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view of TSUNG-CHENG LI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本书评英文原文见刊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4 /Issue 4 / November 2015, pp.1016-1018. 网络版：https://doi.org/10.1017/S0021911815001278

《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书评

林宗正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

小楚 译

施吉瑞教授的《诗人郑珍（1806-1864）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一书，是此领域内意义重大且极其振奋人心的著作之一。施氏对郑珍的诗进行了一次全面并具有突破性的考察，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清末至民国初期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大多数关于这一过渡时期的学术研究都将注意力的重点放在了小说上。但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所以，如果想要更全面地理解这段重要的文学演变，就必须把诗歌考虑进来。

郑珍是中国十九世纪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歌作品在许多层面都是具有革命性的，像叙事诗（尤其是家族叙事和诗史）、山水诗（特别是有关自然环境的问题），以及哲理诗（即将技术与科学纳入创作主题）。最重要的是，郑珍诗歌中所传递出的现代性要超出其在晚清小说中的意义内涵，并且与现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中备受青睐的主题相一致。研究郑珍诗歌对理解这一至关重要的文学演变极为必要，施氏的研究不仅阐明了这一关键文学时段内的诗学演变，同时也揭示了清诗的重要意义。

对诗人的个人生活与仕途进行详尽的历史编年，是施氏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细节构筑了一个真实人物的鲜活面貌，而直到现在，他的历史角色依然被定格为一位诗人。施氏提供了一个置身历史语境的视角，帮助读者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理解郑珍，同时也通过诗人的文学创作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

施氏充分利用罕见的文献资料与研究素材，再现了郑珍的生平事迹以及贵州文人圈层与沙滩学派的情形。那些被长期忽视的文献材料对了解贵州诗人群体及其参与时事的状况具有极高的价值。关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与科技的研究，大多致力于主要的沿海城市，而对像贵州这样的偏远落后地区则未能充分关注。施著即揭示了在这一转型时期，那些所谓“偏远落后”地区在社会文化、政治、科技的发展进程中所承担的别具意义的角色。

郑珍的诗作之所以不易理解，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清诗，尤其是宋诗派，为人所知之处通常在于它大量使用典故和生僻语辞，以渊博学识和文字训诂为根底，以及它的特殊偏好——以改造现有譬喻作为一种挑战前人诗歌的并同时表现诗人情感的方式。其次，当今学界对郑珍作品的评论非常稀少，施氏的研究则为学者与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并意识到郑珍诗歌意义的重要途经。特别是，施氏对郑珍文学作品的英语翻译为这一领域做出了非凡贡献，值得高度肯定。

在施氏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的发现是郑珍诗歌中所蕴含的现实主义和个性特征，与其在明清绘像艺术中所呈现的内涵有着惊人的相似性（P340-341）。郑珍作为一名诗人与画家十分熟悉中国的绘像史，而考察郑珍如何借鉴明清的绘画技巧作为他主要的诗歌创作策略，应当是很有启发性的。我想指出的是，郑珍的作品也反映出其受到苏轼（1037-1101）人物画理论的显著影响。郑珍诗作与宋、明、清时期人物画理论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未来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专题。

直至目前，学界对中国诗歌的研究依然主要集中于抒情诗，而对叙事诗相当忽视。施氏则用一整章——第七章（p387-440）——专门讨论叙事诗，这应当予以特别肯定。施氏的研究集中于家族叙事、诗史以及人物塑造，这些内容在郑珍作品中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主题和人物塑造之外，中国诗人也十分属意叙事形式，尤其是顺序、聚焦以及叙述节奏，它们与顶真、转韵等抒情要素组合在一起，既而在故事叙述中传达出强烈的抒情感。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和日本都出版了一些分析诗歌叙事形式的重要著作，尽管施著中并没有引用它们，但对倾心于中国叙事诗歌的学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对于未来的研究，我想提出以下几点思考。我的第一个考虑点是本书中对龚自珍（1792-1841）的看法。龚自珍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前夕（early modern China）最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之一，施氏援引了梁启超、恒慕义、孙钦善、陈铭等学者的观点（p13-16,p240-246），质疑了对龚自珍的上述看法。我想说的是，众所周知梁启超对清诗、尤其是宋诗派持以否定态度，施氏在序言中也明确强调了梁启超这类论点的缺陷。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对龚自珍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的态度——在他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梁启超高度赞扬了龚自珍；而在他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他又严厉地贬低了龚自珍。所以，在引用梁启超任一特定观点来支撑某一学术主张时，都应当十分谨慎。

我的第二点思考是关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P11）的观念。施氏肯定了法国学者伊波利特·泰纳（1829-1892）对刘大杰和郑振铎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他们都利用了泰纳的理论来阐述中国文学的演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分析。但我想指出的是，此种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套用，实际上没必要看作是一种欧洲文学的影响；反而，我认为它可以追溯到元代。比如虞集（1272-1348），这一文学观念发展初期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绝艺”；明代批评家胡应麟（1551-1602）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宣称每一朝代在其所专长的文学方面的成就都不会被后代所超越。这些观念被后来的文学批评家广泛接受。王国维（1877-1927）在他的《宋元戏曲考》中，沿用了前代学者的观念，并明确了明代以前每一朝代的代表性文学：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王国维还表示元代之后的诗学传统趋于停滞，并未有更多显著发展。作为“五四”学者的同时代人和那个时代的学界泰斗，王国维对当时以及像刘大杰、郑振铎那样的后来学者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蒋寅教授的《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一书，是一部对清代诗学思想进行深入探究的杰作，此书对上文所述问题有十分重要且透彻的讨论；或许是出版时间太近，以致于施著中未能参考。

我的第三点思考是，现代性在中国诗歌中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施氏援引了几位英语学界研究者的成果（P34-35）来论证现代性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出现应在晚清之前。施氏以韩愈（768-824）的作品来阐述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性的早期形态（p35-36,第六章）。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施氏的论断与蒋寅教授发表于2012年的《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一文中的观点非常相似。两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早期存在可以追溯到唐代。我认为除了韩愈，杜甫（712-770）是另一个在现代性问题上值得关注的重要诗人。例如，在《羌村三首》中，杜甫传达了一种对乡村家庭生活的疏离感，并伴随着他由政府官吏到家庭成员的身份突变而带来的困惑感，以及诗人适应这种转变的内心活动。这种心理状态在此前的诗歌中不曾出现，但却与现代文学中所经常表现的主题内涵极为吻合。

清诗在广义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与其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问题。施吉瑞的这部著作与他之前关于黄遵宪（1994）、袁枚（2003）的专著一起，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非凡贡献。施氏在文学演变与清诗研究方面的成绩应予以高度肯定。在此也强烈推荐这本研究郑珍的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