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现实，躲进理想的港湾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逃避各种自身不想看见的现实，而保持内心的理想的状态。年幼的小孩子，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害怕黑夜，害怕黑夜中的魅动邪恶的身影，此时为了逃避这种内心的恐惧，他们会“潜入并躲在被子里”，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幻想自己逃离了魔鬼的监视。青少年虽因年纪的增长，不再害怕这虚幻世界的产物，但是却仍然有逃避的欲望——升学的压力、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责任，是他们产生理想幻想的源头。成年人脱离魔幻进入现实世界之后，难道就不会有对生活产生丝毫的幻想吗？他们依旧也会有逃离的想法，由城市搬入城郊是一种逃离，由大城市搬入小城市是一种逃离，城市的快速的步调、紧张的生活方式、快速的消费模式，是他们想要逃离现存生活而打开另外一种生活的大门的钥匙。

逃避无处不在，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紧张的生活之外，幻想了一片理想而有生机的天地，在此种美好的幻想下，而不丧失对生活未来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激情。这种逃避从某种程度来看，是有意义的。正如段义孚先生所言的那样，许多文化都是在逃避自然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产生出来。

段义孚先生也不否认现实，在段义孚的笔下也提到了另外一种人——接受现实的人。这种接受现实的人是接受自己的地位的人。这种人没有过高的人生理想，甘于落入平凡与普通的陷阱之中，接受他们作为被统治者的从属地位。这种看清现实的人，无力为自己的命运反抗，被统治者所宣扬的“理想社会”麻痹，甚至于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认为自己就该处于这样的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完完全全的成为上层统治者的附庸。在书中，他以印度贱民的例子，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情形。“贱民们对解放运动非常怨恨，甚至是无比感慨——对别人要引导他们离开自己的‘合法的地位’而无比愤慨。”麻木的灵魂，思考的堕落，既定的现实惨状，早已在他们思想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即对现存生活状态的适应，对自身地位的认同。

逃避现实与现实本身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逃避现实也就是我们想要进入的理想状态，可以以理想来解释。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碰撞下得以前行。

段义孚先生拿“进食”体现了这一观点。进食本身是一种动物性的行为，为了让进食的行为“去动物化”，不让进食这一行为显得如此的野蛮，于是便有了用餐礼仪的诞生。这让进食这一行为带上了文明的色彩，不显得那么的粗鲁。同时，在这一基础上，进食行为也逐渐演变催生出吃饭的社交礼仪，同时，在另外一种分支上，烹饪文化得以发展。这就是“进食”的粗鲁性的现实与渴望将“进食”去动物化的碰撞下所催生出来的饮食文化。

正是对于现实社会现状的不满，对现实的逃避，对理想的向往，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每一种文明的催生与发展，都不离开人类对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就拿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早期的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再由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最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每一次的变革都是人们对于现存的社会的不满，想要进入理想社会而做出的努力。在悲惨现状的鼓动下，与美好理想的感召下，人们才会拿起手中的武器，打破现实的藩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每个人的灵魂中也有三种品质：理性、激情与欲望。在欲望与激情的刺激下，以及理性的辅佐之下，才使理想能够以一种人们所希望的那种状态下实现。

就拿清末晚期的三次变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例，来体现当时人们为逃避现实，实现理想而所做出的努力。每一个变革都展现出不同阶段下人们所要具体逃避的现状。洋务运动是人们想要逃避清朝政府统治下的科学技术孱弱的现状，理想就是科学技术强盛的国家，于是便有了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社会运动。而戊戌变法则是看到了人们被愚昧思想的束缚，想要实现解放人们思想的理想。辛亥革命比前两者伟大的地方在于看见了社会制度的腐朽，以一种强劲的手段来实现理想中中国的模样。这三种运动都是最初都是从想要逃避中而产生出来的，这三种不同形式的“逃避”，对于当时的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十分有效。从这里看来，“逃避”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巨大利器。 这与之前人们对于逃避主义所带来的“做白日梦，妄图靠幻想靠逃避解决问题”的消极看法是不一致，但尽管逃避中会有幻想，但也正是这种幻想，才产生了人类社会独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