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释我们时，时间只是幻相

十月末了，对最近的读书做一个总结吧。

近日读罢余嘉锡《古书通例》、梁涛白立超编《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柯马丁《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钱存训《书于竹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皆是对古书及古典学的反思。

余嘉锡辨明古书体例，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前者为转换之根本，后者为转换之去处，至少在这场从“古史辨”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范式转换中是如此。李学勤围绕“走出疑古时代”，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命题，其中继承自余嘉锡观点且依赖出土文献而进行的“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是基础，“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是两步走，最终目的在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作为两步走的第一步的“走出疑古时代”，却成为了整场运动的口号了。而古史辨等人同样是要“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只不过这两派立场不同罢了。

立场之差别在于两个层面：在更为基础的概念方面（接近于理论），两派围绕“真”和“伪”争论难休，虽然“走出”派继承余嘉锡对古书体例的明畅观点，借出土之新材料，平反了一批“疑古”派“造成的冤假错案”，暂得上风，但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引导，“走出”派逐渐从“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转向“不妨加以肯定”，越发“信古”“造古”。昔年“疑古”派要一个“证真”的前提，如今“走出”派也要一个“证伪”的前提，其实双方都在抛绣球，皆是默证：关于真伪讨论，任何一方都没掌握过硬证据。

概念之上，方法亦大不同，具体而言便是在对待考古学的态度层面，胡适、顾颉刚等人以为不妨先删去前两千年的历史，然后用考古学的手段“慢慢地拉长”，换言之就是传世文献的归传世文献，考古的归考古。通过考古重建一个上古史，纠正并弥补传世文献的误解和不足，但求一个真上古，这便是“古史辨”了。而“走出”派继承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借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其实是要考古作历史文献的附庸，用挖出来的去证明流传下来的“真”，搭建一个传世文献描绘过的“真上古”，这便是“古史新证”了。

郑良树提出“古书年代考”，意欲调和真伪之辨，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看看它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位置：“纵向的年代考”只是“用裁篇别出之法进行还原式文献整理”的第一步，第二布则是“横向建库”。如此一来，传世文献仍然是那些传世文献，我们却拥有了此前未有之三代文学材料。“裁篇别出”实是开疆扩土之学术宝器（像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学方法上的移位），无怪乎人们要进一步“裁章别出”“裁句别出”。

只是在使用这样威力无穷的新工具前，我认为需要探讨它作为工具本身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古籍确是动态生成的，但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回溯？

从古书体例中可知，一本古书，实在是一个混沌体。有些混沌重一些，比如经传合一无数人传承改写之书；有些混沌轻一些，比如相对稳定的韵文（即使是掌握了韵部演变的我们，对用韵规律仍然知之甚少）。古书形成过程中的改写，不见得只是简单的AN≠A0’+A1’+A2’+……AN’这样的加减关系，而更可能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存在着“改写即解释”的现象，结构是：

AN（N时段“文本”）= AN-1（N-1时段“文本”）+ AN’（N时段“增减文本”）+ aN（N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于是：

A1（1时段“文本”）= A0（0时段“文本”）+ A1’（1时段“增减文本”）+ a1（1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A2（2时段“文本”）= A1（1时段“文本”）+ A2’（2时段“增减文本”）+ a2（2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A0（0时段“文本”）+ A1’（1时段“增减文本”）+ a1（1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A2’（2时段“增减文本”）+ a2（2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

递推通项，从而AN（N时段“文本”）= A0（0时段“文本”）+ A1’（1时段“增减文本”）+ a1（1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A2’（2时段“增减文本”）+ a2（2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 +AN’（N时段“增减文本”）+ aN（N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调整顺序，AN（N时段“文本”）= A0（0时段“文本”）+ [A1’（1时段“增减文本”）+A2’（2时段“增减文本”）+ …… +AN’（N时段“增减文本”）]+[a1（1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a2（2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 + aN（N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为方便表述，命A0（0时段“文本”）为先文本，命[A1’（1时段“增减文本”）+A2’（2时段“增减文本”）+ …… +AN’（N时段“增减文本”）]为增减文本群，命[a1（1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a2（2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 …… + aN（N时段“时代精神”之解释）]为解释文本群。则某刻之文本=先文本+增减文本群+解释文本群。

按理而言，先文本其实是模糊而延绵的不定项，这里的先文本是作为一个起点而存在的。关于增减文本群和解释文本群，每一次解释都建立在这一次的增减上，每一次解释都是在解释前一次的解释，异化前一次的异化，由于解释具有被覆盖性，所以它不能完全是对前面所有解释的再解释，但却是对前面所有异化的再异化。从这个式子中，可以直观感受到文本的“混沌性”，它并非只由增减文本群构成，而是由增减文本群和解释文本群迭相构成。如果不考虑解释文本群，默认AN=A0’+A1’+A2’+……AN’，那么确实可以像侦探探案一样去考察各篇章的年代。但遗憾在这种特殊的增减解释结构，使得文本的动态生成极其难以回溯。

随着人们对书籍的观念渐渐丰富，文本的内容也随之渐渐定型。石经、刻本的出现等事件，也推动了文本的定型。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定型过程并非同时的，经部最早而集部最迟。但相对定型后的文本，仍然存在删减和解释的可能，比如四库改书。定型较深、形成文化记忆的文本尚可再恢复前貌，定型较浅，缺少复制品的文本则难逃这种命运。

即使是定型后的文本，也必须通过之后时段的解释而真正地存在，这种解释建立在教化共同体之上。所以我们眼中的文本其实是A定型+a今日，这种具体文本和受时代精神解读的抽象文本的总和，可以称之为结果文本。我们无法逃离时代精神，但至少可以承认它的存在，并尽力保持冷静的距离和热情的心。

结果文本的增减文本群是难以回溯的，解释文本群却可以追忆，并非求一个实证主义的真，而是站在今日，去解释过往者的解释，仿佛做一场追忆。古典学有两个去处，“构建历史”和“解释我们”，前者是求实证的真（符合论的真），后者是求存在的真（现象学的真）。不妨让文献的归文献，考古的归考古，考古者主要去做前者的真，文献工作者主要去做后者的真，二者并非相斥，而是构成一个解释学的循环。

当解释我们时，时间只是幻相。

最后说说古典学的重建，或者重建为防守性的本土主义的单一文化主义的“国学”，或者重建为进攻性的东亚本位的甚至可以诠释欧陆的“一般古典学理论”。我相信第二条路是可能的。

晕开的一些碎碎念其一：

《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中，柯马丁携异域之视线，颇有想见：将秦始皇出巡区域看作实际所控版图的准确画面；石刻和金文的阅读对象是人是神；合韵可能是来自后世的修正；儒、法思潮并非彼此独立、二元对立；秦国、汉初礼崩乐坏是西汉中期的事后虚构。

柯马丁引用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态度诚恳。常用表格法，很见结构。柯马丁推荐书：金谷治《秦汉思想史研究》。

西方古典学的开端，不像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典籍。所以才会像维拉莫威茨所言：“古典学术史的使命就是表明这门科学是怎样从希腊人的语法那里发展而来的。”

可以怀疑柯马丁、拒绝柯马丁，但不要拒绝怀疑本身。

晕开的一些碎碎念其二：

《诸子著作年代考》中，郑良树其实在调和争吵本身：撇开真伪，先考订时代先后，再寻求解释。

只是。即使书不会晚于秦统一六国，也很难说未经过秦意识形态之重订。关键在于秦对于经典的态度。

以“一处真”证“全不伪”，是否草率？真伪何止只是著作权，它至少有三种概念：著作权之真伪；文本与事实之真伪；解读文本之真伪。以第一种真伪观取代后两种真伪观，颇为逻辑游戏。事实上，研究历史，考订资料，为的主要就是第二三种真。

郑良树之考论，存在大量简化论证，比如用语文学的方式，进行语气语辞的比勘；又如“增饰难，删省易”之原则，恰和“层累造成”或“古书多造作故事”倒立。

晕开的一些碎碎念其三：

《书于竹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基础很扎实。提供线索：毛公鼎铭文和《尚书》的联系；石鼓文和《诗经》的联系；上博简和郭店简之关系；篇与卷之材料区别；《尚书》之残石文字。

北齐唐邕在6世纪所刻的佛经缘起里曾说：“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永，皮纸易灭。”人们追求不朽的精神使我感动。

册在甲骨文中有示旁，颇趣。

书籍在幻想世纪会怎样？“内容球”的“个人编辑化”。可以作科幻小说的点子。正如竹帛时代难以想象后世纸张时代。敦煌发现两件公元1世纪的缣帛信件，两信发自一人。信内抱怨通信困难。这场景亦打动我，可转位入科幻小说：幻想世纪之人仍在抱怨沟通之困难。

长沙战国古墓有蜂腰妇人侧面图像。楚王好细腰，从春秋到战国。

“竹”和“丝”，在中国用途甚广。读至此忽觉感动，不知为何。

碎陶器。一件瓶的碎片上，刻有浅浅的九个字：“齐人网获六鱼一小龟”，真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