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经济学作品而非经济史作品
历来对这类扒梳史料做量化分析的经济史作品很有敬意,这本书也不例外,对清代的官员士绅家庭财产的梳理分析是认识帝国晚期以来资产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通读下来还是有点失望的:第一,本书的写法,是案例+量化,并非把抄家档案+职官档案或方志中涉及官员士绅的部分剔出来的长序列整理(虽然我知道那样很艰难),所以本质上还是一部以史为据的经济学作品而非经济史作品;第二,本书的案例部分,大量地着墨于被抄家的官员的政治立场:他是谁的人,他为什么会被抄家等等,我们知道,政治原因可能会决定抄家的规模和程度,但并不是这样的分析,他是谁的人,雍正皇帝是不是得国不正首先是争议很大的问题,也不能决定被抄家的官员的家财结构的问题。所以我看到大量的很草率的论断,如抄赵昌家是“他知道太多”等,显示出作者对历史的态度轻挑。第三,不能同意作者在下篇说的,政治原因导致了官员的家庭财产结构偏好的结论。要知道,抄家在后,积累财富在前,难道官员事先料到他会被抄家所以故意用到很多隐匿办法吗?这岂不是荒谬?!只能说明这种生存政治背景下,预期很重要。但绝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本身已经知道了后果。所谓后果都是后来人看到了给他的分类和定性。第四,基于前面的原因,一直没有看到作者对抄家档案的全面统计,所以对这些案例的选取是否有偏,不能确定。
综上我认为,从严谨程度考虑,至少我要引用这一时期的收入和家庭资产的成果时,我宁可还是相信张仲礼。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