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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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午后的上海，高架路旁的大隐书局，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携他的新著《广场与高塔》再访中国，这是第一站。
书局演讲厅灯光黯淡，身后背投的幻灯色彩靓丽。昏昏欲睡的读者似乎对演讲主题并不感冒，身边高高堆起的金色封皮弗格森系列著作，显然这是一个囤积签名版的好机会。随行的营销编辑凝视不语，与其说担心现场氛围，她们更为在意弗格森能否按时结束，能否赶得上去杭州的高铁。
弗格森的状态要比去年来华推介《基辛格传》时要好，光滑有活力的脸庞取代了略显沧桑的络腮胡，据说这是弗格森告诫自己：基辛格传的第二部迟迟未能付梓出版，压力山大；同时也提醒要陪伴家人。弗格森与前后两任妻子共有六名孩子需要抚养，对于已经55岁的他而言，小欢喜般的生活并非易事。
但看得出来，弗格森此次轻装上阵，状态颇佳。这种轻松感来自于，此次中国之行的核心事务并非向读者详细论述何为高塔，何谓广场（坦率地讲，这个隐喻并不深奥），而是弗格森要在后天北京举办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和96岁的基辛格对谈世界秩序，深究危在旦夕的中美冷战时刻何时降临，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精英都会屏住呼吸侧耳聆听的话题。对于弗格森而言，没有比这个更能令他感到兴奋的场合了：这是一场在权势高塔展开思想交锋的绝妙体验。
作为弗格森系列著作的忠实读者，我确信可以捕捉到这一点，尽管他开场白就夫子自道，“我更愿意做一个广场人。”
终于进入提问环节，我回避反复吹捧新书的无趣行为，而是直接问了一个哗众取宠的话题，“尼尔，很高兴再次遇到你，新书很棒。可我想替观众们问，在首尔你和受人尊敬的贾斯汀·林（即林毅夫教授）的200万美元赌约，这是真的吗？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兴奋的听众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而弗格森对我这个近乎“送分”的问题格外愉悦。这是他又一次借助碰撞经济学家而引发关注度的案例。弗格森自嘲胡佛研究所的薪水无法和经济学大咖相抗衡，真实的打赌额度要比流言缩水好几个零，而且货币也从美元换成了人民币，同时，他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并无恶意，问答在弗格森迷人的微笑中收场。总之，没有人留意那场论辩中弗格森究竟谈论了些什么，他们只是记住了名人的头衔，货币的单位，以及数字的额度。
这是当今观念产业兴起与网络化交流日常生态的折射，更少人关注真相，更多人追逐流量。在思想市场神话的背后，某种价值观的脱钩早已表露无疑。
以上个人印象，可以视作笔者对弗格森新著所要表达主旨的一种微观评判。我努力扮演一个貌似刻薄而敏感的旁观者，试图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提醒读者，恰如《高塔与广场》所展示的，由过去五百多年间权力等级形式的推倒与重建，技术革命与网络化社会兴起的进步与反动，这一切终究会在个体身上留下深刻的行为痕迹。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弗格森也概莫能外。
按照弗格森的说法，这本著作是他在奋笔撰写基辛格传之余所迸发的灵感：通过翻阅数千份私人档案与书信，以及围绕基辛格人生历程诸多重要节点的再次审视，弗格森发现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大陆：助力这位外交家、政治家伟业成就的，除了他自身过硬的智识禀赋与认真勤勉之外，他所编织的人际关系网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现在我们知道，将基辛格与尼克松捆绑在一起的，并不是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而是有着共同憎恶的目标群体：华盛顿的精英职业官僚们。基辛格在博士论文中就曾指出，政策的本质乃是它的偶然性，成功的政策取决于推测和估算，而官僚主义的本质在于寻求安全，因此试图以官僚方式执行政策，其结果往往会让人成为事件与官僚集团的囚徒。反讽的是，部门之间的倾轧内斗，恰恰是官僚集团内部出产政策的最大灵感源泉。
当既有的权力高塔无法实现基辛格的梦想时，他没有气馁，而是转而跳过等级官僚的种种约束，开始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交往网络，这个网络远远跨出了华盛顿特区和环城高速公路所能给予的空间极限，这个网络横跨柏林墙东西与克林姆林宫内外，从北京的皇家江南园林到东南亚潮湿泥泞的胡志明小道，在耶路撒冷的哭墙与戴维营的林间别墅，又从巴黎的和谈会议室跨越到比弗利山庄的名流宴会。这种用穿梭外交与私密洽谈所编制的人际交往网络，恰是基辛格所谓的“新国际体系”，他是这个新型体系的枢纽和节点，并由此不断扩张。
弗格森以为，处于权势顶峰时刻的理查德·尼克松，忽视了国务卿的告诫，而是醉心于通过构筑等级权力的方式攫取成就，他构筑了一个强大却又无比脆弱的门徒高塔为其张目，这个高塔在水门事件后瞬间分崩离析。而基辛格即使在1977年完全离开政府后，他的影响力依旧如日中天，并以人际网络的形式保存下来，长寿基因更是赋予基辛格一段新的世纪传奇。
我们可以说，弗格森笔下的理想主义者基辛格，恰是一个驻足高塔却又蔑视高塔，同时深知高塔之风险，可以自由选择并编制一个能够在广场与高塔之间自由穿行的精英典范。由此我们亦可以明白，为什么是基辛格选中弗格森为其立传，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基辛格的故事只是激发弗格森创作灵感火花的第一个环节。跳开个体遭遇的交往网络，选择更大更为宽广的历史脉络，才是《高塔与广场》激发我们想象力的魅力所在。
弗格森一直以来秉持历史写作的三重特性，即展示历史进程起源的复杂性，历史中人物思想与行为的内外矛盾性，以及诱发历史时间与时间的偶然性。在新著中，弗格森还加了一句：历史学家需要新的空间与时间维度的考量，并以此培养历史的想象力。
长久以来，人类社会始终被等级权力结构所羁绊，这对历史书写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作为一种权势和影响力的文本表述，历史学者基本上是权力高塔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因为他们也是等级社会的中坚力量。
随着近代印刷传播创新的出现和与之伴随的科技革命、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西方的权力高塔出现了裂缝，随之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把旧的世界彻底捣毁，新的世界重新矗立：广场上的民众再次分裂，结构性的权力组成依旧没有改变。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科技浪潮和对人类社会的深层影响，这种解释还不够充分。因为先验式的两分法隔绝了高塔与广场之间的流动。这就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的组织化进程中寻找答案。
在原始部落时代（Tribes），人类社群建立关联的方式依靠肢体和语言表达。随着社会组织结构化的不断加深，物理与意识形态上的机构（Institutions）开始出现、文字与印刷成为巩固组织的关键元素。近代开始，新型的城市（Cities）与市场（Market）开始成型，欧洲城市空间中的广场与高塔承担了权力与日常交往的核心要素。从高处俯视，这就好比围绕一个中心向外辐射，这是多维网络化社会的组织基础，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的景观投射。
今日的互联网时代，这种网络化交往社会的构成复杂程度早已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组织的构成密度，这种网络化的交往如同大都会地下星罗密布般的各种能源和生活管道，又恰似我们头顶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信号。如果我们的历史记述者还是紧盯地表上的摩天大楼，抑或是雄伟的文明庙宇殿堂，他们必然会错过遭遇构建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
同样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今日的互联网生态格局早已经走出萌芽期的乌托邦理想。互联网创新巨头成长为虚拟世界的统治者和垄断者，他们对于权力和高塔的想象和依恋正在重复老套的剧本。弗格森以“赛伯利亚”（Cyberia）指称当今世界的互联网“地缘政治”格局。旧有的权势高塔还未消亡，新的权力高塔正在隆起，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权势高塔正在演变为西方势力的最大挑战者。中国高效的治理能力和动员模式，使得中国的互联网组织形态可以最大程度上为国家所驯服和驱使，而混乱的西方文明还在为划分广场与高塔之间的边界与形态内斗不已。在写作《高塔与广场》的时刻，弗格森已经敏锐地嗅觉到中国在推动数字货币方面的大胆先行之举，以及西方在这方面必然遇到的制度和价值矛盾，这一切都被当下事件所印证。弗格森未曾预测到的是，在他看来并不可能攻陷西方社交网络的中国互联网新贵们，正在以名为“Tiktok”的APP方式，俘获并占据这个星球年轻人的网络社交世界，这一切都在当下迅速蔓延。
阅读《高塔与广场》好比跟随弗格森的脚步，从启蒙时代开启前夜的欧洲起步，与欧洲旅行者、布道者、殖民者、启蒙运动中的文人共和国、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反抗绅士，金融显贵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欧洲王室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两次欧洲大战中的政治家、革命家与阴谋家，难以捉摸的剑桥五杰，在丛林中厮杀的帝国将军，冷漠而狂躁的冷战斗士们，加州硅谷的技术极客，以及纽约第五大道上金碧辉煌68层高塔的拥有者，一同前行，试着用网络化的视角和评判方法，来审视历史进程的各种可能。
书中的个体与群体肖像，熟悉弗格森以往作品的人士，往往会感到某种重逢的喜悦。这种重逢所带来的新知与领悟，则必然会帮助我们用崭新的视角思考今日的世界。弗格森深受英国文史写作传统熏陶，自由而不羁；苏格兰人独有的理财和启蒙的思想基因，又使得弗格森笔下的历史人物充满了真实的张力感。到这里，我们不免又要搬请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话语来压阵。他曾经说过，“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原文经编辑发表于《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