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外的热情
第一次看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15年前，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在国内正式出版，有同学从老师处以写论文为借口借出香港版，我就跟着沾光看了一遍。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夏志清给我的震撼，晶莹澄澈的文字，甘美清冽的观点，醇厚清新的批评眼光，比之国内看到的所有批评文字都要美好得多，那会儿年少轻狂，从此终于改变主意，觉得文学批评还是有价值的，也是门学问——原来批评并不全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舔疮和装蒜。
最近又拣起来看了一遍，这回看的是国内版本，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时距夏志清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已经过去了44年。我无法拿以前那个版本对比，不过国内出版的这个版本肯定删掉了不少。也不容易了。
再次看，还是那么好。不仅写得好，翻译得也好。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译文，尤其还是多人翻译的情况下。
他评述林语堂和周作人：左派作家的载道文学固然可厌，但是像周林两氏所奉信的“言志”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如果我们翻阅林语堂这个时期的中文作品就会发现，他的锐利的、怪论式的警句，虽然很精彩，但他所写的英国式的小品文，除了故意雕琢的妙论之外，从来没有达到“性灵”的高度境界。
他说丁玲：《水》是一篇极端紊乱的故事，手法笨拙不堪。作者的声誉，即使在非“左”倾作家的圈子里面也是相当高的，我们奇怪的是，那个时代的趣味怎么能够容忍这一类文艺上的欺骗？作为一个小说家，丁玲比蒋光慈及郭沫若都不如。蒋光慈与郭沫若虽然浅薄，但文字尚算干净。丁玲是属于黄庐隐着一类早期女作家群，她们连一段规矩的中文也写不出来……《水》的文字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文字。
他推崇张爱玲和钱锺书是人所共知的，也正因为他所说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由此张爱玲和钱锺书小说的研究开始普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文艺评论吗？有推崇有批判，犀利清朗。
许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再出现一部超过这本书的小说史。这本身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夏志清先生的著作传世许久之后的多年，文学研究和文艺评论好像丝毫没有受到它的影响，仿佛大家在一座枯瘠的孤岛上忙碌，漠不关心，自说自话，原本怎样还怎样。用最简陋的标准，即使大家的文艺评论的标准有所不同，至少文字上也不要那么烂。这本书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不过已经是完全纯熟的中文，一点英文腔都没有。偏偏国内一些所谓评论者，英文连问路上厕所都不能应付自如，却能用一种裹脚布式的欧式文体，一句话里不放进去几个拗口的术语就写不下去。稀烂宛如沤馊了的白菜，恶臭如同吃坏肚子之后的闷屁。
评论大概不好做，也许基本原因是杂念太多。有些并不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杂念，还有掌控批评的杂念从教育之初就嵌入生长，由于嵌入太深，评论者自己已经很难摆脱。国内的批评文字最不天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要摆平，很多希奇古怪的姿态要做出，一些自我欣赏的调调急于表现。以文字为业的人在文字上破陋不堪——且不用说观点的陈腐——居然毫无羞惭之心，有几个评家的文章是能让我们记住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头——这里面可能李敬泽是个例外，不过他也有一些遵命文字很不好看。回头看看我自己写的一些评论，一到无话可说就开始走入胡说八道的套路，文字开始华丽，比喻追求新奇，最后再说上两句笑话抖上几个包袱——这路子实在太熟悉了，不用过脑子就能批量生产。可怕。
做评论文章也许需要一种隔岸的心态和置身事外的热情，当对岸的火烧不到自身，才会回归到朴素。夏志清先生去国远学，时间正好，还没有来得及主动或被动放弃学术标准，国外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罕见的好运也让他治学之心纯净，较少杂质。旁人或下一辈人的臧否也当有此功效，好的评论要么需要空间上的隔离，要么需要时间上的慢火熬炖。对于学者而言，要求人冒着什么风险做学问恐怕要求过高，不过相比前辈则没有什么进步，对于研究者而言，究竟是个不容否认的耻辱。
这番看来，还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其实人无论段位多高，都在寻求认同和赞赏，无非是寻求的是配得上自己的赞赏。夏志清先生说钱锺书，是一个一向轻视同行的学者。钱锺书的许多作派确实不掩饰内心强烈的高傲，不过他在《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中特别在注释中提到，胡适说这本书的“注释实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在评论话语看来不算特别强烈的夸奖，不过是胡适说的，分量自有不同。夏志清在序言中也提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先生看了书中鲁迅一章，写信说夏的看法与众不同，自己十分佩服，并说夏的英文造诣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两位大师相比。钱锺书和夏志清一生所听夸赞无数，但是也就只有这片言只语的赞赏让他们放在心里。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句顶一万句吧。这一瞬的表情透露了他们的天真和自尊。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夏志清给我的震撼，晶莹澄澈的文字，甘美清冽的观点，醇厚清新的批评眼光，比之国内看到的所有批评文字都要美好得多，那会儿年少轻狂，从此终于改变主意，觉得文学批评还是有价值的，也是门学问——原来批评并不全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舔疮和装蒜。
最近又拣起来看了一遍，这回看的是国内版本，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时距夏志清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已经过去了44年。我无法拿以前那个版本对比，不过国内出版的这个版本肯定删掉了不少。也不容易了。
再次看，还是那么好。不仅写得好，翻译得也好。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译文，尤其还是多人翻译的情况下。
他评述林语堂和周作人：左派作家的载道文学固然可厌，但是像周林两氏所奉信的“言志”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如果我们翻阅林语堂这个时期的中文作品就会发现，他的锐利的、怪论式的警句，虽然很精彩，但他所写的英国式的小品文，除了故意雕琢的妙论之外，从来没有达到“性灵”的高度境界。
他说丁玲：《水》是一篇极端紊乱的故事，手法笨拙不堪。作者的声誉，即使在非“左”倾作家的圈子里面也是相当高的，我们奇怪的是，那个时代的趣味怎么能够容忍这一类文艺上的欺骗？作为一个小说家，丁玲比蒋光慈及郭沫若都不如。蒋光慈与郭沫若虽然浅薄，但文字尚算干净。丁玲是属于黄庐隐着一类早期女作家群，她们连一段规矩的中文也写不出来……《水》的文字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文字。
他推崇张爱玲和钱锺书是人所共知的，也正因为他所说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由此张爱玲和钱锺书小说的研究开始普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文艺评论吗？有推崇有批判，犀利清朗。
许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再出现一部超过这本书的小说史。这本身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夏志清先生的著作传世许久之后的多年，文学研究和文艺评论好像丝毫没有受到它的影响，仿佛大家在一座枯瘠的孤岛上忙碌，漠不关心，自说自话，原本怎样还怎样。用最简陋的标准，即使大家的文艺评论的标准有所不同，至少文字上也不要那么烂。这本书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不过已经是完全纯熟的中文，一点英文腔都没有。偏偏国内一些所谓评论者，英文连问路上厕所都不能应付自如，却能用一种裹脚布式的欧式文体，一句话里不放进去几个拗口的术语就写不下去。稀烂宛如沤馊了的白菜，恶臭如同吃坏肚子之后的闷屁。
评论大概不好做，也许基本原因是杂念太多。有些并不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杂念，还有掌控批评的杂念从教育之初就嵌入生长，由于嵌入太深，评论者自己已经很难摆脱。国内的批评文字最不天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要摆平，很多希奇古怪的姿态要做出，一些自我欣赏的调调急于表现。以文字为业的人在文字上破陋不堪——且不用说观点的陈腐——居然毫无羞惭之心，有几个评家的文章是能让我们记住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头——这里面可能李敬泽是个例外，不过他也有一些遵命文字很不好看。回头看看我自己写的一些评论，一到无话可说就开始走入胡说八道的套路，文字开始华丽，比喻追求新奇，最后再说上两句笑话抖上几个包袱——这路子实在太熟悉了，不用过脑子就能批量生产。可怕。
做评论文章也许需要一种隔岸的心态和置身事外的热情，当对岸的火烧不到自身，才会回归到朴素。夏志清先生去国远学，时间正好，还没有来得及主动或被动放弃学术标准，国外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罕见的好运也让他治学之心纯净，较少杂质。旁人或下一辈人的臧否也当有此功效，好的评论要么需要空间上的隔离，要么需要时间上的慢火熬炖。对于学者而言，要求人冒着什么风险做学问恐怕要求过高，不过相比前辈则没有什么进步，对于研究者而言，究竟是个不容否认的耻辱。
这番看来，还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其实人无论段位多高，都在寻求认同和赞赏，无非是寻求的是配得上自己的赞赏。夏志清先生说钱锺书，是一个一向轻视同行的学者。钱锺书的许多作派确实不掩饰内心强烈的高傲，不过他在《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中特别在注释中提到，胡适说这本书的“注释实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在评论话语看来不算特别强烈的夸奖，不过是胡适说的，分量自有不同。夏志清在序言中也提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先生看了书中鲁迅一章，写信说夏的看法与众不同，自己十分佩服，并说夏的英文造诣简直可同罗素、狄金森两位大师相比。钱锺书和夏志清一生所听夸赞无数，但是也就只有这片言只语的赞赏让他们放在心里。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句顶一万句吧。这一瞬的表情透露了他们的天真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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