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复加的腐败注定了清王朝的覆灭

2016年4月7日阅读《我在大清官场30年》

历史上很多人，不以功绩留名，而已诗文著称。也有很多人，因为在某个历史关头扮演了关键角色而青石留名。甚至有的人纯粹因为文学作品的宣扬而获得历史地位。当然，更多的人是默默无闻的，无论是丞相也罢，庶民也罢。张集馨最大的官是代理巡抚，官并不大，其诗词作品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但他写下的一部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因为相对客观真实的反映了清末官场的现状，成为众多研究青史的人以及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情形的作品不断提及并引用材料的书籍。从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到吴思的《潜规则》，都大量引述了书中的内容，而且均认为其记述真实可靠，可以作为史实材料。一本从自己的主观角度写成的自己观察所得的书籍，成为其最有名的作品并借此青史留名，恐怕是作者也想不到的。除了真实，本书记述的时代从1836---1865年，正好是晚清面临西方入侵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等大规模内乱的三千年大变局的时代，作为典型的中国文人从政的地方官员，其经历的时事及心路历程，正好是一个时代中中高层官员的经历及思想变化的真实反映，而且作为中高层关于，大量接触当时上至两任皇帝、中间是从督抚到衙役的各级官员、下至普通百姓，从个人的角度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场景。无疑，作者自视甚高，坚信自己是个尊礼重教的按照圣训的谦谦君子，对于不符合自身标准的人都看不上眼，因此记述的其他人的行为更觉得丑陋不堪。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一面之词，反而显得真实有趣，因为作者没有必要在其中讳饰什么。

由于懒得看原著中的古文，加上对特定的称呼搞不明白，因此看见这本《我在大清官场30年》，自称是白话版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翻译者是个仙桃职业学院的老师，应该是个文学和历史爱好者。从全书来看，基本上是忠于原著的，甚至有些语气和情感性的语句也得到比较贴切的抒写，因此完全可以替代读原著。

本书从1836年已经36岁的张集馨在中举6年后被派往山西任朔平府任知府，地方上的事情主要是催粮交款、维持治安、推动文治、审判案件，如果老百姓不上告，基本上是自己随心所欲的说了算，并且花了大量时间处理与驻军的关系。尽管也有贪污、挪用、吃了原告吃被告，包括三节两寿、别敬、炭敬、门敬及浮收等陋规（想当年雍正设置养廉银就是为了禁止陋规，谁知百年以后更多陋规出来），但总体上国家机器也还在正常运转，百姓虽然生活困苦，但还是尚算安定。而且担任知府这五年，是张文馨30年宦海生涯中担任职务最长的最稳定的五年。这也说明国家尚属安定，官员升迁尚有制度和规律可循。当然，认真做事的、出身科举的作者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看不起捐银出身的官员，在同僚中得罪了相当多的人。1841年作者升任福建汀漳龙道台，从奉旨到就任，从西北走到东南，其间回了趟家，花了7个多月时间。就任后恰逢英国人进攻厦门，毫无军事知识的作者完全按照三国书籍进行组织抵抗，而自己也清楚兵勇根本不可用，只好相信所谓的义民、放蛊等计策，不过其中提到总督过境费时1个多月，夹带商人货物运送，还提到造船厂的吃拿卡要，即使水师接船也要贿赂才行，说明从上至下的贪污腐败已经不可收拾，所有的制度都已经成为具文。凡是有利益的地方，必须给当事人以实际的好处才能办成。结果实际上任不到三月，惶惶不可终日的作者就以丁忧匆匆离职回乡。到家乡仪征后正逢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沿长江而上，官兵无力抵抗，社会混乱，人心浮动，地方只好成立团练、乡勇自保，而且传扬州盐商以60万两白银求得英军不攻扬州（未必是真）。但危机过后，一切照旧，做了几年地方官的作者也开始买地建屋，说明也赚了不少，绝不是象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清廉如水。3年后即1845年被任命为陕西粮道，被认为是最肥的官之一，每年有浮盈五六万两白银，但必须承担过境官员的迎来送往，就是陕西的公款吃喝的小金库。期间先后与晚清名臣邓廷桢、林则徐交往，对林则徐实心干事评价很高，也得到林则徐的大力推荐，还代理陕西按察使，主管审判。时间不长，两年后（1847年）升任四川按察使，先到京城见道光帝，然后走了1个月就到了，说明当时沿途还是比较安全，驿站设施尚能正常运转。在四川两年，主管审案，严刑峻法，对付哥老会，认为主要是沿江而上雇佣的拉夫难以回乡，为求生存相互之间、与当地居民之间争斗较多，所以治安不宁，遍山土匪，匪民不分，官匪一家。说的几个案子都很有意思，特别是作为犯人的牢头竟把过境送犯人的衙役都打了，说明当地官府威信扫地，已经无力进行管治，大乱就在眼前。当时的四川总督是作者评价最高的琦善，还提到琦善攻打瞻对一事，与阿来写的《瞻对》一书相映照。1849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到京拜访道光后，走到陕西又被改派为甘肃布政使，主要负责民政和钱粮，还是与琦善搭班子。1850年改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因为因琦善攻打野番之事被免职，从此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1852年被赦免从西北召回，一年之内三度改任，从河南按察使改任湖北按察使，又改任河南按察使，1月后改任直隶布政使。因为与总督桂良不和，1853年10月被革职。随后先后在胜保、僧格林沁、向荣军中效力。其间目睹官兵腐败，为害乡民，与太平军作战就是一场以人民为鱼肉的无意义的砍杀，灰心丧心，很想告老还乡。1856年任甘肃布政使，目睹官场更加黑暗，礼法全无，总督乐斌家人横行，滥用权力，而整个甘肃官场都被视为乐斌独立王国。1959年改任福建布政使，又看见福建官场败坏，不要说贪污受贿，就是官员制度也难以实行，地方政务完全无人料理，所谓管理制度全部废弛，做官只为赚取银子。三个月后1860年改任江西布政使，成为曾国藩的手下，可能见不惯曾国藩自行其是的行为，1个月后就被免职。赋闲两年后，1863年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了一段时间陕西巡抚，处理回民叛乱。1865年以年老退休，正好为官30年。1878年高寿去世。

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官员，本来受到道光帝的重用，升任督抚大有希望。可道光死后，皇帝变了，其命运也就变了，50岁以后就始终停留在布政使的位置上。尽管缺乏材料，但从书中完全可以看出作为皇帝钦点的官员的自傲，对其他官员的不屑，这也是他在道光死后不得重用的主要原因。其为官30年的真实记述，也从自身的观察看出晚清政府在内外夹击之下，社会管治制度逐渐崩溃的过程。其中记述的有些事项，看着就觉得有气，作为民众毫无自主，完全是官员们的生产工具而已，而官场腐败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如果说太平军起义前其统治尚能维护，那对太平军的镇压及两次鸦片战争就使得本就非常脆弱的国家秩序全面崩坏，很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统治下竟然又维持了50年，的确是佩服中国人的忍耐性。

写毕于2016年4月8日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