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一”：复数的中国与希望

前几日与同学一起用餐，席间有人发问：“你来北京四年了，北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当然，这话并不是指向我。随后，身边的友人思索片刻，答道：“这太难说了。你站在二环以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故宫、天安门，这是北京。但我坐车一个半小时到昌平的一个乡村小学去考教师资格证，那里也是北京。”

如果用孙老师在书中的概括，可将我们上边的对话视为寻找“代表性/典型性”的惰性思维。实际上，将“北京”换成“中国”，问题同样成立，但答案不再是寻找空洞的符号抑或典型象征，而是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刘老师和孙老师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是一个“一”，但这个“一”同时也是“多”，且二者并不矛盾，我们需要寻找复数的中国。具体怎么实践？刘老师认为，国家就存在于社会当中，并通过社会中的人、人际关系展现国家的制度、礼仪、赋税等等。概言之，就是从国家的历史走向人的历史，摆脱国家/社会，中央/地方，精英/民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的二元对立，历史就是活生生的人，制度、国家、社会都蕴藏其中。

如果说古代中国是这样一番景象，那么现代中国在刘老师看来，未免有些僵硬而悲观。以礼制和科举制为例，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基础上的“礼”可视作中国原理的核心内涵，也正是在这种不平等之上，中国发展出了一系列以“均平”为目的的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天赋人权或法律文化，中国社会虽然存在士大夫所推崇的礼制文化，但同时也诞生了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科举制，不过这种流动和自由是一种固化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等级社会，但能给人一种向上的希望。这种千百年来的制度反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惯性和传统，而孙老师也认为，中国由此才没有爆发类似于法国的大革命，进而确立人人平等的法权观念。然而，相比于古代中国，现代社会似乎失去了曾有的有机性和能动性。在刘老师看来，如今的国人不再有那么多丰富的发展路径，反而都在循着自己领域内的一条道路，不断往上走，愈来愈狭窄、僵化。反观中国的当下的农村，那种曾经将国家制度巧妙地实践于地方中的现象，也不复存在，仅仅留下了死的的基层政权。那么，我们的希望何在？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谈到，三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和中国，虽然世道不定，民族抗战，但人们却很自由，更满怀对生活的希望，因为大家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且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故而，我们今日阅读《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发现我们的中国原理，依然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