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蛇的宿命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国家在大航海时代海权的扩张，天主教逐步进入中国，并导致中西方文化的首次全面撞击，这一过程已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相当数量的研究或侧重于文化层面的横向考察，或侧重于传播过程的纵向追述，对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除了被称为“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往往只是视其为历史过程的注脚。其实，作为教义和思想的直接承载者，出生于中国本土的奉教士人，其奉教的因缘、心态与历程乃是该领域研究无法忽视的问题，而黄一农先生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正是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该书无意于宏观的叙事，也尽力避开了早已成为学界热点的“三大柱石”，却以瞿汝夔、王徵、魏学濂、韩霖等奉教士人以及南明的皇亲内臣为个案，就历史疑点做一一梳理，成果斐然。
娶妾与殉国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曾见一条两头蛇，有感其进退之时两头的相互掣肘而口占一诗。在黄一农看来，身处两种文化冲突之锋面的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其困顿恰如诗中所谓“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毕生难共趋，终朝不离咫”，故而称之为“两头蛇族”。
在中国宗法制社会的传统中，传宗接代为孝道之本，为广嗣而娶妾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西来的天主教士却视娶妾为违犯“十戒”中“毋行淫邪”规条的重罪，并拒绝为娶妾者施洗。通过对奉教、友教以及出教士人的生平尤其是婚姻、子嗣状况的考察，作者指出，娶妾问题乃是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面临的最大困境，如徐光启所言：“十戒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其他，如杨廷筠、李之藻、韩霖、佟国器等选择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和魏裔介到晚年其妾因正室过世而扶正之后才受洗，瞿式耜和金声则因纳妾传嗣而出教。
两头蛇族本已在天主教义与儒家传统礼俗之间挣扎徘徊，而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现实又往往迫使其迅速做艰难抉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殉节问题。与娶妾这种尚可以从长计议的问题不同，殉节与否事关大节，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此，虽然自杀与天主教义相冲突，但在国亡或城破之际，孙元化、王徴、陈于阶、焦琏等明末奉教士人，仍试图自杀殉国。
两头蛇族生存与文化与历史的双重夹缝之中，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集于一身，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王徵。王徴后半生倾心于西学西教并受洗，但年逾五十之后，由于艰于子嗣，在“妻女跽肯、弟侄环泣、父命严谕”的情形下，心意松动，纳年仅十五的申氏为妾。但因自觉罪孽深重而又不获解罪，终于在立侄为嗣后，于六十六岁之时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将申氏“异处”，重归天主教。然而，八年之后的崇祯十七年，王徴竟因不愿降闯而绝食殉国，终于还是背离了正统教义的规条。
史实的厘清
《两头蛇》一书最用力之处在于其对史实的厘清。作者广征博引中、日、西文的原始资料和近代著述，数量竟达1099种之多（何炳棣语）；而在如此芜杂的资料中，其抽丝剥茧的梳理、考证之功亦让人叹服。如瞿汝夔，这位中国士人中最早跟随利玛窦学习西学之人，曾力劝利玛窦改僧服为儒服并积极引介其进入士大夫的交游圈。但是，瞿汝夔的生平一直隐而不彰，甚至其是否真如传教士所言，为尚书瞿景淳之子都大有可疑。作者通过对相关的族谱、传记、笔记、书信乃致行状、墓表细致梳理，终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瞿汝夔却为瞿景淳之子，只是由于发生与长嫂“通问之奸”的丑闻而被家族除名。
另外，作者在考证的同时，对资料并不只是引征，而是“努力去追索撰写者或编辑者的主观意识或人脉网络”，挖掘文本表象之下隐晦、删节甚至虚妄之处。这就为后继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对史料的梳理与考证既是该书的特点，也是其基础与核心。作者正是通过对奉教群体的家族、姻亲、师生、同乡、同年等社会关系的梳理，才展现出西教与西学在中国传播脉络，也体现出中国本土教徒在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通过对韩霖及其《铎书》相关问题的考证，也揭示了天主教在局部地区的渗透方式。
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自序”中所提到的傅斯年“史学便史料学”观点的认同，全书明显的重史料而轻史观、重考据而轻思辨。虽然作者在具体史实上成绩显著，但对资料一味的博采穷搜却使行文枝丫蔓延，又往往陷入繁琐细碎的考证之中，于史观则让人茫然无得。而一离开史料，作者的论断就颇有臆测的成分，如魏学濂死节事、王徴后人疏离天主教的缘故之类，甚至在推测许缵曾晚年出妾的缘由时，居然前后矛盾。
e-考据与学风
总体而言，《两头蛇》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就治学的具体方法和学风而言，更当得教科书似的范例。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并做出示范的“e-考据”无疑给习惯于传统媒介和获取渠道的文史研究者指出了更为广阔的资料来源，同时，也指出了考据学派新的发展可能——“e-考据学派”。此外，作者还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以附录或后记的形式穿插于行文中随时介绍，这对于后学显然大有裨益；而作者在前言中对目前史学界学风直言不讳的批评，对于日渐平庸甚至腐败不断的学界，亦堪称逆耳诤言，作者之良苦用心，不由得让人感佩不已。
娶妾与殉国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曾见一条两头蛇，有感其进退之时两头的相互掣肘而口占一诗。在黄一农看来，身处两种文化冲突之锋面的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其困顿恰如诗中所谓“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毕生难共趋，终朝不离咫”，故而称之为“两头蛇族”。
在中国宗法制社会的传统中，传宗接代为孝道之本，为广嗣而娶妾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西来的天主教士却视娶妾为违犯“十戒”中“毋行淫邪”规条的重罪，并拒绝为娶妾者施洗。通过对奉教、友教以及出教士人的生平尤其是婚姻、子嗣状况的考察，作者指出，娶妾问题乃是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面临的最大困境，如徐光启所言：“十戒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其他，如杨廷筠、李之藻、韩霖、佟国器等选择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和魏裔介到晚年其妾因正室过世而扶正之后才受洗，瞿式耜和金声则因纳妾传嗣而出教。
两头蛇族本已在天主教义与儒家传统礼俗之间挣扎徘徊，而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现实又往往迫使其迅速做艰难抉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殉节问题。与娶妾这种尚可以从长计议的问题不同，殉节与否事关大节，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此，虽然自杀与天主教义相冲突，但在国亡或城破之际，孙元化、王徴、陈于阶、焦琏等明末奉教士人，仍试图自杀殉国。
两头蛇族生存与文化与历史的双重夹缝之中，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集于一身，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王徵。王徴后半生倾心于西学西教并受洗，但年逾五十之后，由于艰于子嗣，在“妻女跽肯、弟侄环泣、父命严谕”的情形下，心意松动，纳年仅十五的申氏为妾。但因自觉罪孽深重而又不获解罪，终于在立侄为嗣后，于六十六岁之时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将申氏“异处”，重归天主教。然而，八年之后的崇祯十七年，王徴竟因不愿降闯而绝食殉国，终于还是背离了正统教义的规条。
史实的厘清
《两头蛇》一书最用力之处在于其对史实的厘清。作者广征博引中、日、西文的原始资料和近代著述，数量竟达1099种之多（何炳棣语）；而在如此芜杂的资料中，其抽丝剥茧的梳理、考证之功亦让人叹服。如瞿汝夔，这位中国士人中最早跟随利玛窦学习西学之人，曾力劝利玛窦改僧服为儒服并积极引介其进入士大夫的交游圈。但是，瞿汝夔的生平一直隐而不彰，甚至其是否真如传教士所言，为尚书瞿景淳之子都大有可疑。作者通过对相关的族谱、传记、笔记、书信乃致行状、墓表细致梳理，终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瞿汝夔却为瞿景淳之子，只是由于发生与长嫂“通问之奸”的丑闻而被家族除名。
另外，作者在考证的同时，对资料并不只是引征，而是“努力去追索撰写者或编辑者的主观意识或人脉网络”，挖掘文本表象之下隐晦、删节甚至虚妄之处。这就为后继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对史料的梳理与考证既是该书的特点，也是其基础与核心。作者正是通过对奉教群体的家族、姻亲、师生、同乡、同年等社会关系的梳理，才展现出西教与西学在中国传播脉络，也体现出中国本土教徒在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通过对韩霖及其《铎书》相关问题的考证，也揭示了天主教在局部地区的渗透方式。
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自序”中所提到的傅斯年“史学便史料学”观点的认同，全书明显的重史料而轻史观、重考据而轻思辨。虽然作者在具体史实上成绩显著，但对资料一味的博采穷搜却使行文枝丫蔓延，又往往陷入繁琐细碎的考证之中，于史观则让人茫然无得。而一离开史料，作者的论断就颇有臆测的成分，如魏学濂死节事、王徴后人疏离天主教的缘故之类，甚至在推测许缵曾晚年出妾的缘由时，居然前后矛盾。
e-考据与学风
总体而言，《两头蛇》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就治学的具体方法和学风而言，更当得教科书似的范例。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并做出示范的“e-考据”无疑给习惯于传统媒介和获取渠道的文史研究者指出了更为广阔的资料来源，同时，也指出了考据学派新的发展可能——“e-考据学派”。此外，作者还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以附录或后记的形式穿插于行文中随时介绍，这对于后学显然大有裨益；而作者在前言中对目前史学界学风直言不讳的批评，对于日渐平庸甚至腐败不断的学界，亦堪称逆耳诤言，作者之良苦用心，不由得让人感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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