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家族的生与死

看待司马氏和西晋王朝，首先要看当时的社会状态。福原先生在论述孙秀对司马伦篡位所起的作用时，揭示出了寒门寒族在权力斗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于国内历史教科书中将门阀与寒门的斗争聚焦在南朝中后期，福原更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惜乎本书的核心观点还是“公权—私权”的动态斗争，没有深挖阶层关系。

汉朝政治的一个顽症就是社会结构板结，阶层流动非常缓滞，底层人物想依靠个人能力发迹几乎是不可能的。新莽革命的目的其实是想打碎阶层差异悬殊的社会结构，代之以更平等的世界，是以静态社会取代另一种静态社会，根本上并无解决社会流动的方法和意图。纵使如此，也令到后汉天璜权贵对此非常警惕，形成了势家的局面。

后汉势家的形成，从心理上概括只要一个词“自私”。学问不出家门，行政知识不传外人，兵家操典不过六耳。在没有普及教育的时代，通过垄断知识，便能垄断官位。这是当时的大趋势，河内司马氏也不例外。插句题外话，魏晋官员大多能文能武，是因为兵典和经典，握笔和御羿都是家学范围的知识，文武两道并不截然两分。

只有在汉晋之间的魏，是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曹操是宦官之后，相比之下身份低下，虽然年轻时通过家族关系多少有机会学习行政和武备知识，出任官职，并最终成为乱世能臣，在难得的动荡历史机遇中打倒袁氏为首的旧门阀。但是在官僚上层和势家眼中，不过是因缘际会的枭雄罢了。其唯才是举的政策，根本上与势家垄断是对立的。但是曹操的困境就在于，在知识垄断的环境中，选择的余地极其狭窄，唯才是举其实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唯势家是取罢了。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魏晋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就算没有司马氏代曹，也会有王氏、卢氏、羊氏、杨氏出头。只不过在那个机遇期中，司马懿获得了最有利的位置，而且他的深忍阴刻也是最彻底的一位。

放在今天来看，司马懿绝对是一个成“大器”的大领导。他行政业绩突出，满口仁义道德，以孝为先；私底下贪财好色的基因刻进了整个家族的血脉。而从鸩杀儿媳夏侯徽的事情也不难发现司马家族与生俱来的冷血气质。

晋王朝的建立是历史必然，因为门阀势家需要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权来巩固统治。司马氏的上台是偶然的，这里我们看不到其他王朝开端的英雄史诗，更多的是利益集团彼此的妥协。“司马氏统治也还行吧，反正换其他人选也很麻烦”。相信这是当时门阀家族的普遍心态。所以即使在司马师、司马昭时期有叛乱发生，也是应者寥寥。

司马炎平吴后快速失去了政治目标和雄心，也没有长远的政治计划。为什么？因为晋王朝之所以需要诞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后来晋惠帝与八王之乱那些不堪入目的混乱和堕落，其实不是堕落，只是司马氏自私基因的自然勃发而已。以一氏之自私而造万千黎民苦难，司马氏算是历代王朝最无耻的一家了。

东晋时司马氏成了客家人，想“发狂”也没有环境条件。但是有人会重蹈司马氏的路径。

把权柄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把社会上升的路径切断，在僵化的社会结构中固化门阀势家的特权，这时怎样避免子孙后代骄纵失控，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请你别多想，我在说李氏的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