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小说

威廉·埃金顿的《发明小说的人》的前期阅读体验并不好，还有些吃力，甚至需要花费两倍的时间才能读完这本不足15万字的作品。 吃力的原因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者纯粹是个人原因：除《堂吉诃德》之外，我对塞万提斯的其他作品一无所知，因此在埃金顿剖析作品时难以引发共鸣。 二者则要归功于埃金顿，《发明小说的人》在介绍人物时，喜欢先把全名列一长列，后面再谈及此人就从这一长列中随机抽取几个词汇。比如除全名外，塞万提斯在书中还有米格尔、德·萨维德拉、德·米格尔等其他称呼，字里行间都是对读者记忆容量的考验——更遑论有时亲戚两人还会用相同的称呼。 三者则是译者的功劳，我大胆猜测埃金顿在原文中大量运用插入语，这样就可以把因为使用插入语而导致译文语句断裂或者意思不通解释为保留原文风格所致。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种“这个肉类加工区处在城市的郊区，1604年，这座城市的发展已经赶不上爆炸的人口增长”类似于英语四级的译文风格是如何出现的。 得益于以上三点，阅读《发明小说的人》搞不好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但如果对塞万提斯感兴趣，那不妨忍耐一下，毕竟埃金顿塞入的信息的确能让读者有所收获。 埃金顿认为，《堂吉诃德》是西方世界第一本成熟的虚构小说，而作为作者，塞万提斯就被其称为“发明小说的人”。 在埃金顿看来，塞万提斯之前的作者，从荷马到但丁，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被称为“虚构小说”——仅仅只是诗歌。因为它们缺乏虚构小说最看重的方面：具体人物的个性、视角、感情的深度以及心境的本质。 在诗歌中，角色从不会通过聆听自身的声音而使其言行发生变化，他们也从未探索过自己以及他人的内心世界，以至于从头到尾贯彻的都是相同的行为模式，性格只不过是行为的附庸。 基于这一点，人们阅读诗歌时很难将自己带入其中，就像你阅读《荷马史诗》时很难与阿喀琉斯或者赫克托尔同悲同喜，我们始终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告诉自己这只是单纯的虚构。 但虚构小说不一样，虚构小说是一种“虚构的真实”，在阅读虚构小说时，读者既在其中，又在其外。 虚构小说的读者，一方面是观众，对这是一个从未发生过的故事心知肚明，客观地评价一个虚构的故事；一方面又是故事的某个角色，随着他的境遇体验不同的情绪起伏与悲欢离合。 而虚构小说达到这一效果的原因就在于，小说角色可以聆听自身的声音，通过探索内心而去改变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属于角色本人的“认知局限”。 角色并非作者，他们对书中世界的认知受自己知识经验的制约，而且也在努力通过知识经验去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 因此埃金顿在《发明小说的人》种提到，虚构小说不仅包含了我们所表现的这个世界，还有我们在这些表现中如何感受；人物和读者都在努力理解周围的世界，他们因自己的所见和所知而受到了限制，并且对这些限制做出了情绪上的回应。 这种角色认知上的盲区是虚构小说真正的魅力所在，这种认知的差异造成言行举止的差异，并使小说角色像读者一样对其他角色作出评价——就像人们面对堂吉诃德时做出的不同反应。 而这种属于角色的认知局限，则是我们产生角色认同的基础，并随之对角色产生共情。 而埃金顿则在《发明小说的人》里创造性地提出，塞万提斯之所以能创造出这种新奇的写作方式，原因在于塞万提斯的一生是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梦想幻灭的一生。 正是因为幻想不断破灭，塞万提斯才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对事件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在此基础上，塞万提斯着重关注人们如何认知现实和不可避免地错误认知现实，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虚构小说这一新的写作体裁。 那又是什么造成塞万提斯的梦想破灭？是西班牙帝国，埃金顿在《发明小说的人》给出答案。 塞万提斯所处的西班牙，是日薄西山的日不落帝国，经济上因大量开采白银导致通货膨胀、连年破产；军事上不仅未能阻挡住奥斯曼土耳其，无敌舰队还被德雷克全军覆没；政治上荷兰暴动、官官相护。 在这个西班牙，公平正义信念理想都已被抛弃，为国家和宗教反复出生入死，却只能负伤后锒铛入狱，这个社会背弃了所有为之而战的理想。 这就是《发明小说的人》的出彩之处，埃金顿没有简单地探讨什么是虚构小说，也没有单纯介绍塞万提斯的作者生平。 在他看来，作品属于作者，作者属于社会。因此探讨作品久必须涉及作者生平，而认识作者就不得不联系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发明小说的人》就把《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和西班牙帝国绑定在一起，以三条线路齐头并进的方式，呈现出完整的塞万提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