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刀插在我心上
《伤逝》涓生给了子君希望，在生活面前，在物质面前俩人之间的理想终究显得苍白无力。涓生懦弱又爱为自己找借口，子君没有赚钱的能力，终于在日常家务中灰头土脸，而这在涓生看来则已然不是理想中的“子君”了，尤其是子君开始关心柴米油盐，所以他说出那句现今的男人依然会说的话“这于你倒好很多”，子君去世后涓生的悲哀显得虚伪至极。
《社戏》满是夏天的感觉，满是童年的回忆，满是农村人的质朴。
《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说钱卑鄙者，其胃中的鱼肉还没消化，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去让他发议论。所以经济权是极为重要的，比参政权还重要。倘若一个娜拉出走，尚且有人同情，那一百个娜拉呢？一千一万个呢？恐怕就得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可靠。
“我们无权去诱惑人做牺牲，也无权阻止人做牺牲。”
由此观之，那些推广普世价值而让一方人陷入动荡不安的人是何等卑劣！
《拿来主义》 :总之我们要拿来，要使用，要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忆韦素园君》:喜欢鲁迅将记忆比作被刀刮过了的鱼鳞。韦素园:笑影少、认真。
《忆刘半农君》:“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成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鲁迅说刘半农前期活泼、勇敢，虽然有时近于草率，但“浅”，如一条清溪，澄澈，半农的忠厚是使鲁迅感动的。虽然后期刘半农的所作所为鲁迅不喜欢，大抵是回到传统去做古文，但相比较陈独秀和胡适，鲁迅亲近刘半农，其对刘的感情与生前并无变化。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含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说“面子》:面子就像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抓住这个就像抓住中国人的辫子，全身都跟着走了。
《论“人言可畏》:阮玲玉之死，鲁迅作文探讨，“她的死，不过像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
“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 时代变了，人性变了吗？回答是没变。这个社会如今不花钱都可以看小道消息和八卦且容易发表观点，人们每天就在等着劲爆新闻，然后评头论足，仿佛自己是中纪委……今天的“阮玲玉”面临比以前的阮玲玉更复杂的舆论场，“人言可畏”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所谓聪明人:看破不说破，因为知道奴才有奴性。所谓傻子:一腔热血，缺乏思考，缺乏理性判断，单听一家之言。所谓奴才:奴性难改，他抱怨确实也是抱怨，但他担心连做奴隶而不能。
《立论》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你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 ”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前期注重绍介、翻译，尤其注重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品。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作者作《狂人日记》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早期《新青年》尤以陈独秀催促鲁迅最着力。
鲁迅做小说抱着“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要改良人生，反对“消闲”式的“为艺术的艺术”，将小说视作“闲书”。因此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力避免行文唠叨，不写风花雪月，写完小说自己读两遍，删去拗口的，使其顺口，不硬生造字句。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但又非全是事实，人物也是综合性，并没有刻意骂某一人。作者认为当时不仅小说界幼稚，批评界也幼稚，因此创作时“一律抹杀各种批评”。
《为了忘却的纪念》
作者写文字来纪念青年作家，是因为悲愤总是来袭击内心，只有通过写纪念文来将其“忘却”。（1931年2月7日五个青年作家:白莽、柔石、李伟森同时遇害）“我沉重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
“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高老夫子》
“他虽然格外留长头发，左右分开，又斜梳下来。”
“他虽然是他的老朋友，一礼拜以前还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但自从发表了文章和被聘为女校教师后“就觉得黄三一无所成”。
然而黄三只会打牌，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新艺术，他既不知道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又怎么说得通这改名的深远的意义呢？“因改尔础，以示景仰之意。”
他到了女校，将新印的名片交给一个驼背的老门房。
“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的瘢痕总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
他总疑心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但还是熬着讲。
终于觉得学堂确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的好，尤其是女学堂。“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惟独这一回，却总以为世风有些可虑。”
《示众》
典型的中国式围观，作者先写燥热的天气，狗、乌鸦皆喘气无力，街上也人少，然而突然出现的巡警牵着男人的画面像鲶鱼效应般激活了人，他们纷纷从各处倾巢而出，想尽办法，用尽各种肢体动作试图寻得最佳位置。“补、伸、挤、钻、窥测、旋转身、推、冲、探、补……”各种各样的人:矮胖孩子、秃头老头、红鼻子胖大汉、抱孩子的老妈子、小学生、工人、挟洋伞的长子、瘦子、戴硬草帽的学生、椭圆脸……
结果是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大家“几乎失望”，后又到处“用眼光去搜索”，最后“惘惘然目送”。
《长明灯》
一个疯子要吹熄屯里的“长明灯”，因为他认为吹熄长明灯后就不会有蝗灾了。这引起村里轩然大波，因为吹熄“长明灯”屯里就变成海水，人们则变成泥鳅，这是古老就传下来的。因为在吉光屯的人看来，这里就是世界，他们平时也不怎么外出，每逢外出则看黄历。但疯子要吹熄长明灯（放火）的事便成为屯里的“大事”，大家商量着去找疯子的伯父——他唯一的亲人，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将其关起来，而房子的事则难以决定，疯子的伯父郭四娃虽然家大业大，虽然和疯子有血缘关系，但是他犹豫起来，最后大家决定将其关在庙里，从此屯里又开始太平起来……
《幸福的家庭》
一位青年作家笔下想写“幸福的家庭”，而实际中则被财米油盐酱醋等琐碎的生活影响。
《孔乙己》
今重读该篇乃知孔乙己之名原来是别人取笑而来（“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
孔乙己不仅名字是被取笑的，他的到来店里“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出现2次），但主要是大家拿他取笑，无论是他考不上举人之事还是他偷书之事，抑或是他偷东西的事，总而言之，他的到来便成为大家欢笑的源泉，可悲的是“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而掌柜唯一想起孔乙己乃是“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本篇将一个落魄书生写得入木三分，他读圣贤书，张口闭嘴“之乎者也”，写得一手好字，骨子里是孤傲的，那件长衫便是凭证，明明已经脏破得不行他也不肯或不愿脱下，以示他与“短衣帮”不同，然而他又只能与短衣帮在柜台外喝酒，所以免不了被人开涮。没办法他只得找孩子说话，或者给孩子吃茴香豆，教孩子“回”字的写法。连孩子都知道茴香豆不入账，可他不知道，他好心地认为这于孩子有益！连孩子也是嘲笑他的。
孔乙己还试图保存读书人的尊严，通常不拖欠酒钱，穿长衫，“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然而他却没有生活能力，又“好喝懒做”，所以生活中窘迫不已！不得已做一些偷盗之事，结果被打折腿，最后窘迫而死。
《肥皂》
四铭掏肥皂的动作“狠命掏着”“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说明他内心的不镇定。
四铭在对妻子说肥皂的时候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说明自听见光棍说买肥皂给孝女洗身子时他的心便隐约受到影响，于是不自觉地去买肥皂，知道肥皂给不了孝女便给妻子，然而脑海中想的全是“身子”。
四铭批评新式学堂，批评“自由”“解放”，认为“女孩子，念什么书”觉得扰乱天下的军人土匪都“情有可原”，反倒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女学生“应该很严的办一办”，加之对于字典横排版的不适应说明了他的思想仍处于旧时，虽然一只脚跨进了新时代，身子还未进来。所以他的思想（孝女行），他的行为规范（见面拱手），语言（道翁，舍间用便饭，何如？）等皆残留有旧时代印记。他一方面崇“孝”，装得道貌岸然，另一方面舍不得给“孝女”捐赠一文钱，却指责社会“全无心肝”，并且念念不忘的是光棍嘴里的下流话，并且身体力行地买了肥皂。被敏锐的妻子发觉他的企图后他“支吾”着说不清话，脸上“流出油汗来”，被同道中人说出他的秘密他“吃惊、慌张”，他“沉下脸来”“愤愤的叫”。
作者刻画了这样一个传统卫道士，他做的事是“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嘴上说得头头是道，内心却惦记着光棍的无耻话，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潜意识里面自己的想法，直到被妻子点破，但我又觉得他意识到了，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提，以满足内心深处的欲望。
《孤独者》
魏连殳是“孤独者”，更是矛盾者。他留过洋，接受过新思想，但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个时代皆处于刚接触新思想，又无法摆脱旧时文化影响的阶段。“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所以他的祖母的葬礼，亲友们担心他要改变丧葬仪式，但他却说“都可以的”。他并没有为自己坚持过。
魏连殳前期对孩子抱有希望，而后期则逐渐失望，也是对自己的理想面对现实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