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纪念你，远去的模范社区……

近十多年来，循着建筑的线索探寻上海的过往，渐已成为一种潮流。花园洋房、公寓住宅、石库门里弄……从都市文化研究者到城市历史爱好者，人们用各自的方式挖掘着这些建筑、社区背后的故事，一时间，上述种种仿佛成为上海城市过往的全部。

然而真实的历史终究并非如此。比如工人新村，这种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居住社区，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已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最具特色的住宅类型之一。尤其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工人新村始终是上海城市住房建设的主体，它既是几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也同时承载着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众多面向。

或许正是因为太过熟悉，又抑或是不那么的十里洋场，才子佳人，同本身遍布上海多个区域数量庞大的建筑本身相比，关于工人新村的研究成果却少的多，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一项缺憾，也正因为如此，同济大学杨辰老师《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就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自近代以来，除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造的少数几个“平民村”，市场化运作模式始终是上海房地产业的主流，从法租界豪华宽敞的花园洋房到三湾一弄暗无天日的棚户区，个人的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其住房条件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1949年新政权建立而诞生的工人新村，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主导住房分配的关键因素由市场变成了政府，这在本书的切入口，上海最早、最典型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身上体现的格外明显。

工作单位是同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大型国企、自身具备优异的政治思想与业务能力，这成为了首批入住曹杨新村的工人们的共同特质。尽管真正能够入住其中的工人只是极少数，但通过这样的筛选过程，政府在住房分配乃至价值评判方面的基本范式得到清晰的表达。书中提到申新九厂在“分配计划书”中明确表示要通过住房分配帮助职工树立“三个观念”：第一是生产观念——曹杨新村是我们劳动的果实，搞好生产合同，建设富强祖国的美好生活；第二是集体观念——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第三是感恩观念——人民政府为人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支持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由此可见，工人新村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成为这座城市全新生产、生活方式的试点与标杆。

如书中所言，“就近工业区、远离市区”的选址原则显然受到“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业化政策影响，这也是1950年代上海城市定位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的真实写照与必然要求。作为一个由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群组成的社区，曹杨新村在实践这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非市场化方式形成的居民结构，1950年代居民委员会在工人新村中的建立与运作也相对更为顺利。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分析，作者指出，工人住宅中一方面私人空间受到严格限制（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则相对充足，拥有宽敞的前后院、集会广场、公园、文化馆等。诸如洗衣服、晒被子、缝纫、做饭等大量如今我们习惯于在私人空间完成的家庭事务当时则多在室外公共空间进行。由此可见，工人新村中狭小的私人空间与相对充足完善的公共空间与设施，蕴含着对“日常生活集体化”的促进与推动。换言之，我们也可将其视作对私人领域的压缩。

从分配方式（单位）到基层治理（居委会），生活在工人新村的人们被纳入到工人——单位——国家的体系中。作者认为，工人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类型，一种空间实践，它还可以理解为一种生产制度、治理手段和生活方式。

可以设想，假使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延续，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很可能会成为上海城市居住社区发展的主要模式。事实上统计数据也显示，从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建设为起点至1978年间，工人新村始终都是上海城市住房建设的主体，尤其是在1954-1958年期间，除了在已有基地上的扩建，上海还另辟新村基地11处，建造新村126个，面积大1308平方米，占1949年至1978年间新村建设总量的将近三分之二。

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到来，尤其是当1990年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工人新村模式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同时变化，商品房取代工人新村成为城市住宅建设的主流，而对于后者来说，巨大的挑战也很快到来。令人感到无奈的是，挑战的源头，正是昔日带来荣耀的“工人”身份。1990年代国企改革，上海百万工人下岗，其中尤以纺织、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甚，而这恰好又是曹杨新村地区众多“工二代”所集中的行业。当辉煌往事已成过眼烟云，不期而至的下岗大潮令工人新村被置于尴尬的境地。

当工人失去了“工人”身份，曾经来自国家与单位的庇护亦不复存在时，工人新村背后的那套运作模式也随之变化。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工人新村”来说，这是一种“去特殊化”的过程，他开始越来越像很多非工人新村的城市社区，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而言，则意味着生活方式的一次巨大转变。他们主动或被动的学会去接受后单位时期自身与国家、单位的全新关系。与此同时，受限于1950年代国家的经济实力，进入1990年代之后，曹杨新村这样的早期工人新村无论在户型设计还是房租建造标准上都已不敷使用，曾经受人羡慕的新村住户，变为城市中的住房困难户，“工二代”、“工三代”们事实上又回到了他们的父辈、祖辈最初的原点。

失去了光环的工人新村在城市更新中陆续被拆迁改造，然而对于曹杨新村这个曾经的典型来说，旧时的辉煌却成了今日的“包袱”。随着2004年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一度看到希望的动迁随之停滞，这也令部分居民感到失望。当然，正如本书的书名“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描述的那样，新村工人认同新村的历史价值，也不希望承载着父辈荣耀和儿时记忆的模范村就这样一拆了之，然而对于简单的将工人新村“博物馆化”，这显然也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现实生活中的众多需求使他们更渴望在记忆留存与居住空间改善之间获得平衡点，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本书最重要的现实关怀之一。

工人新村，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产物，一个蕴含着众多历史记忆的载体，如今正随着旧时模式的被瓦解而在这座城市中逐渐失去存在感。就这一点来说，《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一书，无论是其对上海工人新村历史发展变迁的全景描绘，还是围绕这一社区模式现实发展中所遭遇挑战的分析，抑或是田野调查过程中积累下的大量口述访谈史料，上述这些都足以增进后来者对于上海工人新村发展变迁的认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为了能够深入理解工人新村这一研究对象，本书作者从2008年10到2010年7月间在曹杨新村开展了三次田野调查，其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租住在曹杨一村，这种在地化的研究也帮助他结识了包括街道干部、居委干部、第一代劳模在内的大量工人新村新、老居民，完成了对54户家庭、56位居民和6位办公人员的深度访谈。毫无疑问，而这种严肃的学术研究正是让工人新村未来变得更好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当然，对于一个发展历程长达近半个世纪，且如今依旧延续着的事物，关于工人新村的研究远没有结束，更多具体的问题还在等待被探究。比如，作为工人新村典范的曹杨新村在诸如动员回乡、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改革开放等特定历史时刻同其他类型的城市居住社区是否存在某种差异？就笔者在研究1955-1957年上海动员人口回乡时所看到的部分档案材料，1955年某大型国企对居住在曹杨新村职工的摸底调查首先是通过家属委员会，但由于后者对工人家庭的具体情况并不掌握，遂不得不转而寻求派出所的帮助。显然，这与工人新村更组织化，集体化的运作体制描述存在着差异。又比如，作为对外窗口的曹杨新村从1955年到1990年代平均每周要接待4-5批外宾，这种“非常态”的社区生活经历对于曹杨新村居民的集体记忆建构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进一步说，这是否会令曹杨新村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更默默无闻的工人新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工人新村，近七十年上海城市变迁中无法回避的一块拼图。这一实践的演变路径与现实状况或许已不同于设计者最初的愿景，但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值得被纪念的。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的认识到，这种纪念本身不能也不应该同那些仍然居住在其中的人群脱节，“工二代”、“工三代”们是这段历史的传承者，但他们更是这座城市的一员，理应分享到这座城市前进发展的红利。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曹杨一村综合修缮改造启动签约的新闻见诸媒体。显然，这说明各界依旧都在关注着工人新村的未来。今后，工人新村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我想有一点一定不该被忘却：任何的变化都应该让人能够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而这种朴素的愿望，其实也正是半个多世纪前建造工人新村时的初心之一吧。

（本文首发于《解放日报》，此处有做部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