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部分》：让生命进入沸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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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普遍经济的阐述要求介入公共事务。但首先也更为深刻的在于，它以意识为目标，从一开始就关注自我意识，人类最终将在对其一连串历史形态的清晰视野中实现这一自我意识。 ——《第一章 理论导言》

九品书库的第1584本，单纯从数字意义上来理解，在它前面是一种物的累积：不同的书被挑选被购买，不同的书又在阅读之后回归摆放的位置，横的、竖的，站立的，倒下的，物的累积是在静态中产生的，如果单纯回到这一本被打开的书，撇除五个月前购书那晚的心理，撇除原价49元的图书打折之后是多少价格，当乔治·巴塔耶的名字和著作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阅读是不是趋向于一种有用？是不是产生一种愉悦？当它在阅读之后和物的累积一样被弃之于角落，是不是也是一种耗费？

所有问题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阅读是不是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甚至可以扩展之，对于图书的购置，是不是接近于一种财富的拥有，从而在越来越执着于阅读的状态中，产生了一种物质之外的象征性获取？甚至，把图书购买和阅读变成了对于自身不足的弥补，从而在奢侈意义上达到了富有？不管是象征性获取的精神意义，还是弥补自身不足式的知识积累，都是一种向内的过程，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将意识转化为了一种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纯粹的内在性，它摆脱了书作为一种物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这种自我意识不再以任何物为目的，它的获取性意义，它的奢侈和富有，都不是“一劳永逸地被给定”，而是在自我意识中“呈现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中”。

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去除了一劳永逸地被给定模式，实际上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一种“耗费”，而且是非生产性耗费，而且是在一种损失原则中建立的耗费——它与结算差额的经济原则相悖，“重点都是损失，损失必须尽可能最大化，以使活动获取它真正的意义。”当巴塔耶将损失最大化看成是活动获取真正意义的原则，那么它所针对的一定就是经济学中的生产和理性原则。在他看来，如果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产生和保存将成为最终的目的，而在这个目的论中，“有用性”将成为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效用原则，而效用原则的目标就是“愉悦”，在物质生产中愉悦，在财富获取中愉悦，在生命繁衍和保存中愉悦，甚至在与痛苦的斗争中愉悦，在暴力的病态中愉悦——不管是有用还是愉悦，都是在物质意义上的一种效用普遍化，甚至是一种在让步意义上的“辅助性消费”。

但是，就是因为流行着这样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有用目的和愉悦原则，巴塔耶认为，这是一种非成熟的人类活动，“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获取、保存与合理消耗的权利，但他们原则上排斥非生产性耗费。”在他看来，活动获取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生产和保存，而在于耗费，而且，生产和获取是作为耗费手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耗费才是真正的目的，才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真正根本性的变量：原始的经济制度中，物物交换在出让物品时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奢侈性损失，也正是有了这种损失最大化，才使得生产活动获取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耗费的过程中，获取才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古老的交换形式在一种称之为“夸富宴”的仪式中耗费被凸显出来，这种在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那里的形成的交换机制，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大量摧毁财富来挑战对手。它排除一切讨价还价，在公开馈赠数量可观的财富中，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而对手也不会轻易服输，他会用更大规模的“馈赠”来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夸富就是财富的不断对比，在对比中他么进入的不是物物交换的古典经济学世界，而是在耗费中获取一种权力，“权力总被富有者获得，于是财富就表现为一种获取，但这一权力意味着损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则完全被引向损失。唯有通过损失，光荣和荣誉才与财富相连。”

这种非生产性的耗费带来的是挑战和竞争，而这种耗费并不只是社会意义的，它在本质上是生命的一种意义呈现，“构成生命的大量舍弃、排出和爆发可以被表达为生命只有随着这些系统的不足才得以开始。至少，生命所接受的秩序和保存，只有从有序的、保存的力量得以解放并出于某些不会被迫屈从于任何可解释之物的目的而消失的那一时刻起，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一种群体，人类总是“以最普遍的方式置身于耗费过程中”，这种耗费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过程中，摆脱了对于物的拥有的目的论，而进入到纯粹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就是意识到增长将转化为纯粹耗费这一时刻的决定性意义，这就是巴塔耶所说的自我意识。

如果说，1935年写成的《耗费的概念》只是提出了耗费的内容定义和价值取向的话，十八年之后的《被诅咒的部分》则成为巴塔耶对于普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纲领，为耗费这个“被诅咒部分”正名的一份宣言。题辞上引用的是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话，“丰盛即美。”而在前言里，巴塔耶将这句话演绎为这样一个观点：“向生物和人类提出根本问题的并不是必要性，而是与之相反的‘奢侈’。”这个断言从何而来？从“耗费”的概念跳出来，这一次巴塔耶进入到的是“普遍经济”的意义中，进入到的是总体人类活动中，而他切入到这个普遍意义的“奢侈”便是从凯恩斯的“装钞票的瓶子”这个著名例子开始的。为什么要将钞票装入瓶子里，为什么要把瓶子埋入地下，为什么要让后来的人挖出瓶子？装入和挖出作为活动的开始和结束，在炒票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意义何在？它是不是只是一种游戏？

“装钞票的瓶子”从来不是单纯的物，当它被埋入再到挖出，整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行动的“奢侈”：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原先装进钞票的瓶子挖出来，是不是看上去就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实际效用的浪费？巴塔耶认为这种“令人疲惫的迂回”其实折射出耗费的真正奥秘，和人作为生物体一样，吃、死亡和性生殖就像是“装钞票的瓶子”，它用一种丰盛来体“令人疲惫的迂回”，而这种迂回却走向了生命意义的美，如此，则是“丰盛即美”的生动阐释：“我强调一个事实，即从精神自由来说，寻求解决方案是一种丰盛和多余：这赋予它无与伦比的力量。”丰盛即美，就在于为了丰盛，为了对于，必须拥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驱动了行动，所以这个关涉到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总体，就是巴塔耶所说的“普遍经济”。他从基本事实出发，地球上的生命体所获得的的能量，比维持其生命所需更多，当这些能量过剩，一方面可能被用于系统的增长，但是如果系统达到了饱和，那么过剩部分就必须被毫无利益地损失、耗费——无论是否乐意，无论以光荣的还是灾难的方式出现，总之，能量必须被挥霍，而这种挥霍完成的是驱动地球能量的运动——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只有在过剩-被挥霍-驱动能量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永无止境地创造。

所以，巴塔耶设立了普遍经济的意义，那就是推翻有限有用的经济原则和道德，用“增长的扩张”实现一次哥白尼式的转变：从有限经济观转向普遍经济观。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如何会发生？首先，巴塔耶从生命意义来建立普遍经济规律，他已经指出，生命物质的原则本身就要求，耗费能量才能成为盈余的创造者，这与太阳这个能量之源的规律契合在一起，太阳能是生命蓬勃发展的本源，一切的能量都是在太阳辐射中被给予的，而且“不计补偿地施与能量”，这就是人类的财富，生物吸收能量，然后积聚起来，当用于自身生长的能量不再需要，它便开始挥霍，“因此，真正的过剩只有在个体或群体的生长受到限制时才开始。”不再需要当然是生长达到极限的标志，但是如果把这种能量封闭在锅炉中，那么它一定会爆炸，但是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生命就将进入到沸腾的状态，就会在极端的丰盛中、在接近爆炸的状态中，达到奢侈性的挥霍。

这便是一种普遍性意义：“地球上的生命史主要是疯狂的丰盛的结果：占据主导地位的事件是奢侈的发展和越来越耗费巨大的生命形式的产生。”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的奢侈有三种形式：吃、死亡和性生殖。相互捕食是最简单的奢侈形式，在生物链的不断演化和升级中，耗费所产生的巨大生命形式不断出现，而这种巨大生命形式又需要更多的耗费；死亡发生，意味着将必要的空间留给新生命，死亡意味着新生，意味着耗费之后的创造；性生殖也是在个体与母体分离之后得到了生命，这一种延续也是耗费的结果——在丰盛中产生的“令人疲惫的迂回”，就是一种普遍的运动，“处于扩张中，这向生命打开广阔的可能性和新的空间”，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压力将过剩的能量燃烧，而这个燃烧也和太阳来源相符。

财富在消耗中，消耗带来了行动，行动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是，这种所谓的普遍自由不可避免地遭遇有限经济观，遭遇“正义”——正义要求必要性，拒绝奢侈的挥霍，当财富的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按照正义的要求，所谓的耗费，所谓的挥霍，便是一种非正义，甚至是“被诅咒的部分”。巴塔耶认为，所谓的正义服从的必要性是一种“平庸而中立的表象”，它以生产和保存的方式，以效用原则将自由的界限减缩至最低程度。为什么要诅咒？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在巴塔耶看来，诅咒的氛围是以焦虑为前提的，当生命的丰盛压力缺失，当自身对过剩没有强烈意识，焦虑便产生了，进而在焦虑意义上把耗费看成了被诅咒的部分，另一方面，当焦虑出现，又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化解威胁性灾难的办法，无疑是相当失望的——但是，当焦虑出现，当诅咒开始，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机制中，却恰恰为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建立诅咒的运动没有清晰地出现在意识里，那么诅咒就不会形成。”也只有意识变成一种自我意识，诅咒才会消除，被诅咒的部分才会一种成为普遍经济。

建立普遍经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构建，所以巴塔耶建立普遍经济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阐述普遍历史观，只有从历史的切面介入公共事务，只有普遍经济适用于现时社会，才能在丰盛和多余中寻求解决方案，继而赋予这个社会“无与伦比的力量”。从第二部分开始，巴塔耶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普遍历史中的意义，而这个历史它分成“消耗社会”“军事行动社会”“工业社会”和“现时社会”。把第一种历史称之为消耗社会，似乎就是巴塔耶耗费式普遍经济的原型：阿兹特克人的献祭和战争、以“夸富宴”为代表的竞争性馈赠都是是消耗社会的典型代表，当阿兹特克人用战争的俘虏用于献祭，一方面把人类看成是“为了向太阳献祭人的心脏和血液”而被创造出的：祭司在金字塔顶将被献祭者杀死，他们令被献祭者平躺在石制祭台上，用一把黑曜石制成的刀剖开其胸膛，他们将仍在跳动的心脏挖出并举向太阳，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战争的征服意义：战争就是为了献祭，“一旦被选中，牺牲者便成为被诅咒的部分，将被用于暴力的消耗。”而这种献祭在“消耗社会”中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当这种仪式变成信仰，将消耗发挥了极端价值，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宗教，甚至成为了内在的自由，“这种内在自由的意义在摧毁中被赋予，摧毁的本质在于毫无收益地消耗诸多有用成果中可能留存的一切。”——被献祭者在献祭仪式中不再是暴力的牺牲品，他们作为一种牺牲，甚至彻底摆脱了现实，也拥有了内在的自由。

夸富宴的意义也是在挥霍中获取一种权力象征，当巴塔耶再次提及夸富宴，显然已经从十八年前的《耗费的理论》中提炼出了更具理论阐释意义的观点，在他看来，夸富宴具有的馈赠权力，是在损失中获得的，在表面上看起来，馈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挥霍只属于赠予人，但是赠予也是损失，只有在损失的基础上，主体才能加入到夸富的行列，才能用挥霍形式占据主动，才能成为另一个赠予人，所以从被赠予人变成赠予人，表现的就是地位的获得——所以这个夸富宴的理论就具有了首要根本法则，那就是只有坚决挥霍，才能获取资源，才能拥有地位。这个过程制造了矛盾，但是一种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出现了，“一般来说，献祭从世俗的流通中提取有用产品；夸富宴的馈赠原则上使最初无用的物品进入流通。”这种流动是一种奢侈和苦难，里面有谎言，有不幸，有让占有财富的人变质的嘲讽，“在军事剥削、宗教欺骗和资本主义侵占之外，如果没有破衣烂衫的光辉和冷漠的阴暗挑战，一切都无法找回财富的意义，那被财富显示为爆炸、挥霍和漫溢的东西。”

但是在军事行动社会里，甚至这种谎言和苦难也不复存在，巴塔耶举例伊斯兰教的圣战，是用军事秩序取代部落竞争，从而成为一种扩张式的征服，但是伊斯兰教本身却意味着顺从，穆斯林也是顺从的人，所以它只服从于纪律，“伊斯兰教是与变化无常的男子气概相悖、与多神教部落中阿拉伯人的个人主义相悖的纪律。”而且作为一种宗教，“挥霍、执拗、野蛮的战士，女子的爱慕者或情人，部落诗歌中的英雄，让位于虔诚的士兵，教律和礼仪的恪守者。”在工业社会里，巴塔耶认为，韦伯所强调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必然联系，加尔文主义的新教的确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他承认贸易的道德性，是对于路德教义中对耗费体系彻底否定的一次回归，所以他认为，宗教改革带来的深远影响，是转向了新的经济形式，这也促使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就是人被物所主宰，“我们以为自己获得了格拉尔圣杯，实际上却只得到了物，留在我们手中的不过是一只小锅……”马克思对于物化的揭示，是让人摆脱异化的结果，是走向内心自由的一个方向，是转向自我意识的一个起点。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苏联模式，并不是真正物的解放，它在进入工业化的过程中，在一种个人崇拜统治的政治生活中，生产变成一种权力，“苏维埃共产主义坚决拒绝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进入。”在美苏争霸的现时中，巴塔耶的选择性倾向是明显的，在他看来，苏联模式对于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拒绝，恰好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创造了耗费的机会，在他看来，马歇尔计划对抗克里姆林宫，不是军事强国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两种经济方式之间的斗争，纠正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贸易结算逆差，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将产品转移至欧洲，从而在“损失”中加快耗费，也意味着，“世界的沸腾将加快”。

这种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或者是避免战争爆发的有效手段，巴塔耶将之命名为“动态和平”，“只有当经济运动给予产能增长一条战争之外的出路，人类才能和平地走向其问题的普遍解决。”动态和平的形态能够维持，其中有一种叫做意志的东西，一方面是苏联的革命意志，一种则是美国的民主意志，他们相互对抗，对抗中力量又相互损失，而损失在普遍经济的体系里，又维持着世界的本质运行，所以在这样一种走向现时的“普遍历史”中，巴塔耶认为对内在的完全拥有就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从内而外解决问题，便成为一种神圣之物，“神圣之物使内在显露：它使实际处于内部的东西在外部被感知。正因为如此，自我意识最终要求，在内在的范畴中，一切都不再发生。”

从普遍经济到耗费原则，从耗费原则转向内在自由，从内在自由到自我意识，再从自我意识变成神圣之物，巴塔耶绝不是为了建立所谓的经济学说，而是用自我思考的方式抵达被耗费之后的“主体沸腾”。在《耗费的概念》完成十八年后，巴塔耶提出了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建立一种普遍经济学，当他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客观上他知道“这样一本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书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关注”，因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被诅咒的部分”来看，巴塔耶的阐述也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当把耗费变成一种伟大的权力和原则，实际上就是把生产放在了其对面，但是耗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造，而这样一种创造何尝不是生产？也就是说，一切的耗费其终极归向依然是生产。但是当巴塔耶知道计划过于宏大，知道自己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知道这本书写完也没有任何人关注，但是，他毅然走上了这条路，毅然付诸实践，这就是一种精神自由，就是内在的纯粹，就是要完成主体的沸腾——或者说，种种的不利就是一种巴塔耶自身的损失状态，正因为不足才能给“耗费”留下机会，才能用丰盛和多余来寻找方案，也才能激发无与伦比的力量，宛如那只“装钞票的瓶子”，在令人疲惫的迂回中，巴塔耶用自我献祭的方式找到了那一个神圣之物，耗费着，创造着，丰盛着，也散发着美，“一次人类献祭、一座教堂的建造或一个宝物的馈赠与小麦的销售具有同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