战争，蒙古自此拥有草原的军力和汉地的经济基础，同时获得擅长制造攻城器械的汉地工匠。最终成就一个超级大帝国，也成就了铁木真这个蒙古人的超级图腾。如果没有辽金两朝与宋的南北对峙，如果汉地有一个控制长城边界的强大中原王朝，铁木真纵有军事天才也很难全面突破长城防线，也只能是草原上一个出色的首领，很难有后面那么大的动静。人的命运不仅要看个人禀赋，还得依靠天时地利。

草原势力是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为敲诈中原而生。加上草原需要卡里斯玛领袖，无法接受幼主。不像汉地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和儒家思想控制来稳定统治。因此草原势力多数时候采用兄终弟及的继位模式，但这一模式有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引起很高的内战风险。各种原因导致草原也很难团结，那为何中原王朝对草原的离岸平衡手策略很难奏效呢？第一，由于古代条件限制，情报不充分，与近代英国对时局的掌控完全不可比；第二，草原势力人口少，攻击性强，行动迅捷，换言之草原的稳定性极差，中原王朝的助力一不小心就会超出预期扶持其中一方坐大。

中原能否不接受草原的敲诈？从执行强硬政策的汉武帝时期和明代前中期看，用兵消耗巨大，也并无多少收益。那如果允许边境自由贸易能否避免交战，甚至避免草原统一？游牧民究竟能否自给自足，劫掠汉地是不得已还是纯粹觊觎财富？从中原王朝和草原帝国几乎同时兴灭这点看，似乎草原的统一确实是对中原统一的回应。中原王朝一贯对贸易态度消极，包括教科书上作为开放典范的大唐。但不鼓励贸易主要是为了控制人民，游牧帝国的存在已经给中原造成沉重负担，无论是用兵还是和亲赏赐，有太多经验证明成本巨大。不管因为有意还是巧合，只要有几次开放边境贸易能化解游牧民劫掠的经验，权衡利弊，中原王朝没有任何理由要一根筋限制贸易。如果有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原王朝为何宁愿承受巨大压力也不愿开放贸易，只是因为想不到吗？我感觉说服力不够。或者，贸易是能解决问题，但也不可能是平等贸易，中原交保护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之，个人对这一问题还是没有清晰的答案，继续好奇。顺带觉得明朝相对其他汉人王朝似乎还挺刚的，对蒙古的不妥协，对西南的武力改流，自越南独立以来唯一一次将其重新置为郡县，援朝击退日本。是否也因此消耗过大，加速崩溃？

河套地区可农可牧，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争夺前线，因此中国历史前期多数王朝建都西安也算天子守边。唐末黠戛斯人中断了传统的汉胡互动模式，汉地面对的北族压力向东北转移，其后都城转到开封和北京，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

西域是中原和草原势力的次级争夺前线，汉代经营西域主要目的是牵制匈奴。天山省由于距离海岸线较远以及高山阻隔，水气难以到达，大部区域是沙漠，人居住在靠高山融雪汇成的河流滋养的一个个孤立的绿洲。天山南北又有差异，北部相对水气较足，高山旁边的绿洲之间并非全是沙漠，而是连片的草原。因此，北部传统上草原势力容易进入，这块区域往往成为草原势力的副中心，并由于距离较远，与漠北之间有分离倾向。而草原势力要深入南部则面临汉人进入草原同样的困难，一个个绿洲是农业文明，被广袤沙漠阻隔。虽然这些绿洲城邦由于相互孤立，很容易被外来力量征服，但草原势力难以扎根，尤其在面对中原竞争时容易被中原占据优势。天山省是中原、草原、波斯（以及背后的阿拉伯）、印度、吐蕃等各方势力的交汇处，特殊历史形成当地黄白之间的少数民族，也是中国未来中短期内相对不平静的区域。而其它边疆今后的mz问题将趋于淡化，相反更需要担心的反而是文化多样性的衰退。

满清统治中国268年，满人已彻底汉化，近代由于铁路的延伸，汉人大量移民满蒙。曾经最特殊的青藏高原，其独特性基石正在被现代社会的强悍生产力所消解，对基建狂魔来说，青藏已并非外人禁地。加上佛教不易滋生原教旨主义，蕃地僧侣的少量抗议更多指向自身，个人觉得蕃地未来将趋于平静。随着现代社会交流沟通的强化，融合原本就是正常潮流，举世皆然，并非官方有意为之。再者，汉藏本就同源，满蒙人种与汉地也无显著差异。草原民族原本就很可能是农耕区边缘地带进入草原而形成，汉人进入草原就变成游牧民，游牧民进入中原就变成汉人。民族的差别更多由生活方式的差异形成。另外，南方汉人究竟有多少苗瑶系和侗傣系血统，北方汉人有多少北族血统，朝鲜人和越南人究竟有多少汉人血统，日本有多少渡来人，渡来人的民族成分，统统讲不清楚，以血统谈民族主义基本都是糊涂账。只能说认同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其实，汉人自己也面临西化的问题。既有西化，也有全世界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化。比如草原也定居了，看到网上数据乌兰巴托有七八成人口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乌市集中了全蒙将近一半的人口，这么算一下简直是全国的年轻人都聚到乌兰巴托一个城市的节奏啊。除了俄化影响之外，游牧生活几乎必然导致简陋，这个相信租过房的人都懂，频繁搬家也是麻烦的事。脱离游牧生活本就是正常趋势，这是对更好生活的追求。顺带，已经耶化的韩国人大量到蒙古传教，东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也不知道究竟会往哪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