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真是假问题吗？——向余英时、江晓原二位先生讨教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1931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后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7年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发生极大兴趣，开始学习汉语，从此毕生贡献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所谓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难题，就是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的序言中作了最系统最详尽的表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虽然从耶稣会士17世纪初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合在近代科学的整体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有些什么贡献？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些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概括起来，李约瑟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这种概括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有大同小异的表述。举以下两段引文为例： “为什么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只是在伽利略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呢？……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亚洲的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的西方更卓有成效？”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以上引文见《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1-72、114、152页） 自李约瑟问题提出以后，虽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也引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本文只讨论两个人的观点，之所以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和提出的理由甚至所犯的错误都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个人是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在给他的老朋友陈方正的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他对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拋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在这一段引文中，余先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余先生提供的理由是：中西科学虽然名称相同但实质不同，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因此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可是在这同一篇序言的下文，我们又读到这样的文字：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前文说中西科学不能比较因而根本不存在领先与落后的问题，在这一段文字中，余先生自己却又无意识地不经意地把中国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作了比较并声称中国原有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之所以说后面的意思余先生是无意识的，不经意的，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是余先生作出“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的判断的理论依据，肯定是属于有意识的自觉的理论创新。如果两者都是有意识的，那这样明显的上下文的自相矛盾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第二个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先生。江先生在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上有一个记者专访，题目就是“‘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是伪问题？”与余先生的观点完全相同。 当记者问：“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江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 ‘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你看江先生提出的理由是不是与余先生的完全相同：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所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因此不能比较领先还是落后！只不过所用的比喻不同：江先生用的比喻是向东走与向南走，而余先生用的比喻是围棋与象棋。 更让人惊奇的还在下面呢！江先生所犯的错误与余先生的也完全相同。且看江先生在同一个专访中一开始是怎么说的：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因此，李约瑟研究出来的那些‘中国的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而在这种影响下，中国科学史似乎也理当等同于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功劳簿。如此，又进一步强化了李约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上面一段引文中，江先生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落后，这不是在与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相比较吗？而且他还强调这种落后尤其明显，怎么说不能比较？既然可以比较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不能比较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与古希腊或西方中世纪的科学技术的领先与落后呢？ 两位先生别出心裁地去论证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不能比较，却自己又不知不觉地作了比较。这是为什么呢？余先生是当今公认的国学大师，江先生在自己的科学史领域也是赫赫有名的，这样两位已经取得巨大学术成就而令人瞩目的人为什么对自己文章中（而且竟然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么明显的自相矛盾都没有发现呢？这些大人物们为什么竟然会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呢？依鄙人之见，一个很显然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可以作比较是一个明显的经验事实，因此却使有人想方设法去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经验事实，也会不经意的说漏了嘴，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事实上，自从中西方科学技术相遇以后这一百多年来（如果从明末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算起那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我们一直在作比较而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科学技术相对于西方是多么落后啊！ 例如余先生引用过的“瞠乎后矣”的典故，他自己在这篇序文中提到了，就出自清代数学家李善兰之口：“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将瞠乎后矣。’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乎后矣’。” 李善兰这不是在把自己所掌握的近代西方天文学和数学与在清代梅李二人身上体现了最高水平的中国传统天文学和数学作比较吗？他通过比较认为西方现代天文学和数学领先于中国传统天文学和数学，所以才完全信服了西方的理论。 余先生说中西科学“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不错的！因为两者在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概念名词、研究方法上确确实实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余老先生好象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同样为我们读书人所非常熟悉的成语，这就是“殊途同归”，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则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余先生大概是只想着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到理由过分强调了“殊途”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同归”的一面。 科学理论虽然有的是很抽象的，但最终都是与经验现象联系地一起的，都要去解释并预测经验现象，并且必须要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人类之所以需要科学理论，一是因为面对自然现象，人类感到无比困惑，需要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二是因为面对自然灾害，人类是那么的无助，需要对之作出准确的预测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科学理论认识论上的功能。 不管是西方人，还是我们中国人，不管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都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白云下，同一个地球上，每天面对的是相同的天文现象、自然现象和经验现象：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火山地震、热声光磁、开花结果、生老病死。面对相同的自然现象，虽然中西科学的理论观点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就科学理论能否对自然现象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能否准确地预测自然现象而言，也就是说，就科学理论对于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有效性而言，不同的理论还是可以比较优劣的。 科学理论通过工艺技术又与人类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联系地一起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人类的物质生产，为了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过得更加美好舒适安全方便。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是有实用功效的。这是科学理论的社会功能。因此，不管是古代科学技术，还是现代科学技术，不管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还是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古埃及的古印度的巴比伦的科学技术，还是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尽管各自的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概念名词、研究方法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从实际功效上，从社会功能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可以比较的。传统中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古希腊罗马的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现代西方医学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吗？在最终目的上三者没有根本差别。 一般认为，中国科学比较注重实用，西方科学比较注重理论，不太注重实用目的。
大体上讲，是有这个差异！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在把自己的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生活上不太感兴趣（古代罗马人就比古希腊人更注重实用技术），因此所取得的实际功效当然就比不上非常注重实用价值的我们中国人了，虽然我们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从本文一开始引用的引文中，我们看到了，李约瑟发问的恰恰就包括了其中的“为什么”的问题：“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但是，“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 但古希腊科学也并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古希腊的天文学数学不也用于航海吗？泰勒斯不是应用自己的数学知识去测量埃及金字塔的高度吗？阿基米德不是把自己的发明创造用来保家卫国吗？阿基米德提出浮力原理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吗？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动物和植物作了很多经验的考察和研究吗？至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现实社会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有些科学理论好象是纯理论的智力游戏，没有实用的价值，例如数论的研究，但数论是现代数学的一部分，是现代数学发展所需要的，而现代数学总体上的实用价值，也就说明了数论的间接的实用价值。象非欧几何，开始时好象没什么实用价值，后来应用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找到了实用价值。 江先生把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比喻为一个向东走一个向南走，两者的目的地不是一个地方，这种比喻是很不恰当的！中西科学所走的路确实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地是相同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啊，最终还是殊途同归的。就是即使走在不同的路上，但根据离同一个目的地的远近，还是可以比较出领先与落后的。而且就是对于既不在同一路上走而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也不一样的两个人，也还是可以比较的，例如还可以比速度嘛，看哪个人走得更快？只要能确定一个人一天走了几里路，另一人一天又走了几里路，我们就能比较出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走得更快。 事实上，从本文一开始引用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约瑟恰恰就是在科学技术的实际功效上作比较的，并作出结论说：中国“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的西方更卓有成效”； “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说到“道不同，不相为谋”，让人想到中国现代史上的国共之争。国民党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信仰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个道确实是够不同的了！因此，在历史上，国共虽然有过几次合作，但实际上是貌合神离，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国共不同的地方，但国共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两者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争霸天下！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代史上才有几十年的国共之争，甚至发生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战争。最后一决雌雄，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国民党败走台湾，只能偏安一隅了。如果国共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进水不犯河水，还有必要发生争斗甚至战争吗？两个人都想得到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只能为一人所得，必然就要发生争斗了。如果说其中一人根本就不想要这个东西，那就犯不着去争斗了！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西科学之间的关系完全类似于国共关系。中国科学相当于国民党，西方科学相当于共产党。以中西医为例，西医刚传入中国时，我们中国人没多少人相信，力量很弱小。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刚传到中国时一样，开始时共产党的力量很弱小。中西医虽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因为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因此才有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医之争，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比较中西医的优劣，怎么能说不能比较呢？面对同一个病人，中西医可以立马一比高下，一决雌雄。如果中西医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那还有必要发生竞争吗？中西医现在的情况呢？也与国共的现状非常相似，西医可以说取得了大陆的统治权了，现在留给中医的地盘就象台湾那样一个小岛这么小的地方了。这不能说明西医总体上比中医好吗？ 就余先生的围棋与象棋的比喻而言，围棋手与象棋手在棋艺水平上确实是不能比输赢的，因为围棋与象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棋类游戏，而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能比较优劣的。但围棋与象棋同为棋类，又有相同的一面，这又是可以比较的。棋是一种游戏，从游戏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你可以说围棋比象棋更有趣味，或者说象棋比围棋更有益于提高人的智力，或者从游戏共有的特性来说，你可以说象棋比围棋规则简单更容易学会，如此等等。 同样，不同的科学理论单从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概念名词、研究方法等等这些内容本身来看是不可比较的，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但同为一种科学理论，又有相同之处，必定共有科学理论所应该具有的一些特性，因此从理论共有的特性上又是可以比较的，例如你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比那种研究方法简单实用方便，或者说这个理论体系比那个理论体系更优美，更有逻辑性，更能自圆其说，或者说这个理论比较主观，那个理论比较客观，还可以说这个理论比那个理论得到了更多的实验证据的支持。如果说一个科学理论的最本质的特征是逻辑性和客观性，那么从西医的观点来看，中医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医确实缺乏逻辑性，也比较主观。但从实际功效上看，中医有中医的价值，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有些病西医治不了的，中医却能治。当然从总体而言，从实际功效上看，西医要比中医好，见效快，所以大多数人看病还是首选西医。但西医并不能完全取代中医，而算盘就被计算器所完全取代了，算盘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能放在博物馆里展览了。因为计算器可以完全取代算盘的功能，而且比算盘的功能要大十倍百倍，计算器比算盘更实用更方便。 余先生自己也不经意的涉及到这些问题了，只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中西科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从而去证明他自己的观点“中西科学是不能比较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其义全阙’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余先生的基本观点不是说中西科学不能比较吗？在上面一段引文中他自己却又说漏了嘴，说徐光启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发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的感叹。之所以感叹，这说明徐光启意识到中国传统的数学不如西方的数学。自己的东西不如人家嘛，这不是意味着自己落在人家的后面、人家走在前面吗？这不是在比较吗？怎么说不能比较呢？当然这种比较不是在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容上进行的，而是在中西数学都是科学理论，在科学理论的共有特性上作比较的，中国数学缺乏“义”，也就是“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此中国传统数学不如西方现代数学。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也说明我们的中医不如人家的西医，中医的缺陷不是在于没有理论，而是在于中医理论缺乏逻辑性，得出的结论不是从严密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可操作性很差，而且也很难进行客观的检验。所以陈寅恪说中医的“理”是不通的！ 余先生说中西科学同名而异实，就中西科学理论体系整体上看，这样说不无道理！但现实事物并不是同就完全同，异就完全异，实际的情况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同中可以有小异，或者大异中可以有小同。余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死死的抓住不同的地方，而忘记了不同的东西也有相同的地方。如果两个东西是完全相同的，一点也没有不同的地方，那说明这两个东西实质上原来是一个东西，那就没有必要去作比较了。要相互作比较，肯定是在两个不同的东西之间进行，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能比较的，要进行比较，就必须要找到两个不同东西之间共同的地方。两个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有必要去比较吗？ 中西科学之间就是大异中有小同，而且还存在异名而同实的情况。例如就数学而言，我们叫勾股定理的，西方人称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叫杨辉三角形的，西方人称帕斯卡三角形，……这是中西科学异名而同实的情况。中西科学之间相同的内容可以举的例子就更多了，余先生自己也引用了徐光启说中西数学是“其法略同，其义全阙”，说的就是异中有同的情况。 在访谈中，当记者问到：“您的意思是，这种领先——譬如说，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某类机械装置领先于欧洲的同类装置几个世纪——是没有意义的？”时，江先生是这样回答的：“这倒不是。就某种具体的装置而言，比较先进落后，可以是有意义的（当然也要看怎么比法），因为这可以看成双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方向上走。但某些具体装置或知识，不能等同于整体。如果找到若干具体装置方面中国领先的例子，就得出中国在整体上领先的结论，那么同样还有具体装置方面中国落后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科学史家那里也多得是，只是我们通常绝口不提，比如有的科学史权威认为，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难道就要得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的结论吗？” 在上面，江先生说中西科学就某个具体的发明是可以比较的，但整体上是不能比较的。这真是一个奇谈怪论！当然从单单某个发明领先不能得出整体上领先的结论。但是整体是从部分构成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部分来得出整体的结论。比较科学理论的实际功效，当然只能通过一项项具体的发明和发现，从统计的角度来比较：看一看中国科学有多少项具体的发明和发现是领先的，再看看西方科学又有多少项具体发明和发现是领先的，由此得到整体上哪个领先？哪个落后？对于复杂事物之间的比较，通常都是采用这种统计的方法。当江先生自己说“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的时候是从整体上说呢？还是从局部上说呢？显然是从整体上说吧？否则，如果是从局部上说的，难道近百年来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没有一项领先世界的吗？ 余先生也许会反驳说：“我说中西科学不能比较是在一个特定的方面上说的，这是对的，并没有错啊！而下文比较时是在另一方面上说，这也是对的，也并没有错啊，因此并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啊！”按鄙人的理解（他自己并没有说清楚，不知鄙人的理解对否？），当余先生说“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时，是在两者的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概念名词、研究方法的角度上讲的，而在下文作比较时是在两者所起的实际功效上说的：“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这确实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上说的，好象是不矛盾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余先生从一个方面的不可比较得出了在所有方面都不能比较的结论，所以他才说“‘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这是犯了以片概全的逻辑错误。他既然在作出了中西科学在所有方面都不能比较的判断后又不经意地作了比较，那么紧接着这个逻辑错误而来的就有了第二个逻辑错误：上下文自相矛盾。象余先生这样一位受过西方教育而大半生都生活于美国的大人物都会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国人是缺乏逻辑天赋的，而大多数人也缺乏必要的逻辑学训练。这恰恰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余先生认为： “李约瑟问题”有一个基本预设，“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断的根据。” 余先生通过历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说李约瑟问题预设了中西科学是同一性质的，这恐怕是余老先生的一个误解！上面我们指出了，从李约瑟提出问题的本文一开始引用过的一大段引文来看，李约瑟问题并没有预设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李约瑟并不是从中西科学假设的同一性质方面比较领先与落后的，而是从实际功效上比较的。因此李约瑟问题是否成立与百川是否朝宗于海并没有关系。即使百川没有朝宗于海，李约瑟问题也可以成立！余先生说在近代以来西方科学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全方位的取代这个明显的历史事实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种说法真不知从何谈起！在现代西方科学的冲击下，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节节败退最后几乎（只有中医还保有一点地盘！）全军覆没？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以前是领先于西方的，为什么到近代却落后了？这恰恰是李约瑟一生所关心的问题，这是李约瑟问题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最后想再说说所谓“百川朝宗于海”的问题。在本文一开始引用的一大段引文中，李约瑟确实说：“从耶稣会士17世纪初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合在近代科学的整体之中”。西方人在发展近现代科学时究竟有没有吸收中国传统的科技成就？如果有究竟吸收了哪些东西？在西方近现代科学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大？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这是本文无法承担的巨大的历史研究的课题。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通过西方的传教士，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科学成就）对西方的思想家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莱白尼兹。但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诚如余先生所说的，面对西方科学的滚滚浪潮，除了中医，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几千年的科学技术传统，全盘西化了！ 在本文一开始引用的一大段引文中，李约瑟最后提到了，西方现代科学在机械论自然观统治三百年以后转向了与中国传统的有机论自然观非常相似的观点。这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就是李约瑟所谓的“百川朝宗于海”呢？依鄙人之见，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把西方近现代科学与中国（以及其它古文明）传统科学都看成是川，只不过西方科学的川要比我们中国科学的川大得多而已。这百川所朝宗的大海现在还没有出现，乐观一点可以说正在出现，这就是后现代科学。李约瑟生前大概没有注意到后现代一说，所以他还是把从机械论自然观到有机论自然观的转变看成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现代科学复兴有机论的自然观在二十世纪中叶就开始了，这种复兴并不是要完全回到象中国传统的有机论那样的前现代的自然观，而是在吸收机械论自然观的基础上的复兴，最后形成的是一种完全新的、既不同于现代机械论的自然观也不同于前现代的有机论的自然观，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有机论的自然观。 以中西医为例，西医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机械论自然观的杰作；中医可以说是前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杰作。中西医这种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基础的不同，导致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概念名词、研究方法、看病治病的方法、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解释也完全不同。中西医的差异可以说是水火冰炭，或者说一个是水，一个是油，用简单的混合这种物理方法是很难把水和油溶合在一起的。我们讲了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也很难说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成效。如果说有什么成效的话，也只是把油和水简单地混合起来用，看病治病是中西医双管齐下，实际上还是水是水，油是油。 从中国目前的政治趋势来看，国民党正在走向大陆。国民党重新回归大陆看来是必然趋势！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两个主要政党的真正的民主制度。与此类似，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表明，有机论的自然观正在复兴，未来科学的自然观必然是吸收了现代机械论自然观和前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后现代有机论自然观。就医学而言，后现代医学必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医学，这种结合不能是简单的物理混合，而是要使水与油发生化学反应，这样才能使水和油完全合二为一，最后的结果是产生一种全新的东西。这种结合大概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科学家的努力才能奏效。在这种努力中，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具有明显的优势。 最后本文想引用一下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洪汉鼎：《百岁西哲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第5版）这段话应该可以看作李约瑟的“百川朝宗于海”的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