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之义疏、起点-斯品汉姆兰、新自由主义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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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书摘要
（一）问题提出：什么是大转型？
（二）理论出发点：考虑社会性因素
（三）理论主体：嵌入论与双向运动
（四）问题解答：大转型即市场脱嵌的转型
（五）理想社会：嵌回社会的经济
二、大转型的起点：斯品汉姆兰
（一）斯品汉姆兰法令：救济与保障
（二）法令之赤贫化结果与其成因
（三）法令的废止：脱嵌已然大势所趋
三、当今新自由主义之批判
（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之话语圈套
（三）重读大转型之必要性
一、全书摘要
（一）问题提出：什么是大转型？
《大转型》一书初版于1944年，彼时二战还未结束，而在一战发生之前，西方文明还于19世纪维持基本和平长达百年之久，为什么百年的和平繁荣最终衔接上的却是近30年的世界大战呢？这一“大转型”为何会发生？——这便是波兰尼在本书中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理论出发点：考虑社会性因素
波兰尼的理论出发点与占据时代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有所不同，他摒弃 “理性人假设”，并通过对早期文明与原始部族的观察，得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浸没在其社会关系之中的，换言之，人类的行为动机不全是经济学家们所言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要考虑个体的礼尚往来、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社会性因素。
（三）理论主体：嵌入论与双向运动
Ø 嵌入论与市场的脱嵌
在此假设之下，波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嵌入论”，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1]15。基于此，他进而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谬误：古典经济学家们怀抱着对市场经济的信仰，认为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之下，处于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实现效用最大化，然而实际也就意味着让整个社会的运转从属于经济，社会关系反而被嵌入了经济体系之中[1]50，这也即所谓“经济的脱嵌”。
Ø 脱嵌为何注定失败？——坚固的虚拟商品
可是波兰尼不认为经济能够脱嵌成功，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1]3。因为在经济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要素是无法或被允许自发调节的，这些“坚固的”要素就是“虚拟商品”，其中最典型的要素是劳动力、土地、货币，这些都有别于专门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真实商品”，因为劳动力的本质是人类行为、土地的本质是大自然、货币的本质是政府政策的创制[1]63。他从两个方面其无法自发调节进行论证[1]17。第一，从道德层面来说，劳动力背后的人类行为、土地背后的大自然能否交给市场做自发调节并赋予交易价格？波兰尼坚决地予以否定，我们难道能够允许我们人类自己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中被推来搡去，被不加以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由于经济已经均衡而被抛弃不用吗？[1]63第二，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来说，即便经济已经处于自发调节的状态，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政策，以规避通货膨胀等危险。除虚拟商品之外，波兰尼还给出了经济无法脱嵌的第三条原因，即“自由放任也是有计划的”——在经济学家倡导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时，却忽略了在建立自由市场时，政府（甚至是破坏性的）政策与行政干预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这三条理由与前定假设，波兰尼在本书中证明了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
Ø 市场与社会的矛盾：双向运动
“坚固的”虚拟商品与“不安分的”自由市场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波兰尼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了“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理论，试图对此进行系统性的鉴别与阐释。具体来讲，双向运动体现为依据社会中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一种秉承经济自由原则，目标是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寻求市场的脱嵌，其行动主体为贸易阶级，运用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种秉承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受到自由市场损害的人、自然、生产组织等的保护，阻碍市场的脱嵌，其行动主体为受市场损害的所有人（甚至整个社会），运用保护性立法、工会等社团作为手段[1]114。当经济有脱嵌的趋势时，社会保护运动将自发的产生并对此进行阻碍，犹如将绷紧的弹簧重归原位。
Ø 强行脱嵌的后果
然而，若要一味的追求“不可能的”自由市场，激化双向运动的矛盾，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首先，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主义将在经济领域产生激烈冲突，尤其以市场化的冲突最甚；其次，劳工阶级将主导社会保护运动以公开挑战市场与贸易阶级的经济自由主义[1]163，并试图为选举权与民主政治而斗争[1]192，由此经济领域的冲突将演变为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最后，若难以停息，甚至愈演愈烈，那么陷入僵局市场社会将发生整体颠覆性地转变——走向法西斯主义，它将以极端的武力或洗脑应对所有民主与多元性等能够产生争议的要素。
（四）问题解答：大转型即市场脱嵌的转型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为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大转型为何能够发生——做出更细致的阐释了。大转型，即从“市场诞生以前的前工业社会”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工业化时代”，也即市场逐渐走向脱嵌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表面上与百年和平并列，而背后与此相对的社会保护运动也暗流涌动，当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保护运动间的双向运动逐渐将矛盾激化，最后达至顶峰时，法西斯主义诞生，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五）理想社会：嵌回社会的经济
在本书的最后，波兰尼也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简而言之，经济应该重新嵌入社会之中，与宗教、文化、政治等因素有机团结起来，而不应该盲目信奉市场自由主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波兰尼对市场予以完全否定，相反地，波兰尼非常认可市场在真实商品领域内的高效，市场可以继续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等，但其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1]213，他主要批判的是对诸如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虚拟商品的市场化。总的来说，波兰尼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为一种特殊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嵌于社会之中，市场在真实商品领域发挥作用，虚拟商品交由政府干预。
不过，许多人可能会质疑将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将会导致人们自由的丧失[1]212，其中尤以古典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为典型，“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2]。不过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社会保护和规制的强化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终结，反而是自由的重生[1]220，之所以会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争论的本质原因在于彼此对于“自由”的理解。波兰尼在界定自由时区分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和个人保障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区分了有钱人的自由与低收入者的自由。在他看来，在一个社会中，那些缺乏收入、闲暇与社会保障的人并没有拥有多少“实质自由”，古典经济学家为市场辩护所说的契约自由、参与自由究其根本也只是“形式自由”罢了，在生存压力之下，低收入者往往是不得不签订契约参与劳动。在摆脱市场经济之后，生产、交易与分配系统将为所有人提供生存保障，在此环境之下每个人都将获得实质自由，波兰尼对未来充满期盼：“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1]216-218
二、大转型的起点：斯品汉姆兰
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对《大转型》中的理论进行了梳理，而理论看起来或许有点跳脱现实与形而上，实际上，波兰尼在本书中也运用了大量的现实论据，本部分旨在梳理其中篇幅与意义都较重的斯品汉姆兰之案例。简而言之，波兰尼认为斯品汉姆兰法令决定性的塑造了整个历史的命运[1]67，奠定了市场脱嵌之大转型的基础，可称为大转型之起点。
（一）斯品汉姆兰法令：救济与保障
斯品汉姆兰法令1795年颁布于伯克郡，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工资之外的津贴应该通过与面包价格挂钩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个最低收入，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1]68。换句话说，其为穷人划定了一条维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如果有人工资低于此水平，那么当地济贫所或地主就必须出钱补贴这部分差额。由于此法令的干预，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受到阻碍。
（二）法令之赤贫化结果与其成因
法令看起来很美好，试图关注穷人的生存权与社会的平等，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大众反而陷入了赤贫化。这又是为何呢？我们可以从雇员和雇主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就前者而言，在经济人的预设下，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生存，那就没有人再愿意为工资而工作了，搭便车成了理性之选；就后者言，既然无论工资多少，被雇者都能保障生存，那么将工资水平降到生存线以下反而成了最优选择，因为无论他自己支付得如何少，来自法案的补贴都会将工人的收入提升到法定最低收入的水平，以至于在某些地区造成这样的结果：只有那些依靠救济的人才有被雇的机会，那些努力远离救济、自力更生的人几乎不能保证有份工作。而上述两方面的反复循环，在短短数年内就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到赤贫劳工的生产率水平，这反过来又为雇主拒绝提高工资提供了理由，且最终甚至会压低地方行政长官们好心为穷人们设立的救济标准[1]84。对于此现象，波兰尼总结到“如果说一个人类社会是一架为维系其赖以确立的那些规范而自我运作的机器，那么斯品汉姆兰法令则是一架破坏这些规范，从而使任何社会都无法有稳固基础的自动挖掘机。它不仅给逃避工作与假装匮乏以奖励，而且在人们努力逃脱赤贫化命运的节骨眼上增加了赤贫化对人的吸引力。[1]86”
不过，与其说波兰尼在批评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保护主义基础，不如说是在反思这一制度为何而失败。保护主义试图保护工人以避免市场带来的威胁，但工资体系迫使他们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斯品汉姆兰法看似充满人权的使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至少能有最低生存工资保障了生存权，但却未考虑这一保障机制与同时存在的市场工资体系并存的条件下的博弈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用好心办坏事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令与低收入者之内，而在包围法令与低收入者之外的自由市场体系。
（三）法令的废止：脱嵌已然大势所趋
斯品汉姆兰法已然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渗透到包括劳工阶层在内的心中：无论斯品汉姆兰体系看起来多么光鲜，它的本质是对大家的掠夺；所谓的“生存权”实际上是致命的陷进罢了。1832 年，在下议院议员彻底获得权力后，新登历史舞台的中产阶级的第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由《改革法案》与两年后的《济贫法修正案》取代。这个生灵涂炭的时代已经由不得任何寻求其它转化可能的路径思考，糟糕透顶的现实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取之不竭的源动力，市场机制正在自我确证并叫嚷着自身的完善：人类劳动必须被变成商品。从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噩梦中逃脱出来后，人们选择奋不顾身地冲向了市场经济乌托邦的屏保[1]87-88。由此，最后一块未被纳入市场的阵地——劳动力——最终失守，市场开始走向脱嵌，大转型的种子就此埋下。
三、当今新自由主义之批判
《大转型》出版于1944年，波兰尼在书的末尾表达了对未来的乐观期望，可时代的发展却并不如波兰尼所期盼的经济会嵌回社会，老牌经济自由主义国家依旧延续同样对市场的信仰发展出新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且在老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解体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更是蓬勃发展，其影响逐渐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成为一套话语体系以评判是非，福山甚至讲到“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来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3]”当话语体系被新自由主义一家独大，以至于认为这套理论也就是我们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这从本质上说难道不是另一种霸权主义吗？
（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时代已与波兰尼健在之时大有不同，经济学理论已历经几轮发展。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认可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替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不过经济繁荣也至今仅持续了三十多年，在70年代美国陷入滞涨，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而奉行强化市场力量、利润激励、去福利化的政策。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虽然主导时代的新自由主义面对了大量的批判，但直到今天为止，其一直是主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就涉及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而大卫·哈维对此早有洞见：新自由主义之存在，一是为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二是为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精英的权力，资本家们利用此理论为自己重新积累资本以弥补在凯恩斯主义时代与滞涨危机之中的大量损失[4]。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已经不能被单纯被理解为一种经济学思路或者意识形态，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成为了资本与权力阶级的工具（或话语体系），用以不断地实现资本积累，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阶级。
（二）新自由主义之话语圈套
大卫·哈维进一步论述到：在我们当今时代，金融指标而非实体指标成为了经济活动的评价标准、金融汇报甚至比实体汇报更能带来收益，于是人们有了充分的激励去投机，于是一切都应该被金融化，而反过来，这一过程又深化了金融这套话语体系。最后，金融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政治机器与个体日常生活[4]。
环顾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卫·哈维所揭露的似乎再真实不过了。人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今后才能有机会找到“好”的工作，而此处的“好”大多也所指能够挣大钱的好。为此人们在一个个市场中竞争，学习市场、工作市场、综合素质市场，人们被教导要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阵势中勇往直前，最终评价彼此成功与否的标准也主要集中于收入水平。人们时时刻刻都被教导要努力，要敢于竞争，要多挣钱，可这不正是落入了资本与权力阶级所设下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圈套吗，这所谓的“好”终究是被他们所建构的。
放眼国际，自二战以后，美国宣布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开启世界发展援助进程之时，同样也基于新自由主义建立起一套发展的话语：经济指标几乎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好”的唯一标准，开放市场、减少政府干预成为了发展经济的唯一妙方。而正如历史所显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带给所谓欠发达地区的，往往是更多的饥饿、贫穷，甚至是战乱[5]。
（三）重读大转型之必要性
在理解当今新自由主义之圈套之后，再回过头来重读《大转型》，方能重新体会到波兰尼的洞察力——市场脱嵌终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话语体系被新自由主义主宰的今日，大多数人只能身在此山中而不知此话语体系对自己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最后，我们只能成为他人思想的奴隶，遑论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这样一来，重读《大转型》等经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文字与其背后的思想能够唤醒我们破除社会生活的幻象，激励我们挑战那所谓的权威。
但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就应该让位于波兰尼的嵌入论，事实上，波兰尼的理论也受到了包刚升等学者的有力质疑[6]。我的意图在于否定新自由主义的绝对地位，而试图寻求更多元化的话语体系，毕竟所有理论都是人类一厢情愿在“理想情况”下对现实的拟合，没有任何单一理论能够完全拟合真实世界，所以某一特定理论的霸权是一定可以挑战的，甚至必须要挑战的。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理论，以及理论之间的相互对话与争辩，而不是对一种理论的笃信，毕竟我们永远没有权利主张自己不会出错，所以我们鼓励言论自由、激励辩论，从而我们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于此，我们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让我们渺小的人类有了一窥真理的可能[7]。
四、参考文献
[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2007.
[2]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51.
[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2014.
[4]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16.
[5]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
[6]包刚升.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J].浙江社会科学,2014(06):4-14+21+155.
[7]约翰·穆勒.论自由[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