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玄黄》短评

最爱钱老的一点就是钱老的诚实。《天地玄黄》后记将学术思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是夫子自道，也将此研究范式的缺点暴露无遗。所谓“在翻阅历史材料时，总不免联想到“以后”(包括现在)所发生的许多事”，所谓“由彼到此，实际上就是这种有意识与无意识的 选择(它构成了某种历史“命题”)的展开与实现的过程”，所谓“思考正是在这种撞击、交融中进行，同时，又是面对将至的‘远方’，与对已经陷于重重困惑中的这个历史实体的未来的焦虑联系在一起”，所谓“将一种“未来”(“远方”)视点隐蔽其后 ”，所谓“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由彼到此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时间差”史学是钱老知识分子研究的最集中特点，一种为当下（灾难）找原点的思维模式也相当明显、自信地呈现在著作之中。所谓“天地玄黄”，正是新时代（灾难）开启前夕的混沌态。这里隐藏着后续历史展开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经以“雏形”的方式初步呈现，而研究的目的便是找到这些“原点”。钱理群要找的是“一个对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进行严格控制、统一计划管理的体制”，“一种排他性的革命话语方式”，一种崭新的美学原则、一种操纵/解释革命话语打击异己的修辞模式。而这些正是钱在对CR的反思中形成的问题。应该说，作为“知识分子三部曲”第三部的《我的精神自传》里，有解开第一部《天地玄黄》的密码了。

在具体个案分析上，钱老的分析往往过于“贴”了，常常共情，史料剪裁单一、主观，未得辩证。朱自清一章主要是朱自清晚期文章和《朱自清先生哀念集》，萧军一章则主要用《萧军思想批判》，学生文艺运动一章大量引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也就是说，这三章的材料来源其实相当单一，也就很难真正富于历史感。在胡风、萧军、沈从文、《新路》《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这些跟钱老精神气质或多或少有些契合的作家的分析中，这些生命经验、价值立场颇为不同的作家最后面貌都有些趋同。而到了朱自清这样其实精神气质跟钱老非常不同的知识分子身上，再去找如钱老自己一样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入思考实在是有些隔了。至于丁玲、周立波的逻辑，则是钱老不曾也不想去考虑的。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海批判《中国新诗》派诗人的胡风派青年诗人、与东北的《生活报》，都在国统区，他们缘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成为一种美学原则、批评与创作模式的“原点”？各个个案因事地情产生的差异一定是极大的，胡风派青年作家们不正是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社“着意”“打击”的对象么？可见这种找原点的思路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我不否认钱老作品的价值。在今日读来更是尤为珍贵。这样的文章立场也很明确，也很容易读，但总感觉每个个案写出来最后都“趋同”，好像所有都写成了钱老的模样。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未必是对象自己的问题，而是钱理群的问题。这样写下去，所有的知识分子身上都能挖掘出“妥协”与“坚守”，毕竟是整体的“受害者”群落。这或多或少有些“忏悔史学”气。

秦晖认为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并非建基于它对“进化非真”的成功证伪，而是建基于它对“进化非善”的新价值推崇。套用过来的话，《天地玄黄》的逻辑前提也并非建基于1940年代中国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之真的成功证伪，而是建基于他对社会主义道路非善的新价值推崇。

单一学术标准而论，我以为钱老的厉害之处在于提出概念。一部分是对前人文章（尤以周氏兄弟为多）中概念的再发现，一部分则是自己的创造。《我的精神自传》中诸如“知识分子专制”“三种奴隶状态”“堂吉诃德式的专制”“专制的狂信”“压迫的腐蚀”“还思想予思想者”等等诸如此类，俯拾即是。《天地玄黄》中反覆应用者即“我们”体。这个概念应用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其实概念的真正效力也就让人怀疑了。

一些具体见解也相当深刻。对左翼文学的反思力度之高之深，其实是为今日“蓬勃”的左翼文学研究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