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市民社会与工人阶级的形成与瓦解

尼采认为，真正的自由精神只存在于对自由的争取的战斗之中。尼采的这样一个想法也切入了韩国人对自由的感受和理解之中。韩国人的自由也是基于这样的寓言而展开的。

既然本书的重点是韩国工人史，那么我们就要先从韩国工人开始，韩国工人具有东亚大部分后进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来自于非工业产业，组织度低，半熟练度，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权利和保障不完整，社会地位低下等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阶级的形成则源自于朴正熙推行的出口型经济战略，而这样的战略则又分两步走。在维新体制之前，韩国推行的是以轻工业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战略，而第四共和国开始后发动的工业化战略则是以重工业为重点发展的战略对象。

这一产业战略发展目标也为工人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工人群体，给予了原有的劳工布局以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一改变也同样造成了女工的边缘化。

这样的产业布局为韩国工人阶级队伍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提供了基础，为火药桶添加了火药，那么由谁为火药提供氧化剂和导火索呢？答案就要从学生这里寻找了。

军政府时期的韩国大学体制与西方国家类似，而李承晚政府以来对教育产业的大量投资等诸多要素，为韩国的存在独立意识的受教育阶层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受教育阶层，以及韩国的教会在韩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避免的作用。最重要的教会则是无法从韩国军政府惯用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攻击的，而其国际性也为之提供了合法性。不过其实际的形成当然这也要归咎于工人们本身的恶劣处境，这样的处境迫使他们寻求改变，而受教育阶层只不过是使得这种改变的行动更具规模性，目的性和意识性。通过全泰壹等工人的英雄举措。韩国工人的共同的战斗文化意识在这样的生存氛围中与受教育阶层之间逐渐产生了酝酿。

这些人面对的是把握绝对权威的青瓦台。是朴正熙及全斗焕所领导的军政府。军政府的权威主义的行为显得具有强烈的压迫性。但是正是这样的压迫性促使韩国的市民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团结性。在这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青瓦台和打工仔，眼睛男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敌我关系，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在这样一个敌友分明的状态下，每一个群体都被同质化了。同质化的群体内部又在这样的权威主义体制下形成了具有高度政治意识和战斗觉悟的政治力量。

这样明显的敌友关系在韩国民主化的前夕——全斗焕试图夺权的过程中伴随着权威主义的压抑厚积薄发出来。针对全斗焕的政治抗议仅仅是抗议活动的开始，紧接着的是工人阶级对自身权利的不断要求。卢泰愚主政的前半段时间内，韩国迎来了劳工斗争活动的最高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以规模庞大为重要标志。

可是分裂也从此开始。

从群众的内部观察，施密特所定义的那种明显的敌我关系在90年代后期变得逐渐模糊。中产阶级自身对政治权利的诉求的强调使得中产阶级逐渐脱离了劳工斗争的战线。而劳工斗争的内部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劳工自身的结构性的分层——使得原来那种全体非熟练工人的边缘化的半福特主义的社会性质逐渐消失了。劳工阶级，或者是劳工工会内部也形成了明显的冲突与矛盾。

外部的角度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这与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所提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雇主通过大幅度的对工人的尊重行为，以及雇主对工资的大幅度的提升与增加，新型管理体制的形成，以及全球化，金大中新型社会weiwen体制形成对原有的劳工力量的打击，都是不可估量的。劳工斗争在军政府的权威主义面前没有低下头，却在金大中的博爱和金泳三的文治面前低下了那坚韧的头颅。

文末提及了韩国的白领工人在基本诉求方面正在扩大，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在工人阶级与市民社会联合击溃军政府以后，它自己还能为自己做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