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愁”之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与记忆
晶报2020.1.02刊登，约5200字。
每座都市都有历史与记忆。只是，有谁会像它那样，拥有一体三面：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拜占庭。
在古典时代，它是拜占庭，古希腊的殖民城市，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于此，更名君士坦丁堡。395年，东、西罗马分裂，它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在中世纪的漫长时光里，占据地中海东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位置。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更名伊斯坦布尔，定为国都。奥斯曼土耳其继承了东罗马帝国丰厚的世界遗产，同时难以避免地继续成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矛盾和冲突的焦点，经历一系列的外部和内部斗争，这个庞大的帝国从17世纪末走向了衰落……
假如站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高处，放眼四望，会有什么感觉呢？昔日繁华，今夕何觅。一曲挽歌，邈远忧伤。历史仿如倒带的胶卷，在眼前掠过，光影流年，一眼千年。
我想，作为英国媒体BBC的主持人、古代与中世纪历史文化学者，贝塔妮•休斯（Bettany Hughes）大约会有类似感慨，促使她撰写了近70万字的《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这部作品通俗晓畅，叙事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的切入点是作者的实地探访，是作者在身临其境之后，对这座城市构成要素的观察和历史记忆的回顾。作品突出了叙事者（作者）的声音和作品意欲引导我们关注它的特定目的之间的关系。叙事者无处不在又适时隐身，既拉近了时空的距离，也保持了客观审慎的态度。
1.我们必须记住，这是有关海洋的故事
作品从今日伊斯坦布尔市中心耶尼卡皮地铁站施工时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女性遗骨讲起。
返回古老的、孕育生命的土地，位于黑海与爱琴海之间、在广义的色雷斯半岛的东缘。这座城市在诞生之初就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说，公元前5500年左右，一个毁灭大地的划时代事件——黑海大洪水决定了伊斯坦布尔的性格与它之后的生命故事。“我们必须记住，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故事，也是一片海洋的故事。”这片海洋在历史上曾经有白海、信仰之海、苦涩之海、伟大的绿色海洋与“我们的海”等称呼，它就是地中海。
为什么要强调“海洋的故事”呢？因为城市是文明之所，地理位置是文明得以创造的基础。根据地理因素，最初的城市生活或者说早期人类文明，大致分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前者通常体现为自给自足的定栖农耕文化，后者往往是向外发展的殖民或商业文化。
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里指出：“希腊文明从中东文化的一个边缘分支发展到与古代文化中心并驾齐驱，又进而超越其上，这是文明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为什么是希腊？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说，希腊人认为“希腊应该是城市的世界而非乡村的世界，应该发展农业而非畜牧业，应该有秩序而非无秩序状态”。城邦星罗棋布，大多分布沿海，不太深入腹地，因此希腊人并非以种粮为生，而是借海路与各地通商，贩卖酒、橄榄油等经济作物或陶器等手工业制品维生。古希腊继承的是米诺斯—迈锡尼的海洋文明。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海洋文明的扩张性与殖民地化后来融入了整个西方文明的血脉。
作为古希腊分支的拜占庭文化，从开始奉行的就是海洋文明的宗旨，抱持多元化的世界主义理念。它的人口结构非常复杂，城市大门向四面八方敞开，不仅欢迎贵族，也收容难民。远方的商人带来了异域的商品、信息和生活方式，商业发达、奢靡成风，让这座城市成为欲望之都、人间天堂。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这座城市走向繁荣成功的立足点，也是它引起各方争夺的契因。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哥特人的入侵、十字军东征、维京人劫掠、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亦敌亦友的矛盾、作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文明“飞地”的苦苦坚守、1453年的陷落、俄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映红了海洋与天空。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是海洋文明的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
2.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关宗教的文化
文化奠基于物质元素，进一步发展为精神因素。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言，“一种文化是一个精神共同体，是因为该社会拥有更多的统一的共同信仰和共同思考方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以现实的愿景为中心，以内心生活为指标，承载人类的理性生活。
对于伊斯坦布尔来说，它的历史文化必须在宗教的层面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最关键的抉择来自君士坦丁皇帝的决心。正是君士坦丁让这座城市成为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防御堡垒；正是君士坦丁决定皈依基督教，把他的新信仰提升为罗马人国家的主流宗教，并借助武力将统治扩展到希腊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罗马世界的东半部，才使得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与希腊的知识文化融合在一起，缔造了之后特征明显的拜占庭理念世界。
占据伊斯坦布尔历史时间最长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典型的神权政治国家。也就是说，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拜占庭人都认为其最高统治者是万王之王基督。那么，拜占庭政治文化原理就有一个矛盾之处：为什么君主甘心把自己置于第二位，降格成为上帝的仆人呢？
作者说，必须考虑当时的时代氛围。在君士坦丁置身其中的那样灾难频发、困苦多厄的环境里，与其让流播在百姓群体的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威胁，不如让它成为统一与巩固帝国权力的手段。如果在上帝眼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谁还需要民主和共和呢？君士坦丁所采取的宗教立场，在欧亚大陆形塑了一种朦胧的宗教样貌。作者结合自己的行迹，体会每个旅行点浓厚的宗教氛围，她说传达给她的基督话语中带着解放思想的真理。
野蛮人的入侵摧毁了罗马政权，却让一种新的日耳曼拉丁文化在基督教的名义下得到了自由发展。在拜占庭帝国，政教合一体制开始产生，文化中的宗教契机服从于政治利益，从而消除了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里带有破坏性的先知元素。政教合一，为何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长期传统，由此得到了一些解释。人的精神诉求与其政治需求之间的平衡赋予了西方文明以生命力，并且在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里让现实的愿景继续逐步深化和逐渐清晰。
君士坦丁堡与其说沦陷于1453年，从事实上来看，不如说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被洗劫就导致了毁灭的危机，苟延残喘只是时间上的拖延。这个事件可以被视作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拜占庭帝国光辉的消失，也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退潮。更具有进取心的伊斯兰文明得以取而代之。奥斯曼帝国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军事优势与神权统治，穆斯林化的宗旨依然是打造世界主义的政权，宗教是历史的一大动力。
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拜占庭的东正教信仰并将之定为国教。史称“罗斯受洗”。在俄罗斯这个幅员辽阔、落后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国度，弥赛亚思想跨越了语言和民族的差异，得到了强化。18世纪，彼得大帝推行政治、经济、风俗、礼仪等全方位的欧化改革。这是一次强制的受孕。自上而下，全盘移植，见效快，后遗症也不小。
文化在内部悄然孕育反抗的因子，在外部则会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冲击。政治与宗教的矛盾不可能完全平息，一方面，君主的权力不断强化；另一方面，教廷的腐化程度不断加深。此外，世俗哲学与民族觉醒的运动都在摇撼帝国统治的根基。宗教之所以产生，以及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冲突，根源在于人类生活受到科学水平的限制，只能依赖于观念的庇佑，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宗教在逐渐失去它的神圣性，伊斯坦布尔的荣光因此早晚都会消散。
3.我们必须理解，这是有关女性的讲述
在通常的观念里，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是男性主导的，女人们只是点缀，尤其穆斯林妇女们，似乎都被掩盖在面纱之下，隐身无迹。但是，这部作品除了展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男性君主或统帅的成就，众多女性也拥有她们的舞台和亮相的机会。
作者说：“在君士坦丁堡的精神风貌中，女性并未隐形，恰恰相反，她们的角色相当显眼。”书中讲述了许多史前女神的传说，作者说，女性的守护力量很久以来都能得到全体希腊人的肯定。在世俗生活里，女性在君士坦丁堡扮演着支持和管理家庭教会的角色。不管哪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女性深度参与了执政的过程，或者对执政者影响力很大。
君士坦丁皇帝的母亲海伦娜，原是某家客栈老板的女儿，在与路过寄宿的军人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一夕欢享之后有孕。作品着重呈现海伦娜的基督教虔诚，她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并带回了一些圣物，作者说海伦娜并不只是太后，也是君士坦丁的权力伙伴。
查士丁尼一世的王后狄奥多拉，出身娼妓与密探，是一位极有才干与野心的女性。早年的生活磨难培养了她坚不可摧的基督信仰，以及对下层百姓的怜悯之心。查士丁尼对狄奥多拉的敬重一直坚定不移，愿意与她分享统治的权力，作者说两人的关系是“极具肉欲与精神性的伙伴关系”。他们共同掌权的时代是君士坦丁堡的黄金时代，这座城市成为收容大量难民与遭受侵害的妇女的慈善之都，他们联手推动的社会改革与计划振奋人心，《查士丁尼法典》在秩序建设上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尽管高压统治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
根据伊斯兰的律法，女性与男性一样有继承权。作者描述了伊斯兰贵族女性所受的教育与慈善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卡西亚是个多产的诗人与赞美诗作者。据说卡西亚在年轻时曾拒绝皇帝狄奥斐卢斯的追求。皇帝在选妃时挑逗地对她说：“许多龌龊的事都是因为女人而起。”卡西亚敏捷地回应道：“但美好的事物也来自女人。”
奥斯曼帝国后宫那些地位崇高的女性也拥有影响力。比如，苏莱曼一世深爱许蕾姆，愿意听她的意见。穆拉德三世的母亲努尔巴赤是一位具有非凡地位与影响力的女子，她不仅掌管后宫，在朝政和地产投资建设等方面都极有眼光，因此被视作“女苏丹”。穆拉德三世的宠妃萨菲耶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挚友，促进了两国的外交接触。
有关女性的这些讲述，改变了我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女人们尤其是伊斯兰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美丽、聪慧，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进程里。作者在历史的叙事中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她们的声音。任何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叙述都有自己的文化准则，作者在作品中投射了自己身为女性的关切所在，以及现代社会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的历史反思。
4.我们必须辨认，这是有关记忆的书写
那些历史，那些历史里的人和事，讲出来，就是传奇。
在历史的镜头捕捉下，有魅力的个人熠熠闪光。比如，查士丁尼一世与狄奥多拉的结合，就是极有看头的故事。他们各自从底层逆袭登上权力巅峰，相遇、相爱、相伴，互为依靠，排除异己，大权独揽。532年，尼卡大暴动，君士坦丁堡陷入火海，查士丁尼准备弃城逃离，狄奥多拉走了出来，在广场上发表演讲，稳定了军心。这样的故事天然具备了传奇的气质。
那些激烈的战争、伟大的战役、英勇的战士，史诗一般的场景……让人无限遐思。序言直接进入公元632年—718年，当是时，君士坦丁堡正遭受阿拉伯人的围攻。作者以精彩的文笔描摹这场围城之战的氛围，然后，作者说：“这些事件尚未被写入历史，就已经成了传说。”伊斯坦布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这座城市拥有的两幅面孔——它既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也是一个故事。比如，据说在围城战里，阿拉伯人击碎了太阳神铜像并将碎片卖给了犹太商人，然而遍观阿拉伯史料，却从未有这样的记载。作者猜测，或许这段“历史”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用以影射犹太人与撒拉森人的不良习性。
所以，作者在序言里就强调：“文化能制造记忆，对于历史的期望和史实一样有力。”阅览这部作品，于我们的另一重收获，就是认识文化记忆机制的运作过程。这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尤其明显，因为，在近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化媒介与传播速度更深刻地影响了世俗的生活。
作者描述了伊斯坦布尔后宫如何在性幻想家、伪科学家与文学艺术的创作里被传奇化。“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美丽而慵懒，近在眼前但带有异国风情的女性形象”，就是绝佳的“票房保证”，于是，到处都是从后宫逃离的美女，到处都在宣扬奇特的习俗与生活。
这些现象说明，文化记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依赖于政治与媒介。真实的历史往往会让位于由媒介支撑的记忆，从而强化后代人瞻望往昔的印象。较之严肃的历史研究，当代大众文化对于伊斯坦布尔的认识很多时候就来源于这些不断被强化的印象。类似这样的想象或许可以再次证明鲍德里亚的观点——真实的历史永远可望不可及，当代消费社会所描绘的“过去”，很多时候只是利益驱动下的梦幻。
伊斯坦布尔真正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恐怕永远都没有确定的答案。作品不可避免地有着强烈的现代解读的个人色彩。海登•怀特早就探讨了历史的“虚构”，主张“自我”的再生。经过文化记忆的一再过滤、经意与不经意的正解或误读的一再叠加，即便像我们的作者那样努力去搜寻蛛丝马迹，历史终究无法全然现出原貌，而这也是我们探寻历史的动力。
在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如今的伊斯坦布尔无力再现昔日的辉煌。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经说道：“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他称之为“呼愁”。
呼愁，这个名词形神凝聚，是伊斯坦布尔的文化象征，是当代土耳其人的集体忧伤。它试图涵纳多少历史，寻找多少遗失的记忆？
PS：冀望某天，有人能写一部《2020武汉记》，武汉不是“呼愁”之城，武汉应是“愤怒”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