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判理论一代和二代差异的再思考

阅读此书的契机是2019年的秋季学期旁听了张双利老师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荣誉课程，这学期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最低限度的道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后讨论一代与二代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前半学期的课程可以说是艰难地在否定性的爆炸中寻找肯定性的微光，学期末的时候我说一代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肯定性，张老师说eclipse of reason里有，我就来看了。

对一代和二代的比较是由哈贝马斯对一代的批判所引出的。但看过这本书后我认为哈贝马斯的批判确实有不中肯之处：1 一代不是思辨理性，不能作为意识哲学被语言哲学给打发掉 2 一代不是看不到，而是认为交往理性没了。

此外，一代的马克思色彩在哈贝马斯这里被彻底淡化了。区别或许还是在于对世界是否根本完蛋的不同的判断吧。毕竟马克思分析的是彻底毁坏了的世界。

一些更具体的感想：

一代与二代的区别不在于，一代继承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实体理性，二是语言哲学转向之后的理性，一代与二代之争的一大哲学基础即语言哲学对意识哲学的批判。从此书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实体理性作为客观理性路线的思辨哲学之顶峰，和形式化的主观理性，是人统治自然之原则的一体两面。

一代继承的是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在人以共同体的形式与自然打交道时出现了社会分工，分配不均，私有制，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独立于直接物质劳动的阶级使独立于直接现实的思想成为可能，如此思想或理性一方面为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因其普遍性而制约权力。当代的问题在于没有独立与生产过程的统治阶级但是阶级统治，或是在阶级被模糊化后人对人的统治仍然存在，理性却失去其反思性而只剩下工具性。我们无法在没有现实条件的情况下构想不同的现实的蓝图，只能从理性的社会根基出发对如此理性本身进行自我批判。

一代对马克思的超越在于对理论做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调整，在人与人的维度之外决定性地引入了人与自然的维度。

一代比马克思更强调哲学的意义。且如此哲学在当代不是要规定现实的思辨理性，（毕竟当代生活已经是彻底的错误），而是要保留反思的维度，保留独立的思想。因此我并不认为从一代方案中可以设想出一种他们的法哲学。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建构性的哲学不能真正面对当前的文化困境。

一代与二代的根本分歧在于现实是否根本错误。在现实根本错误的情况下，一种使社会真正变得更好的经验科学是不可能的，一种为现实提供合理性基础的哲学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哲学只能以批判的否定面目出现；在现实没有根本错误的情况下，政治哲学和经验科学才是可能的。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互制约的原则已经不再时，哈贝马斯要做的就是发现新的两个原则以及这两个原则带出的平衡。那么前者需要证明为什么现实无可救药，也就是要写出类似当代的资本论的东西；后者需要证明现实为什么还有救。这种证明需要是经验的，但是指导整体的经验研究背后仍然需要某种哲学，否则现实如果只以自我保存为底线不也可以永远有救？社会批判理论之为社会批判理论，某种模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反压迫为原则的社会理论，那么对压迫这一道德概念的定义本身必然是需要形而上的基础的，因此哲学是必须的。

一代正是因为认为社会没救了才选择哲学；二代是因为认为社会还有救所以才选择社会学。但分歧不在于一代仍然是思辨理性。

一代不是认为没有交往理性，一代是认为交往理性没了（交往理性需要共同的讨论基础，在过去这个基础是意识形态本身，但是因为思想的普遍性从而能限制权力，但是在今天意识形态和现实直接合一），或者至少对社会生活整体没作用了。

关于此书本身的另一个疑问：如何理解哲学通过思辨达到自在自为的自然，发挥类似艺术的功能，使自在自为的自然本身得以敞开？思辨通过中介达到绝对，从而揭示出以意识形态为根据却与意识形态不同的现实的有限性，以此揭示在直接现实之外还有自然/经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至少在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只能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哪怕它在过去作为肯定的东西充当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辩证法在合理的时代是对现实的合理性重构，辩证法在不合理的时代是对现实中预设的却被隐藏了的绝对，以及现实相对于绝对的有限性，表面的绝对与被预设的绝对的差异的揭示。但是辩证法作为哲学，它本身不带来革命，它应该只是给革命提供思想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