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读书笔记

以普希金《纪念碑》为引子，全书分为8个部分，分别为： 1.引子 2.作家崇拜 3.文学“正典” 4.其他作家对普希金的回应 5.道德 vs 美学 6.女性 7.殖民主义 8.宗教

1. 引子

普希金作品与俄罗斯语言关系紧密： “对文体语域、对语词的内涵极其敏感。” “这样极大的文体密度，因充分利用俄语语法提供的手段以实现的凝练而得到了平衡，由此便可以容纳大量的省略（即作者认为读者可以通过推断得出的语词都被省略了）。” “积极寻求...创造性重复...语词编织”

2. 作家崇拜

作家地位很高。 为作家树立纪念碑，雕像，博物馆，纪念匾成为国家力量和文化权威的表现方式。 世俗宗教。 长期存在，不受政治变动影响。

3. 主流文学

图书审查制度：强化版权责任，强调个人作者身份。引发寓言式写法。作家品牌价值。

苏联全阶段：“进步性”是判断已故作家作品是否入选“经典文学”的首要标准，即，是否持有能被表现为苏维埃思想先兆的观点。

1930s保守转向：“大倒退”。家庭和教育政策保守。“强调文化价值应超越社会环境，在建筑、音乐和绘画等领域出现了“古典”风格的复兴。1924年列宁去世时形成的列宁崇拜开始退潮，转而强调“苏联爱国主义”，这次的爱国主义运动围绕几位中心人物展开，他们的荣耀反射并进一步增强了“一切知识的领袖”，即斯大林本人的万丈光芒。” 普希金成为苏联文学的始祖和国家至上主义的宣传工具。民族作家。沙文主义。民族自豪感。 审查掉作家的不合主流的私生活的一面。

斯大林时代：形成了一个及其狭隘的文学正典。教育系统对经典文学谄媚和死记硬背。 “然而鼓励中学毕业生阅读有限的样板化经典文本，并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巅峰，以此为准绳来判断每一类作品的制度，最坏的副作用在于它促成了咄咄逼人的审美保守主义。... 因此，难怪那些更大胆的作品即便通过了审查，也往往会引发某一类读者的大量来信，我们不妨称这类读者为“深恶痛绝的坦波夫”——那往往是苏联“小知识分子”的一员，某个小地方的教师或工程师，一看到有什么违背了他或她通过出版物而熟知的某种残缺的“俄罗斯经典文学”精神，便惊恐万状，为之胆寒。”

后斯大林时代：作家与文学同侪的信件被纳入研究，与妻子和其他亲近之人的私人信件仍被认为是没有文学意义的。 旨在陈述“创作道路”。“主要任务是把作家生平写成一条关于苦难和凯旋的圣徒道路：偏离这一模式会引发激烈争论。”

1990s：“1990年代末，关于作家生平的防卫心理不减反增，原因是人们担心俄罗斯文学失去了传统上在俄罗斯文化中所处的主流地位。”“普希金变成了另一种保守主义的傀儡：这一次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知识阶层的保守主义，他们觉得比起苏联统治时期，文化在后苏联时期面临着更加致命的威胁。”

“本章探讨了文学作品在俄罗斯传播的问题。 开头先提出了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有无支配权的论题，审查制度有时会帮助作家获得支配权，但更多的时候会起到阻碍作用。审查制度有时会刺激文学生产，但它对读者质量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在苏联时期，当时针对群众的教育和出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读者阶层，他们充满自信却认知有限，错把自己对经典作品的一知半解当成衡量审美标准的绝对尺度。 虽然学术批评要凭借对基础素材有更广博的了解，但其本身也受到严格限制，1956年之前尤其如此。政治上有争议的素材必须极力避免，“粗俗”或“琐碎”的主题也不得关涉，如此就导致了对作家作品的删节，也让人们避开为作家作传，除非传记只关注某位作家的“创作道路”，也就是只关注跟单个文学文本的写作有关的思想经历。”

4. 作家对普希金的回应

“化妆忏悔” 各种角度的回应都有：“正如审查制度培养了“伊索式语言”，“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一狭隘的官方形象也培育出了“伊索式普希金”。”

5. Ethics vs Aesthetics

作家作为“思想大师”。 “公开说教”。意识形态 vs 艺术创作。虚构 vs 非虚构。媒介 vs 训谕。 说教 vs 表现。 “文类间”。

1830s起：更多识字人口，智识生活扩大，知识分子共识瓦解，共同道德价值观崩盘。 作家从元文本讽刺家变为强调其社会责任。 “激进派和保守派这时都基于意识形态，也就是面对重要的热点问题的态度，来评价文学。” 【反例：“19世纪末，俄罗斯颓废派效法其法国同类，主张艺术具有自主性，并坚持私利崇拜（颓废派理想的英雄，无论男女，不会献身社会进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和感官满足）。”】

“卡特琳娜·克拉克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拓性研究《苏联小说：作为仪式的历史》首次出版于1981年，指出苏联现实主义所创作的那些说教和程式化小说，事实上是对自我改造的强力神话及忠诚感的表达，这些有助于维系苏联这个紧张不安的新国家。这些小说人物塑造潦草，也很少考虑人物心理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克服外部困难来强调进步，这些让它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手法，另一方面又与古典史诗结为盟友。”

苏联全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书写狂”。

后斯大林时代：说教地位下降，小说地位衰落。

6. 女性

普希金《我爱过你》close reading：开头几行是“女性语言”，使用传统的动词和修辞格。而后转为（男性）神祗的天赋，词不达意，夸张。最后一行宗教语言，既象征真诚，又代表“俄罗斯性”。“男性”的真诚取代了表面妩媚的“女性”技巧。

“关于“男性”的表达或经验是普世的，而“女性”的表达或经验意义有限的论点，是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一股持续存在的力量。女性作家首先被冠以界定明确的文化角色，最重要的当属表达情感和提供个人道德指南。大致说来，人们认为男性作家启迪心智（prosveshchenie），女性作家教化德行（vospitanie）。”

女性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后形式主义中被排除了。 形式主义：强调文学与日常语言，文学与副文学之间的壁垒。

7. 殖民主义

俄罗斯帝国对周边的征服。 浪漫主义对异国情调的追寻在俄罗斯转向国内，那些刚刚被帝国征服，尚未丧失强烈的地方特色的领土，特别是克里米亚，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把东方不断同化并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 “俄罗斯国家身份中核心部分的不确定性。与他者的接触可能导致俄罗斯与东方更加亲近，而不是加深俄罗斯的欧洲与远东领土之间的隔阂。” 欧亚主义。

同时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同时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种视角。

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哦豁，普希金是1/8非洲人。）

1861农奴制改革。农奴问题。民俗。 “以民间风格创作的现代主义作品远比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作品更接近真实的农村民间文化，这是真正来自俄罗斯下层社会的诗人创作的诗歌在20世纪初首次进入文学主流的原因之一。” 克柳耶夫。叶赛宁。

“本书的大部分讨论都强调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中心意识，一代代评论家们要求写作服务于一个严肃的宗旨，各种纪念碑、非正式评论和历代教育系统所共同维护和赞誉的那个经久不变的伟大作家正典始终居于主流，这些都是那种中心意识的表达方式。 在第六章中，我提出这种中心意识将女作家置于其文化的边缘，可以说让她们变成了自己文学遗产上的外省人。 本章指出，那种中心意识本身也有局限。无疑，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都栖居在一种帝国意识之上，他们往往将非俄罗斯人看成多彩的民族学展品，看成或古怪或有趣的他者。 然而与此同时，帝国的地理外围地区，特别是“东方”，可能会让有所反思的俄国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变得不那么坚定，使他们质疑“东方”和“西方”之间差异的本质。 19世纪后半叶，在俄罗斯文化内部追求异国情调开始流行，此时人们认为民间传统是迷人的野蛮主题和语言的宝库，而不是必须“文雅化”才能进入上流社会的素材库。 民间传统地位的这一改变继而使得男性文化精英群体之外的作家们（农民、女性、少数民族）得益于自己的边缘地位，可以利用（在上文所用的转化意义上的）“外省性”，使之成为独特个性的标志，而不是低人一等的代名词。”

8. 宗教

普希金不重视宗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神学。 两个人都对神秘事物有种想当然的、如话家常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