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中的虚无远去了吗？
萨特的存在主义 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是人可以通过自己，通过自己的生活，赋予人生以意义。”否则，就会沦为虚无主义的泥棹。而虚无主义被尼采称之为一种病态。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作品，就处处弥漫着这种虚无主义的情绪。
在《维庸之妻》中，他以女性独白体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没落贵族诗人与一个传统日本妻子，在面对生命的崇高价值逐步幻灭后，被生活的消极因子逐步吞噬的故事。这反映了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整体的国民情绪，尤其是《维庸之妻》中的女主人公，虽如蒲公英一般，试图冲破生活的重压旺盛地生长，却终究逃不过颓废的大环境而沉沦其中，最终也变得虚无起来。其情其景，较之于本来就颓废的丈夫大谷，更加令人唏嘘。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虽然走出了战争的阴影，却又进入了低欲望的时代。中国大都市像日本一样，开始被虚无主义思潮笼罩，丧文化流行、佛系当道。此时剖析《维庸之妻》中人物的艺术形象，对我们更好地审视自身，思考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着重要意义。
《维庸之妻》中，丈夫“大谷”放浪形骸、脆弱猥琐，妻子阿轻镇定坚守、柔韧敦厚。太宰治冷静地展示着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艰难际遇，也令我忍不住拿眼下的社会与作者笔下的世界进行对比。时代滚滚向前，人的处境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原点。
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大谷不忠、偷盗、酗酒、厌世，认为“女人没什么幸福不幸福的”，用今天的话说，是妥妥的直男癌+loser+渣男。而阿轻从最初柔顺的形象到为夫打工还债 到主动打工开始自我意识觉醒到后来与外人发生关系 到最后说出“没人性也不错。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够了。” 这样虚无的话。相较丈夫大谷的虚无，阿轻的虚无有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
最初，大谷与阿轻对待生命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大谷是总想着死、总是烦闷，有一种向下的力量拖着他，并因此放浪形骸，或许他是在以这种方式对抗自己的怀才不遇，对抗贵族身份家道中落，对抗自己作家梦想的幻灭；而阿轻与之相比要积极的多，她出身平民，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恪守妇道维系着家庭，甚至为loser+渣男+直男癌丈夫打工还债，照顾多病的孩子，可以说柔顺到了令人可耻的地步。但是她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想过通过外出打工做事过上幸福的生活，最后却被一个以暴雨之夜赶不上车为名，在家中留宿的年轻人强暴了。这里的“强暴”既是事实，又具有象征意义。它体现了个体，尤其是女性在大环境下的无力感。纵然努力过，终究还是被时代的情绪裹挟和碾压了。
当理想和信仰等崇高的价值变得幻灭，对大谷来说，活着不如死了解脱；对阿轻来说，活着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了。他们终于从最初的不同变得一致起来，他们都变得无比虚无起来。
在太宰治的时代，受战败颓废思潮的影响，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集体“生而绝望”，对现实虚无不振；而今天的都市人，又何曾不面临同样的虚无。996的年轻人、面对高房价靠工作永远看不到希望的都市青年，疲劳的婚姻、多病的亲人……被残酷的现实一次次碾压过的我们，与大谷、阿轻以及每天向山上推石头的西西弗又有什么区别？很多人说，能活着已经耗费了全部精力。而这一切，又归于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呢？
太宰治在《维庸之妻》中看似在探讨两性关系，实则披露出经历了战争毁灭性伤痛的人类，对于生命重新的认知与救赎。回到现代，伤痛依然存在，可生命的救赎何时才能到来？
作家太宰治以自杀回应了世界给予人的价值，像他的作品一样，充斥着对人生的无力反抗。也许，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如果宗教、艺术、爱情、消费主义、娱乐至死……都已不是人类的解药，虚无主义，或许就是人类面对人生这场荒诞剧，唯一可以依靠的大旗了。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丧文化、佛系文化那么容易俘获青年们的心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大谷，都是阿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