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想像之苦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不同于世上的任何城市。如果这么说稍显武断，那么加个限定：至少在公元410年罗马陷落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对地中海世界的人们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就是希腊语“去城里”的意思，一如北欧的维京海盗也只称它为“大城”，因为对当时整个西方和中东世界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城市”（a city），而就是“城市”（the city）本身。不管它的名字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还是伊斯坦布尔，这一点始终未变：曾经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它才够格成为真正的城市，凌驾于一切城市之上，也因此激发出不同人群的向往、羡慕与憎恨。

由于投射了太多想像，这座城市早已远不止是其自身，有时倒不如说是某种象征乃至隐喻。一如本书中所说的，“嫉妒、恐惧、欲望、贪婪、流言与政治活动意味着从古到今这座拥有三个名字的城市与外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人用“很拜占庭”来形容某物过度奢华昂贵，而英语世界则把繁复、腐败的行政体系称作“拜占庭式的”，至于奥斯曼苏丹的后宫，则更是东方主义的偏爱。爱德华·萨义德曾讥讽过，在西方人眼里，伊斯坦布尔“代表着可怖的土耳其人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苦难根源、东方大叛教的化身”。它被不同的想像丰富，也为之扭曲；无论爱憎，都无法避开它，它并不单独属于任何人。

这是因为，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枢纽，因为其扼守要冲的地理位置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它在一个小小的半岛海岬上，地当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陆地与海洋的会合处，是“两陆两海”（亚洲与欧洲大陆、黑海与地中海）天然的堡垒与主人。简言之，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要为自己和货物寻求个好机会，还是想统治不同部分的世界，至少在那个时代都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它集神圣与世俗于一身，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更进一步说，也是欲望和想像的中心。也因此，厚厚一本《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讲的与其说是这座城市本身的历史，倒不如说是通过这座城市来窥见两千年的世界史——这么想也没错，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它不仅被很多人视为世界的中心和缩影，有时甚至就被当作是世界本身。

坦白说，这有点超出中国人的想像，在我们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一座大城像它这样单独支配并代表整个文明——就算是汉唐的长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至于那座“永恒之城”罗马，虽然是它更出名的前身，但对地中海世界的掌控，如果从布匿战争算起，也不过六七百年时间，中世纪时则普遍被视为“教皇的城市”，无人认为它可以全面支配欧洲文明。然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即便在它1453年被奥斯曼人攻占之后，仍被广泛视为世界的中心。这里的居民所享有的优裕生活，是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无法比拟的。很多人或许不知道的是，在这一千多年里，它都是欧洲最大的城市：1500年基督教欧洲最大城市巴黎18.5万人，伊斯坦布尔已有20万人；1700年伦敦以55万人口超越了巴黎，但离伊斯坦布尔的70万仍差了一截。直到工业革命初步完成的1800年，伦敦才绝尘而去，一举成为世界最大城市。

毫不夸张地说，在长达一千四百年的岁月里，它都是那个时代的“众城之城”，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大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传奇。它仿佛一个星系的中心，通过自然的引力法则就把不同的族群、乃至所有的货物都汇聚到这里来。整个地中海世界，没有哪个群体不曾为它贡献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句俗语、一种植物、一种面包。在这样海纳百川的层层累积之下，造成一种极其丰富多元的文化，《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就记载，当时城中有一区专供西欧基督徒居住，混杂了热那亚人、威尼斯人、罗姆人、法兰西人。可能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是，在希腊独立多年后的1840年，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仍是希腊首都雅典人口的将近五倍。

很自然地，无论在东罗马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手里，它都集中了整个帝国的精华，以至于任何其它城市和它一比都只能瞠乎其后，自惭形秽。在中世纪的文献中，有无数这样的记载：即便是在漠然的拉丁访客眼里，它都是令人目眩神迷的，13世纪初跟随十字军来到这里的法国人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曾写道：“那些从未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会专注地凝视着这座城市，从未想象到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神奇的地方。”迟至19世纪，法国作家Alphonse de Lamartine还说：“如果只能看这个世界一眼，那就看伊斯坦布尔吧！”它被视为“神明选定的城市”，是“君临天下的城市”。然而，这也同样招致怨恨，圣哲罗姆就尖刻地指出：“君士坦丁堡落成了，就在几乎所有其他城市被剥削殆尽之时。”为了将这座“新罗马”装点一新，帝国从各行省掳掠一切美好的东西，为此犯下的艺术盗窃堪称整个历史上最肆无忌惮的——首都的辉煌，实际上是奠基在行省的衰弱、贫穷和呻吟之上的。

这也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令人嗟叹的一幕：起初他们从这里出发统治帝国，后来他们在涌来的一波波入侵浪潮面前逐步放弃了一块又一块地方，只是死死守住这最后的大城。不可否认，它的这段漫长的悲惨历史至少比罗马要光彩一点：它可远远不是那么容易被攻破，1453年最终攻陷它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是第十三位作此尝试的穆斯林君主，而此前的历次进攻都失败了，因而它成了著名的“卡在安拉喉咙里的骨头”。固然，由于堡垒和大海的屏障，它在防御上无可媲美，而其坚不可摧对于帝国东部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但有时也不免让人怀疑，如果帝国不是在它身上投入了太多，是否也不至于陷入领土日削的窘境？

这是一个特殊的悖论：本来在帝国强盛时，它是最合适的帝国中心，但在帝国衰落时，它的辉煌、富庶，却成了人人垂涎的战利品，本身就在不断吸引着一波波的掠食者兵临城下；其结果，虽然保住它可以延长帝国的寿命，但保卫它的努力本身就消耗了帝国太多资源，反倒可能导致进一步衰弱。在中世纪政治中，它象征着那个统治世界的“红苹果”，是比麦金德“地理枢纽理论”（heartland theory）更早几百年的版本，因为一代代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君主都相信：谁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而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

既然它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也就很自然成了反复争夺的对象——这就像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谁都想当皇帝，在这里，也谁都想得到君士坦丁堡，它成了这些政治野心、欲望和想像的牺牲品。这有时甚至还不是来自外敌，还有臣属和盟友：第一次从外部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就是1204年东征的十字军，他们同属基督教徒，而领头的威尼斯甚至长期与帝国保持从属关系，其执政官从东罗马皇帝那里得到显贵头衔，在名义上是帝国的高级官僚。直至19世纪初，法国和俄国还在为君士坦丁堡的归属争夺不休，拿破仑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它的首都必定是君士坦丁堡，他认为“说到底，大问题是——君士坦丁堡归谁所有？”而后来击败了拿破仑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样表达了不顾一切也要得到它的欲望：“任它地覆天翻，俄国但求得到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

他们当时或许并不知道，在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时代正在过去。“世界之都”（Caput Mundi）这个看似辉煌的称号，实际上带有一丝旧时代的意味：这里的“世界”指的其实是地中海世界，只不过当这些统治者在争夺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地方时，以为自己就是在争夺世界中心。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历史也就是整个天下的历史了。在当时的欧洲各国中，之所以是俄国人和法国人特别瞩目于此，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制定更多依据一种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已逐渐不合时宜的世界观：控制东地中海，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是通往财富和权力的唯一道路。

这种“天朝”式的错觉还有其延后性，直至1840年，法国作家福楼拜到访伊斯坦布尔，仍预言它将在一个世纪之内成为世界之都；然而，一百零二年后出生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发现，事实恰好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它不仅没有成为世界首都，甚至连土耳其首都都不是了，而变成了一座普通的大城市，帕慕克说，“我小时候并不觉得自己住在国际大都市，而是住在某个贫穷的省城”。

虽然哀愁，但这却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当土耳其从一个帝国转向民族国家时，它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还是格格不入的。奥斯曼帝国的福阿德帕夏曾说，帝国缺一不可的四项原则是宗教、国家、苏丹，以及伊斯坦布尔这座首都本身；但正如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中所说的，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来说，伊斯坦布尔和过去结合得太紧密，又大到难以消化，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他想要建立的新土耳其的中心。帕慕克说得明白，人们“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其结果，“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在他成长的时代，这座城市已变得寒酸、忧伤，连街头民众也都穿着朴素，仿佛在哀悼这座城市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漫长衰落，“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视灵魂”。

说到底，这座城市的辉煌扎根于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世界里很难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因为像所有这类世界都市一样，本质上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的回忆录《记忆小屋》中曾这样评论纽约：“它不是美国的大城市——这项称号从来都属于芝加哥。纽约永远处于边缘：与伊斯坦布尔和孟买一样，它的独特魅力恰恰体现在它对内陆所有都市的不苟同、不合作态度。它的眼光是朝外的，也因此吸引那些居于内陆便浑身不适的人。”伊斯坦布尔的悲剧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它而言不仅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落幕，也是世界主义的挽歌，在那之后，它在世人眼里不再代表权力与财富，代表世界本身，而缩小成了土耳其的城市。

平心而论，贝塔尼·休斯在叙述这座城市漫长的历史时也紧扣这一点，强调从其建城之初起，就“一直是世界主义者与国际公民的城市”，甚至“了解伊斯坦布尔，就能了解四海一家的意义；这座城市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世界的公民。”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这么说当然无可厚非，伊斯坦布尔也确实仍然涌动着来此寻找机会的不同肤色的人种，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如今它虽然也为国际流动提供机会，但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尽管它意图重振雄心，从1993年起就开始申办奥运会，并且发誓直到申办成功才罢休，但至今五次全都失败了。虽然这座城市仍然以“沟通欧洲与亚洲的桥梁”作为自己的形象卖点，但塞缪尔·亨廷顿早就刻薄地说过，“桥梁”的意思是不属于任何一边，这正刻画出它在东西方之间的无所适从。

以它命名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伊斯坦布尔人迄今未能释怀的哀愁。不过反过来说，堕入平凡也意味着它从此摆脱了以往所深受的苦：它不再是争夺的唯一焦点，不再是欲望的对象，甚至在教堂、后宫、下水道都敞开给游客看的今天，也已经没有多少神秘感可言。如今激起人们想像的，倒是它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和自己的宿敌威尼斯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成为一座露天博物馆，向游人展现过往的废墟与尘埃，千年的战乱、恩怨与复杂经历，成了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激起人们美学上的联想。这是一种跨越时空阻隔的想像，同样可能牺牲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真实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帕慕克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也许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片大海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它的边界、形象甚至它的存在毫无所知。最好的伊斯坦布尔人，并不记得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

*已刊2019-12-09“腾讯·大家” ------------------------------------------------------------------------- 勘误：

p.167：[410年罗马陷落]留在极地冰盖的证据显示，污染程度退回到了拜占庭建城时期，帝国各地冶炼金属的工厂完全停摆。但旧罗马的不幸却为它的继子君士坦丁堡带来新的可能。按，此处“建城”疑是罗马建城，否则从上下文看似不免奇怪

p.217：君士坦丁堡的巨大法律创新依然是今日欧洲法律的基础：此处great应指“伟大”而非“巨大”

p.265：大马士革星期五清真寺：应作“主麻日清真寺”，如p.375：“前往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与其他首要清真寺举行主麻礼拜，是这座穆斯林城市每周最盛大的活动，人们借此表现自己浅薄空洞的虔诚和 宗教上的圣洁庄严。”p.637注释也提到“每周五（主麻日）的游行”。

p.292：[阿拉伯帝国强盛时]向伊斯兰当地的统治者进献贡物与派出使者的国家远到韩国和印度：朝鲜？

p.319：[巴格达]城中的“和平屋”致力于研究希腊、罗马、波斯与伊斯兰学者的作品，东方因此有了一座繁盛的文化中心：似应是“智慧宫”（The House of Wisdom）

p.343：地图上“安卡拉”，原文应是Akshehr，该城原名Philomelium，现名阿克谢希尔（Akşehir）；图上的“安哥拉”（Angora）倒是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Ankara）旧名。又，图上的科尼亚，其实位置应当稍偏右一点，当时尚在卡拉曼（Karaman）领地内，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

p.382：自1000年以来在拜占斯城大量出现的双头鹰：拜占斯=拜占庭

p.420：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如同磁石般吸引基督徒前来。现在，科斯坦丁尼耶（Kostantiniyye）也对逊尼派穆斯林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按，这里的Kostantiniyye其实就是“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一词的土耳其语拼法，此处宜加译注，下文多处“科斯坦丁尼耶”其实最好仍译为“君士坦丁堡”，以免误会。

p.423：许多人怏怏抱怨,特别是伊斯坦布尔的通事与其他想要陈情的外国人,由于宦官与后宫女性和苏丹极为接近,总是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苏丹皇太后最亲近的几个宫女是犹太人,所有传递给富有影响力的皇太后的消息都要经过她们这一关。16世纪末,代表英法出使的爱德华·巴顿( Edward Barton)抱怨自己的说服力竟敌不过一名女性,她就是该被诅咒的“中间人马利亚”（Mediatrix ) 。按，mediatrix就是“女传话人”之意，是mediator的女性形式，此处不知何故译成“中间人马利亚”

p.460：公元18世纪（伊斯兰历1111年-1211年）此处以伊斯兰历1111年为18世纪的起点，推算起来是以公元1700年为起始，照此，则18世纪终结于公元1799年12月31日，但问题是，伊斯兰历每年并不是365天，而是平年354天，闰年355天，这样，到1799年12月31日时，实际上是伊斯兰历的1214年8月3日。这应该是作者的疏忽。

p.543：凯末尔的改革试图将政治火力从首都伊斯坦布尔移往安卡拉与更广阔的安纳托利亚故土：此处“火力”疑原文是power，应指“力量”或“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