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旅途中，或我与“垮掉的一代”的渊源
与“垮掉的一代”第一次结缘，发生在十多年前我在S大求学的时候。
在新校区待了两年，我们回到市区，像笼中鸟重获自由，拥抱崭新的生活。室友跟我同系不同班，有一次他上课回来，跟我们眉飞色舞地描述他们翻译课的任课老师：讲得如何精彩，如何不拘一格，如何颠覆普通学生对大学教授的刻板印象。我们受了鼓动，也决计下一次跟他去蹭课旁听。
这位老师叫文楚安，经我室友说出来，像是“文川”。人如其名，他并非川人，而来自楚地；他和当时我们的校长一样，都来自湖南。（此处埋下一个伏笔。）
然而，计划中的蹭课并没有实现。那个秋季学期才开始不久，噩耗突至，文老师在睡梦中骤然去世。
根据室友的描述，文老师生前身体很好，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单程半个小时。
我也从来未曾得见这位“垮掉的一代”的第一代学者。假如我有幸去听了他的课，我的人生是否会因此而改变呢？也许并不会。我对他的了解是在后来慢慢多起来的。垮掉派收归我的第一次机会就此告终。
我也许并不屑于与垮掉派为伍。从小到大，我都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从不叛逆，热爱学习——表面上看来，我与“垮掉”这个词儿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的。我当时并未仔细琢磨Beat这个词儿的深层含义，本能地抗拒。
过了两年，有一次我回老家，表弟从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本《在路上》送给我。那是新译本，译者是王永年——我读书少，当时并不认得这个大名。我已忘了他送书的由头；把书匆匆翻了一遍，并没有在心头激起太多的波澜，也就让它束之高阁，继而不知所踪了。
我与“垮掉的一代”再次失之交臂。
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只有过一个女朋友，并梦想着和她白头到老的青葱少年。人生还没有给我太多的磨砺，我昂然奋发的脸上写满了对青春和未来的向往和渴望，而不是冷眼的嘲笑。
我开始“垮掉”，大概是始于读研究生的那几年。
精神上并没有一下就“垮掉”，但至少开始践行“在路上”的行为方式。两个暑假，我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和室友结伴，去外面晃荡。我坐着绿皮火车，口袋里揣着MP3，看中华大地在窗外滚滚流去。月升日落，虫鸣鸟啼，我跨越着一个又一个疆界，在青旅中感受着南来北往的年轻人不一样的气息。
他们疯疯癫癫地奔跑在街头，我则笨拙地跟在后面。[……] 他们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谈话，疯狂地寻求救赎，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他们从不厌倦，从不讲陈词滥调，而是燃烧、燃烧、燃烧，[……] 在星空中炸裂开来。
我身体里潜藏了二十几年的闷骚本质开始被逐渐唤醒。
不在旅途上的我，经历了人生中最灿烂、最“燃烧”、最“炸裂”的时刻：轰轰烈烈地爱过，失意过，彷徨过，绝望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所能经历的一切，我大都经历过。
但是我没想到，我会直接同“垮掉的一代”扯上关系。
那是位于S大东门附近的一片古老的宿舍楼，名唤“东风楼”；离它不远，就是S大规模最大的文理图书馆，馆后藏着几家小书店，书店旁边是一个足球场，足球场不远是个荷花池；出了东门，可以徜徉在府南河边，走不了几步就是望江公园，那里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这几乎是垮掉派最为向往的世外桃源：有书，有路，有力比多，并不宏大，并不簇新，却形垮而神不垮。
东风楼某幢的一楼有一个小房间，门上挂着牌子，名曰“‘垮掉的一代’研究室”。我初去“垮掉的一代”研究室时，文楚安老师已不在人世。那时候，“室长”是一位名叫陈杰的老师（当时是我们学院的副院长），他名下的弟子常来此切磋学问、畅谈人生。我沾了他弟子的光，得以出入此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很多年已经不回S大，物是人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想到东风楼早已不复存在，研究室也成了历史。我本想找机会，携《在路上》一书故地重游，也终究只能在梦中实现了。还好有照片，能让我依稀记起当时的事。
我的二十五岁生日是在研究室度过的。我切开蛋糕，吹灭蜡烛，背后是一排书柜，上面写着“文楚安先生赠书”。
现在看来，二十五岁多么遥远，约等于青春的同义词。在二十五岁前后，我爱唱一首叫作《二十五岁》的歌：
再过个一天两天 再过个一年两年 我已经要二十五岁 就要面对这个社会
研究室的故事，几乎可以写成一部长篇了，这短短的文章容纳不下，且让它随风而去吧。
不在研究室的时候，我常常出没于图书馆，和兔斯基一起品尝世界如淡茶般的甘甜。耳机里流淌出来的音符，有许巍，有朴树，偶尔也有——痛仰。
“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
生命是神圣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 我要继续追逐我的星辰。
毕业那一年，我已经找到了在出版社的工作，做一名编辑。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阅借来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入门书籍。我知道，二十五岁已经结束了，我就要真正地“面对这个社会”了。毕业前不久，当年的书博会在此地举办，我懵懵懂懂地以学生身份第一次参会，将学生生涯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做了一个串联。
“垮掉的一代”的生活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成为上班族以后，我可能不再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再有放浪形骸的聚餐，不再有青春标记的爱情。我也许不会再与垮掉派产生任何关联了。离校前几天，在与S大“垮掉的一代”掌门人合影的时候，我是万万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会成为他的编辑，请他出山翻译《在路上》这本书。
回应开篇的伏笔：文楚安老师生于湖南，却定居四川；我和他的人生旅途是反向的。
解释本文的标题：《在生命的旅途中》是On the Road某个繁体中译本的书名。
谨以此文献给我逝去的青春，并留下缥缈的愿景：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