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超越与局限——从泰戈尔和《吉檀迦利》说起

泰戈尔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这里已变换了样式，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琼筵。”

我觉得如果这句话如果不是出自泰翁之口，而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现代诗人，则关于“民科”“民哲”等种种指责应该是不会少得了的。泰戈尔传奇一生，美好与局限都与这种亦诗亦哲的人生哲学有莫大关系。《吉檀迦利》就是泰翁此种哲学最典型的代表。

《吉檀迦利》是汉语音译，孟加拉语原意为“献诗”。泰戈尔自我定位为“神的求婚者”，同楚辞和希腊神话中人神之恋的浪漫传统类似。印度梵语文学可看成中国的文言文，泰戈尔极为推崇其中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沙恭达罗》。该剧作者是迦梨陀娑，意思就是“迦梨女神的奴隶”。可见泰戈尔的自身定位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因此《吉檀迦利》更确切的书名为《献诗——写给神的情书》。（其实中国也有某某门下走狗等自诓）。

就诗集内容来看，作为诗人也好，哲人也罢，泰戈尔的自我是解离在一个介于神之奴隶和与神并肩的游离状态。泰翁在这个空间里去批评自我去赞美主神去鞭挞现实去皈依理想并获得内心的解脱。虔诚信仰之下的溢美之词可能会让不习惯放弃自我主体性的唯物主义者和唯我主义者们很不习惯，可能会感到“怒其不争”或者“坐地跪舔”的疏离。而欧美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则有漫长的宗教传统。对泰翁的《吉檀迦利》更具接受度。

这也和泰戈尔在中国的整体接受情况是相符合的。泰翁长期以来被大陆流行文化塑造的是一个童话诗人和青春歌者的形象，整体面向的只是中小学生。比如“如果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你就要错过星星了”，也比如“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等等。当下市场流行的诗集多是《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实际上泰戈尔之所以成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反而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我是大三读的本诗集。通读之后，我发现，与其说是给神的献诗，倒不如说是对自我精神的排遣和对诗神倾诉自己人生及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困惑，得失。以祈求福佑，寄托焦虑等。可能诗集中的“你”不仅仅是诗神吧，也可以是是泰翁的主神，最高天神。这个神可大可小，可男可女。借由颂神之歌，将泰戈尔自己从小我引向大我，从有限引向永恒。一如泰戈尔在早年完成《大自然的报复》这部剧本后悟到的一生之信条：从有限中发现无限的快乐。

书评至此基本可以结束了。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一颗丹心。而泰戈尔正是凭借着这部诗集得到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正如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一个领域的真理在另一个领域也可以是谬误，至少是局限。就再多说几句。

获奖之后泰戈尔频繁出访二战前夕的世界各国却得到了很多有趣的回应：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高规格接待之却在泰戈尔私会了被软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后变脸；日本高规格接待之，但女子学校和友好学者抵挡不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敌视和搅局。最有趣的是在中国，清华派（徐志摩，林徽因，梁启超等人）大为欢迎之而革命派如陈独秀，郭沫若等则大谈泰戈尔思想的消极和反动，就连胡适也对其玄学属性颇有微辞。哪怕是在印度本土，泰戈尔和谋求民族解放的甘地，尼赫鲁等人也颇多龃龉。原因就是泰戈尔的某种理想主义。

当时以上各国都在用民族主义动员社会力量，或扩军备战或救亡图存。而泰戈尔则超越了民族主义。他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把民族国家控诉为现代人类苦难的元凶。他认为民族国家是狭隘的。对于经济繁荣和政治强力的渴求，让人们忘记了生活原本的和谐与善良，对于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集体狂热淡化了个人罪孽的道德负罪感——这就是现代性悲剧的根源。1923年，当泰戈尔看到整个中国都在呼唤民族觉醒、国民富强的时候，内心感到深刻的忧虑——中国似乎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离开中国之前他曾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的人们奔赴名利的闹市。”

现在看来，其实当时各方都有各自立场下的充分理由。而今中国完成救亡图存大业并富强起来之后，诗意的栖居和对精神生活的呼唤越来越迫切和必要。重新发现的诗意已经让唐诗宋词开始火爆。之于泰戈尔，则是时代的错位造成了一百年前泰戈尔哲学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被视为救赎，在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被看成精神毒药的窘境。这和孔子周游列国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

总结如下：我认为，泰翁首先是个诗人。而且是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中的富有大家族的并不负责家族生意实务的诗人。他不坏，也不蠢，只是阶层限制了他的想象力，某种程度上的何不食肉糜而已。想让他体验到真实点的民生疾苦，只需要学习一段时间陶渊明的自食其力。或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问一下自己的退休的爸爸和掌权的哥哥关于家族生意的原始积累和现实利害算计即可。他要么是被保护的太好，要么就是故意不想知道。一如贾宝玉，如果贾家一直赫赫扬扬，贾珠健在操持家业，贾母也一直护着他，他在大观园和姐妹丫鬟们写诗作对一辈子谁又能把他怎么着？

泰戈尔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往前走的太远，走到国际主义，淡化了狭隘民族认同的世界大同，全球共产的地方去了。或者说往后退的太远，退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中去了。只是唯独没有和实际政治和印度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阶段踩在同一个节奏上。

因此，泰戈尔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诗是伟大的梦。就像电影《死亡诗社》的经典台词说的那样：科学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的意义。甘地，尼赫鲁们是坚实的大地，而泰戈尔和他的梦则是光明所向的天际。他们都是印度人民不可或缺的。一如我们需要谭嗣同毛泽东改革和革命，也需要曹雪芹把贾家做成标本，挂在墙上展示一段文明，供后人红楼一梦。有命活，有梦做，二者都是刚需。诗人理想主义点太正常了，一个社会连诗人都不理想主义了才叫可怕。愿诗意长存，诗心不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