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进心是住在你心里的老大哥
“傻瓜”的《精神政治学》
关键词：双向狩猎 傻瓜 精神政治学 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
刚刚读完《精神政治学》，试着凭散乱的印象写点感想。
突然觉得，读一本书，最好的结果是“没有印象”。印象一词，有点像给我们的大脑盖上的“精神印章”，无论这印章多久会消散，这证明你的精神被别人“刻意写下来”的文字所影响了，简单说就是一种或轻或重的洗脑。
但为何我们还要看书？为何我这么喜欢读哲学，喜欢从文学作品中挖掘思想？也许因为，与被动接受的洗脑不同，阅读（除非是为了考试或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看的“指定读物”）是猎人主动选择猎物——他愿意在透明的夜色中长久地跟随自己心仪的逃亡者，直到将它揽入怀中。在这追捕的过程中，猎人每一秒的心神都被猎物所牵动，渐渐熟悉了猎物活动的习惯、节奏——于是所有捕猎都是双向的。
阅读也应如是。你应该通过主动选择（而不是听信任何人的推荐）来寻找你的精神猎物。在寻找、捕猎、享用这精神猎物的过程中，你当然会受到它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捕猎是主动自为的行为，你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步步紧逼影响了猎物的活动，甚至重构了它——最终的重构是，架起篝火，灼烧它，吃掉它。
或许，所谓双向的狩猎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可能性，猎人正在一步步走入猎物所架设的圈套……
以上一番胡思乱想，让我想到《精神政治学》一书结尾处所提及的“傻瓜”（或者叫小丑、呆子）。这个词翻译的有些直白。让我们看看作者的解释。
在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中，人们交往时会不自觉地屈从于统一的交往风格（作者所说的“环境威力法则”），以便达到最大程度的高效交流。比如我们训练自己的情商，学习各种交谈的技巧甚至是心理学技巧，这可能会造成的结果是：大家的说话方式交往方式慢慢都趋向于那种最高效的方式，也就是千人一面了。这里也有一个例子，我看了好多年的娱乐节目《奇葩说》，前两季的时候，还因为选手们各自不同的风格而时时惊喜。但越来越发现，为了更多的赢得观众的票数，为了节目的“精彩”（出于统计学依据的收视率），越到后来，节目中选手的说话风格论辩风格甚至姿态都慢慢趋于一致了……
另一方面，当你在学习种种沟通技巧的时候，你已经默认别人会为这一套技巧而打动、而买单；反过来，别人也在学习这些技巧和心理学，于是，你自己也一样会成为这些技巧的“适用对象”——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商品？
如果结论仅仅是如此的话，本书当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范畴，更没有超出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范围。但作为生活在智能手机时代的韩国网红哲学家，作者自然想要往前多走一步。顺便一说，这家伙的名字非常便于记忆：韩（国）哲（学家）韩炳哲。先瞧瞧他对智能手机的精彩描述：
智能手机就是一种数字化的圣物， 一种最能对数字化表达忠心的圣物。作为主体化的工具，它和玫瑰念珠发挥同等的作用，在便携性方面，玫瑰念珠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智能手机。不论是玫瑰念珠还是智能手机，二者皆服务于自我检测和自我控制。通过将监视的任务委派给个人，统治提高了它的效率。‘点赞’（Like）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说‘阿门’（Amen）。
举个例子，我们最熟悉的伴侣的动作，是否就是他或她拨动手机的姿态？我听到过类似的观点，比如说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已经因为随身携带的手机变成了“半机器人”。韩炳哲的观点让人眼前一亮：他将手机与中世纪信仰时代随身的圣物类比，由此强调了手机作为“自我监视”的功能以及它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在工业社会时代，马克思的异化强调资本家通过外在的、工业化的劳动奴役工人的身体乃至灵魂。而韩炳哲的数字化全景监狱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奴役的工具从机器变成了大数据。由于大数据甚至能做到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由于当今我们所有的行为举动几乎都在互联网和4G手机上得以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甚至“自由意志”也已名存实亡，我们都沦为数据之下的一个样本。其次，在工业时代的异化中，工人还有反抗的意念，但在数字化全景监狱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我们“主动的选择”：我主动买了手机，我主动接受了一切电子产品和通讯工具带来的便利，我主动要“提高自己”、“给自己充电”、“终身学习”——这就是韩炳哲所谓的“自我监视”，因此与边沁和福柯的全景监狱不同，数字化的监狱不单单能监视人的身体（摄像头，人脸识别），还能监管我们的灵魂。
总的来说，与《娱乐至死》一样，韩炳哲发现奥威尔《1984》中所预见的社会本质上虽不错，但在现代社会完全改换了形式。《娱乐至死》强调的是通过娱乐这一手段来控制人，《精神政治学》成书较晚，所以作者对大数据时代的最新动向了然于胸，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老大哥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当然，还有一个地方，韩炳哲将自我监控与新自由主义这个政治学术语相关：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资本剥削的新形式，而且是更为狡诈的形式。
当然，从最根本上来说，所有这些结论都无所谓“新鲜”——关于洗脑之后我们更为主动的屈从，历史上早有研究。但哲学作品除了结论之外，还应该更多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生活，或者是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当下。比如书中，作者曾引用成功学家安东尼·罗宾斯的话：“如果您确立了目标，请遵从永无止境的改进原则。永无止境的改进原则承认人人都会感知到的永远进步的愿望。由不满和忐忑不安所导致的压力会变成动力。这是一种您生命中需要的痛苦。”但他的解释是：和训规社会希望人变成理性的、冷静的劳动者不同，当下社会懂得利用人的各种情绪，一个有情绪（甚至是痛苦所导致的积极进取）的人会更有效率的去工作、消费，更彻底地融入大数据之中。
我们常说的“上进心”，在韩炳哲看来，不过是资本剥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自我剥削。我们每个人的“上进心”，最终不过是实现了资本最大幅度的增殖。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点装腔作势故作正经了，那么用两个大大的问号来截断这些所谓“评论”吧。一、资本也是人类的创造，资本的增殖体现的应该是人类欲望的不断满足，这有何不可？也许韩炳哲秉承的是叔本华已降哲人们的说辞，认为欲望的盲目扩展会导致生活的盲目、沉沦，最终让我们变得的不幸福——这就引出了问题二：如果有人不单单自觉自为地追求这种数字化“监狱”的生活方式，并且，在韩炳哲们道出这种社会的“真相”后，依然不愿“悔改”，甚至认为自己当下的生活就是幸福的，认为自己的上进、努力就是主动的选择，哪怕它也成就了资本的增殖，又有什么关系？换种说法，这些人很可能会谴责韩炳哲们：你们认为这是监狱，这不过是你的定义！对我来说，它非但不是监狱，还是我浪漫的起居室，我奢华的客厅！羡慕吧！
这让我想到齐泽克所说的，新冠疫情给狂热的消费社会按下了“暂停键”。然而，那些被困在家的“疫情难民”们，很多人却表达了希望早点回归“正常生活”，早点回归工作与学习中的愿望……我当然有对当下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窃喜的权利，但我能嘲笑那些人吗？如果他们真的将那数字化的监狱装修的无比漂亮，甚至再也认不出那是监狱了，不是也挺好吗？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关键人物终于重新登场了：傻瓜。当大家都对某种生活模式感到习惯甚或信息不能自已的时候，我能不能做一个傻瓜？我能不能不遵循那些所谓的交往方式和沟通原则？我能不能不求上进？更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可能逃离这监狱？根本上可以这么说：我是否有不被同化的权利？
作为海德格尔的研究者，韩炳哲提到其晚期的“泰然让之”的说法。当下，我们的所谓休闲、娱乐也已经成为自我训练的工具（或者只是为资本增殖而忙碌的“课间休息”）——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戏。要获得解放，我们不能遵循马克思的忠告去用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这是一条不归路，恶性循环），而应该“利用无用之用”，以远离工作与消费的、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游戏来重获自由。
但作为一个双向狩猎者，我必须提醒自己：在考虑自我重获自由之前，首先要提醒自己不能重蹈覆辙。因为，技术一步步发展为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的过程，就是一个将“我觉得你应当怎样”慢慢实现的过程。在停止自我监控的同时，我该先试着放弃对别人的监控——当然这指的是与我有亲密关系的人。
书名《精神政治学》自然让人想到另外两本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其实该书可以理解为，对以数据手段，将以上两种倾向合为一股势力（它必将更为强大）的警惕：将每个个体泛政治化、泛经济化，以及将人的梦与潜意识、乃至灵魂功用化。韩炳哲这样总结：
在数据时代，总的来说，人们相信生命是可以被测量、被数字化的。…身体被装上传感器，自动接受数据。体温、血压、卡路里摄入、卡路里消耗、运动情况或者身体脂肪含量都可以被测量。…心理状态、情绪状况和日常活动等也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所积累的精准数据却无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它使自我完全失去意义。自我被彻底分解成数据而失去意义。
这种“数字化的自由需要精神政治学”还一定的加速度才能赶上我们的自由意志。在它赶上来之前，我们能否幡然悔悟？能否意识到在这场狩猎中，我们作为猎人其实已经被猎物所选择、所追逐并即将被捕猎？我们能否彻底改变方向，不再亦步亦趋地跟着所谓猎物的脚步？
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我看来几乎成了一句诅咒；当前时代的“人要有上进心”这句至理名言是这句话的3.0进阶版——不过，去他的上进心吧，在猎物掉转枪口瞄准猎人之前，聪明的猎人也许早已察觉，遁入一片不为人知的数字荒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