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不居的历史，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近日读柯文的这本书（02年增订本），有很多并不成系统的想法，其中一些是强化了过去的看法，另外一些则是新的。该书系统批判总结了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史研究，包括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我无意在这重复归纳作者的观点，也没那个全面把握的能力，仅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
在转换的视角下
这本书总体是阐述过往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之理论的错缪，并提出可能的修正方法，那就是把研究的视角从中国之外转向其内部，当然，这种转换的前提是尽量的脱离自己的一套历史经验，不再使用西方这一把尺子来衡量，作者认为他所提到的三种以往模式，其相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有意无意的都将西方作为明显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作者提出的办法是脱掉自身西方的这张皮，钻进中国这张皮中去，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点，他们那种山外观山的优势还剩几许？当然，这点仅仅是出于研究层面的考虑。事实上他们只能部分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那套思考模式、概念词汇引入其中，从而削弱中国中心的取向。
二，作者批评了几种以西方为研究背景的取向，提出研究他国历史要以他国为背景的取向，这在加强局外人的尊重意识以及局内人的内部关照会有积极的作用，运用的好也可以更客观的把握历史，绘描出一幅和以往不同的历史面貌，可是，这样做的一个潜在隐忧是，把西方中心观剔除后，我们自身将成为自身最重要的准绳，参照系从横向为主变为纵向为主，那么，既然以往认为中国19th中叶后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力量才发生如此转变的观点势必被削弱，当其被边缘化了，是否会形成一种思维:对于我们而言，看来自己得对19th、20th的历史负主要责任，（西方的影响有，但不再是决定性的，以反殖民化为主线的调子不再是主旋律。）必须要考量的是既然西方因素缩小了，那么我们自身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又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又能否走出一种不同的道路？（无论是过往还是未来）以及不同的历史前进步伐？（多半不会再是以近代化命名的那条路径）会是怎样的一个变奏？;对西方而言，似乎也不用再过多纠缠在过去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情绪里，不用再为以往的所作所为过于感到内疚、懊恼， 因为无论是费正清的大多数人认为的西方冲击促成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和带来了苦难，还是墨子刻乐观取向的认为的中国人在近代自身正在渴望这样一个冲击来克服历史的桎梏，从而继续王安石变法以来被中断的可能道路，不管西方因素是积极还是消极，不管认为西方到来时中国是静止还是动态的，都在柯文的批评里变成了一个次要的因素，于是无疑可以卸下对中国19th、20th苦难历史的责任了，由此，可以问问，柯文的这套理论是否在推卸责任，多少有为西方人隐蔽洗罪的嫌疑（即便他本意未必如此）？
三，由第二点可以看到，如果接受柯文的看法，那么，我们的历史必须重构，且不管西方人如何来钻入我们这张皮来体验，来理解。我们要面对的是，毕竟本国的历史不能等着别人来书写，必须有一套自己的解读。且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套能不以西方史境来书写的历史，可是，我们能超越吗？如若这样，我们似乎要对每一个西方提出的概念、模式、理论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做出评判与界划，其中定有不合时宜的，比如“封建”等词的情况，那么，此类词汇是抛弃不用，还是重新注入内涵再推广？更有可能是像后现代史家一样，造出大量除了作者，几乎无人理解的新词汇、新概念、新模式或理论？这样书写出来的历史，其承认与普及将是个麻烦。
可能性最大的，还是援引西方理论为我所用，诸如区域研究（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从下而上的历史、学科交叉，尽量对历史提供精细化的描写，注重历史人物的随机作用和广大民众的确切需求，力求“对历史进行最大的阐明和最小的扭曲。”当然，这样做，仅仅是理论的借鉴，绝无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追随，也不是承认其一切都高人一等。
还原与书写的困境
如此多的疑问或多或少反映在每一代史家的著作中，柯文也是有了许多不同的著作，才有可能从中总结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再加以逐一评介，因而该书对历史撰述具有启示意义。上文说柯文认为造成三种模式缺陷的一个原因在于各个模式的研究者都拿西方为标尺，用各种理论（西方经济侵略、近代化、帝国主义等等）来为中国把脉，但其实在下意识里承认西方的优越方面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这里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即，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预设（西方是发展的唯一方向，不遵循这个方向的就是怪物，因而遵循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焦点所在），且这一预设自始至终伴随尔后的研究。不过先不要急于批评他们这种似乎狭隘的视角，因为任何一个史家都无法避免类似的问题。或者说，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通病，他是一个终极矛盾，即历史研究者的主观和历史本身的客观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把他的影响减至最小，那样也就离历史本原最近。
其实，当你在做一篇论文时，已经在其中把这一矛盾表现的淋漓尽致。从一开始，你其实就有一个预设，或者说是假设，假设了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准确点说是一个你需要的结论在那。接下来的事就是搜集资料、事实，当然，你会很自然的搜集那些对你有利的资料，千方百计找寻那些支持你的预设的材料，而对于那些对预设造成威胁的资料，就会去尽量避免，甚至视而不见。就如柯文说的：“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乙或丙，也不会认为他们有什么重要意义。”资料搜集后就是撰写了，这时，我们会看到三种情况：
一，一个有良心或是秉持客观理念的作者，当他利用搜集到的材料证明了他的假设，那么这一假设就是真，但很多时候他会去考虑那些不一致的材料，并可能为此修订其假设，甚至得出与假设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其假设现在是真假，不过却得到了另一个真，因而也不妨碍研究的进步，这是良史。
二，这种人采取逃避的办法，尽可能不去招惹那些对他的假设不利的材料、事实，也就是说他坚持己见，除非搜集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假设，否则一定会出一篇与假设一致的结论。但这样，至少在方法上无差错，可能只是观点偏颇，内中也还可能有正确的元素。
三，这一类是一定要证明其假设（御用史家大多如是），他的假设是真正的预设，为此，他可以无视其他事实，为达目的不惜胡乱系年，甚至篡改事实、材料，功底好他可以弄得像模像样，功底差就错漏百出了，不过，再怎么都是歪曲史实，离历史真实最远，是秽史。
从上，可以看到，预设最大的威胁是他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如果把预设限制在假设的范围还可以多少避免这一威胁，一但为了证明预设而证明，我们得到的可能就会是许多后设的结论。读一本史书，最怕的就是遇到证明预设所采用的诱导式推断，得到一个如此推论下必然的后设结论。一元的单线的历史。
故而，我才觉得，历史是真实，但一切皆有假。这个假就是指解构的文本的历史。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人说，每一代的史家几乎都会或多或少的把前代史家的书写的历史重新书写一遍。这样看来，似乎历史学是个很悲哀的学科，不断的追寻真实，给其他学科标榜客观，却是真正意义上从来不曾真实、不曾客观的。于是有人说，历史学是艺术。
历史可以被理解吗？
葛兆光说过，历史是移动的，对于这门和时空这个最奇妙的东西打交道的学科，它的无数理论，就和物理学上的理论一样，都有一个适用范围，只要把这个范围界划清楚，那么历史可以成其为科学（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定要抱着符合“科学”这个重担，因为就“科学”这个概念而言，其出现也才数百年，它就一定能囊括所用现象，知识，信仰？），可以指导当下，就如，牛顿三定律无法应用于超宏观与微观世界，难道就该废弃吗？难道物理学就是骗子？显然，人们的欲望是造成这些非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人最大的欲望就是全知全能，因而一直就想有一个能解释和操控所有的万能理论，这从人们对大一统理论的野心可见一斑。在历史学科上，也同样想找到一个绝对可以扫除一切秘密，解释所有现象的“天眼”，可是，如果人真掌握这样的一种理论及其对应的力量，不就成上帝了吗？所以有人问，历史（此概念是二义合训：1，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2，人类参与了解过往并记录下的精神产品，本文中未作详细分别，请读者自己鉴别，此仅指有人参与的历史）的终极动力是什么？我只好说是人欲。
对历史理论及其文本抱一种相对主义的看法，看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折中和比较稳妥的方式。面对变动不居的历史，无论是事实的历史本相还是后人解构的历史文本，有时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探究欲，太多的好奇心可能会使你窒息于历史中，要明白，你自己就在历史中，这是一个“永远就在此山中”的状态，毕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也许只有能做到“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之人才能颖悟其中真谛。可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无所向既是向。所以觉得还是列文森说的对：“无人能掌握众规范之规范。”
故而有时，我以为，历史是混沌的…
原文地址：
http://liubingjie.blogbus.com/logs/10312880.html
在转换的视角下
这本书总体是阐述过往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之理论的错缪，并提出可能的修正方法，那就是把研究的视角从中国之外转向其内部，当然，这种转换的前提是尽量的脱离自己的一套历史经验，不再使用西方这一把尺子来衡量，作者认为他所提到的三种以往模式，其相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有意无意的都将西方作为明显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作者提出的办法是脱掉自身西方的这张皮，钻进中国这张皮中去，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点，他们那种山外观山的优势还剩几许？当然，这点仅仅是出于研究层面的考虑。事实上他们只能部分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那套思考模式、概念词汇引入其中，从而削弱中国中心的取向。
二，作者批评了几种以西方为研究背景的取向，提出研究他国历史要以他国为背景的取向，这在加强局外人的尊重意识以及局内人的内部关照会有积极的作用，运用的好也可以更客观的把握历史，绘描出一幅和以往不同的历史面貌，可是，这样做的一个潜在隐忧是，把西方中心观剔除后，我们自身将成为自身最重要的准绳，参照系从横向为主变为纵向为主，那么，既然以往认为中国19th中叶后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力量才发生如此转变的观点势必被削弱，当其被边缘化了，是否会形成一种思维:对于我们而言，看来自己得对19th、20th的历史负主要责任，（西方的影响有，但不再是决定性的，以反殖民化为主线的调子不再是主旋律。）必须要考量的是既然西方因素缩小了，那么我们自身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又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又能否走出一种不同的道路？（无论是过往还是未来）以及不同的历史前进步伐？（多半不会再是以近代化命名的那条路径）会是怎样的一个变奏？;对西方而言，似乎也不用再过多纠缠在过去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情绪里，不用再为以往的所作所为过于感到内疚、懊恼， 因为无论是费正清的大多数人认为的西方冲击促成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和带来了苦难，还是墨子刻乐观取向的认为的中国人在近代自身正在渴望这样一个冲击来克服历史的桎梏，从而继续王安石变法以来被中断的可能道路，不管西方因素是积极还是消极，不管认为西方到来时中国是静止还是动态的，都在柯文的批评里变成了一个次要的因素，于是无疑可以卸下对中国19th、20th苦难历史的责任了，由此，可以问问，柯文的这套理论是否在推卸责任，多少有为西方人隐蔽洗罪的嫌疑（即便他本意未必如此）？
三，由第二点可以看到，如果接受柯文的看法，那么，我们的历史必须重构，且不管西方人如何来钻入我们这张皮来体验，来理解。我们要面对的是，毕竟本国的历史不能等着别人来书写，必须有一套自己的解读。且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套能不以西方史境来书写的历史，可是，我们能超越吗？如若这样，我们似乎要对每一个西方提出的概念、模式、理论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做出评判与界划，其中定有不合时宜的，比如“封建”等词的情况，那么，此类词汇是抛弃不用，还是重新注入内涵再推广？更有可能是像后现代史家一样，造出大量除了作者，几乎无人理解的新词汇、新概念、新模式或理论？这样书写出来的历史，其承认与普及将是个麻烦。
可能性最大的，还是援引西方理论为我所用，诸如区域研究（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从下而上的历史、学科交叉，尽量对历史提供精细化的描写，注重历史人物的随机作用和广大民众的确切需求，力求“对历史进行最大的阐明和最小的扭曲。”当然，这样做，仅仅是理论的借鉴，绝无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追随，也不是承认其一切都高人一等。
还原与书写的困境
如此多的疑问或多或少反映在每一代史家的著作中，柯文也是有了许多不同的著作，才有可能从中总结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再加以逐一评介，因而该书对历史撰述具有启示意义。上文说柯文认为造成三种模式缺陷的一个原因在于各个模式的研究者都拿西方为标尺，用各种理论（西方经济侵略、近代化、帝国主义等等）来为中国把脉，但其实在下意识里承认西方的优越方面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这里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即，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预设（西方是发展的唯一方向，不遵循这个方向的就是怪物，因而遵循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焦点所在），且这一预设自始至终伴随尔后的研究。不过先不要急于批评他们这种似乎狭隘的视角，因为任何一个史家都无法避免类似的问题。或者说，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通病，他是一个终极矛盾，即历史研究者的主观和历史本身的客观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把他的影响减至最小，那样也就离历史本原最近。
其实，当你在做一篇论文时，已经在其中把这一矛盾表现的淋漓尽致。从一开始，你其实就有一个预设，或者说是假设，假设了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准确点说是一个你需要的结论在那。接下来的事就是搜集资料、事实，当然，你会很自然的搜集那些对你有利的资料，千方百计找寻那些支持你的预设的材料，而对于那些对预设造成威胁的资料，就会去尽量避免，甚至视而不见。就如柯文说的：“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乙或丙，也不会认为他们有什么重要意义。”资料搜集后就是撰写了，这时，我们会看到三种情况：
一，一个有良心或是秉持客观理念的作者，当他利用搜集到的材料证明了他的假设，那么这一假设就是真，但很多时候他会去考虑那些不一致的材料，并可能为此修订其假设，甚至得出与假设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其假设现在是真假，不过却得到了另一个真，因而也不妨碍研究的进步，这是良史。
二，这种人采取逃避的办法，尽可能不去招惹那些对他的假设不利的材料、事实，也就是说他坚持己见，除非搜集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假设，否则一定会出一篇与假设一致的结论。但这样，至少在方法上无差错，可能只是观点偏颇，内中也还可能有正确的元素。
三，这一类是一定要证明其假设（御用史家大多如是），他的假设是真正的预设，为此，他可以无视其他事实，为达目的不惜胡乱系年，甚至篡改事实、材料，功底好他可以弄得像模像样，功底差就错漏百出了，不过，再怎么都是歪曲史实，离历史真实最远，是秽史。
从上，可以看到，预设最大的威胁是他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如果把预设限制在假设的范围还可以多少避免这一威胁，一但为了证明预设而证明，我们得到的可能就会是许多后设的结论。读一本史书，最怕的就是遇到证明预设所采用的诱导式推断，得到一个如此推论下必然的后设结论。一元的单线的历史。
故而，我才觉得，历史是真实，但一切皆有假。这个假就是指解构的文本的历史。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人说，每一代的史家几乎都会或多或少的把前代史家的书写的历史重新书写一遍。这样看来，似乎历史学是个很悲哀的学科，不断的追寻真实，给其他学科标榜客观，却是真正意义上从来不曾真实、不曾客观的。于是有人说，历史学是艺术。
历史可以被理解吗？
葛兆光说过，历史是移动的，对于这门和时空这个最奇妙的东西打交道的学科，它的无数理论，就和物理学上的理论一样，都有一个适用范围，只要把这个范围界划清楚，那么历史可以成其为科学（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定要抱着符合“科学”这个重担，因为就“科学”这个概念而言，其出现也才数百年，它就一定能囊括所用现象，知识，信仰？），可以指导当下，就如，牛顿三定律无法应用于超宏观与微观世界，难道就该废弃吗？难道物理学就是骗子？显然，人们的欲望是造成这些非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人最大的欲望就是全知全能，因而一直就想有一个能解释和操控所有的万能理论，这从人们对大一统理论的野心可见一斑。在历史学科上，也同样想找到一个绝对可以扫除一切秘密，解释所有现象的“天眼”，可是，如果人真掌握这样的一种理论及其对应的力量，不就成上帝了吗？所以有人问，历史（此概念是二义合训：1，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2，人类参与了解过往并记录下的精神产品，本文中未作详细分别，请读者自己鉴别，此仅指有人参与的历史）的终极动力是什么？我只好说是人欲。
对历史理论及其文本抱一种相对主义的看法，看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折中和比较稳妥的方式。面对变动不居的历史，无论是事实的历史本相还是后人解构的历史文本，有时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探究欲，太多的好奇心可能会使你窒息于历史中，要明白，你自己就在历史中，这是一个“永远就在此山中”的状态，毕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也许只有能做到“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之人才能颖悟其中真谛。可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无所向既是向。所以觉得还是列文森说的对：“无人能掌握众规范之规范。”
故而有时，我以为，历史是混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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