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下报刊

        说到“地下”，想到的大多是非法、阴暗、少数、反主流政府、激进、隐匿、组织头目等。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地下报刊”运动，也多多少少具有上述特征。同时，它还是“廉价印刷，文风内容大胆泼辣，图表设计风格不受限制，观点无拘无束，且大多数不盈利的”。一般新闻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即公众性和商业性。当一种报刊以非盈利为目的时，其商业性也就急剧弱化，受到的经济影响较少，而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公众资源，代表舆论，促进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美国当时的地下报刊，因其多数不盈利，而能够以反对全国权势集团、反对大众传媒的文章为主要内容，显得更为真实和具有独立性，。一些好的地下报刊在这两方面的批评都作出了贡献，“给20世纪60年代死气沉沉的美国社会和政治状况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比较一股“现实主义”力量，从社会地层反映现实状况，按大众需求提出批评和讽刺。虽然地下报刊并不是主导力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舆论，承担了部分社会责任。有种所谓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感觉，但少数又要服从大多数（这个一直都觉得很揪心）。这是政治的状态，而在其下产生的新闻界也同样有如此情况，具有普遍的从众心理，或者被迫服从大多数，或者被大多数掩盖打压（这种情况在中国由甚）。于是，好的报道，即那些真实、客观、及时的，往往在夹缝中生存，存活下来（真正到达民众）的少之又少，一旦报道出来，则属于其中精品，颁奖，宣传。这种“奖励”正好从侧面揭露了新闻的不完整和不成熟，因为新闻从理论上本就应该具备以上特质，现在作为需要奖励的品质，那么说明它还没有被广泛拥有和成为自主遵守的条例。这是矛盾的地方。
        当时美国“地下报刊”运动是在“四巨头”—— 阿伦・金斯伯格、 鲍伯・迪伦、杰克・克鲁阿克、伦尼・布鲁斯的激励下开展起来的。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美国同性恋诗人，“跨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流行歌星；美国诗人兼作家，“跨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流行喜剧、脱口秀演员。他们均为“文艺界”人士，因此受政治束缚少，行为自由，都在某中程度上具有浪漫的艺术气质，并且因为在个人领域的成就而对公众有较大影响力。如鲍伯・迪伦，是美国民谣摇滚史上的传奇人物，一直听他的歌，却不知道他是“地下报刊”发起人之一。他早期的作品是从具有政治意识的抗议民谣开始，这种捞过界的作风，在当时风花雪月，纸醉金迷的乐坛环境里相当的大胆出位，但又与那个时代反叛的知识界趣味相投，因此他在知识界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整个六十年代，他写出无数佳作，不少成为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圣歌，对大众的影响很大，而 1965年因又是他英雄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分水岭，前者的主题是流浪，后者的主题是解放，跟“地下报刊”的主旨不谋而合，成为了主要推动者。杰克・克鲁阿克的《在路上》被称为“世俗叛逆与抗争者历久弥新的圣经”影响了一大批的年轻人。正是有这样一些高影响力，高公信力，具有反叛抗争精神，追求真实原始状态的领导人物，才可能成为一种运动。我觉得这种类似于“精英政治”、“智者领导”的模式也需要时不时在新闻媒介中运用。一些非政治的具有较高素质和较大影响力的人物，需要他们站出来，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包括书报刊杂志、书本、影音制品等）像公众发布一手的、真实的消息，形成一种正确导向，并不是对内容的规定或限制，而是对这种形式的参与促成其可行性。也许这能逐渐演变为前面的从众，或是被批评干预新闻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但新闻是全民性的，只要这些人基于自己的领域（而不是纯粹从新闻界领域）出发，表达自己个人的看法，对大众而言就是最真实最及时最原始的信息来源，至于是跟随还是批判，选择权就完全交由大众。而不是全部由新闻界人士出于某中目的专门采集，搜寻，加工，把别人的材料加入个人意见再转述出来来得直接。因此我觉得这一部分人还是需要的，有其存在的理由。
        再有，当时美国的“地下报刊”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学校发行的。其中“最有名、最成功的校园地下报纸是《伯克利芒刺报》”。而中国“五四运动”中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以北京大学为办报基地也一样。学校应该是受政治经济影响最少的地方，相对独立并且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如果小范围发行，基本上在某个机构或组织内部范流传的报刊可以叫“地下报刊”的话，那么学校的“地下报刊”应该是质量最好的，且涉及范围最广的。因为学校，特别是综合性高等院校，汇集的各方面各领域的人较多，青年人多，新鲜思想容易产生并且被接受。如果学校办报（由学生自主，学校下放权力），从各个领域形成广泛参与形式，也许会是一种先进的方式（不同于bbs的就某一主体讨论的方式）。但是学校办报只能是学术方面的新闻，大多由原有信息加以深入讨论和拓展，或就学校学生内部新闻进行报道，或者对已有新闻的真实性进行纠正，很少会有时事报道突发性事件报道或者引起广泛关注的报道。如果就学术方面和传播先进方面，学校有自己办报 并且真正做到独立、创新、与时俱进就很不错。
如果“地下报刊”这种形式依然存在，那么在中国肯定会有相当数量的地下报刊存在，可是我无法找出识别地下报刊的标志。是否发行量小、非主流、很难购买、在特定地方出售等就可以称之为“地下报刊”呢？它们是否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作为区分？合法还是非法，还是在法律的灰色边缘地带？是否一定要涉及政治政府内容？形式灵活与否，发行时间固定与否，价格固定与否，消息来源直接与否，可否作为区别标志？或者所谓的“地下报刊”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方式存在，那么确定它是“地下报刊”的衍生物的标准是什么？
也许“地下报刊”已经扩大化。它所指的是那些非主流的、前卫的、具有开创性的报刊杂志。它们可能专注于某一领域，比如音乐、绘画、电影、建筑等，且区别于大众流行审美、普遍接受和显而易见；同时也可能是一种综合性的奇特事情报道，比如人们很少关注的、关注了但是不知道真相的、了解片面的等；还有可能是少数人接受的或者少数人需求的，比如单一的同性恋题材、专门的异装癖易性癖等；或者是在形式上的小众怪异，比如全是关某个话题的讨论集、以漫画形式报道时事、全搜录人物对话等；也可能是载录某些独特思想或反政府言行的。他们是否可以算做是“地下报刊”的变体？如果答案是肯定，那么“地下报刊”就是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地下报刊”不仅舍弃了以前的躲藏隐忍和自备，更反而多了点自傲和优越感。或者这是它们从以前就一直延续下来的精神线。因为他们是小众刊物，表示接受他们的人属于少数，而仿佛真理就恰恰掌握在这群少数人手里一样。并且现在的社会出现一种认为大众的流行的都是俗的低级的，只有少数的才是高端的顶尖的趋势。所以这些“地下报刊”认为的少数，是因为自己的“门槛高”，属于神秘一派，引以为荣。这里并没有批评或者讽刺，或许有的果真如此，但并不全是，但这种心态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导致的是接受它们的少数人群在心理上产生了变化，就像某某专家拿自己研究领域的成果来看低非此研究领域的人的无知。我就遇到有人因为读了某属于此种“地下报刊”的音乐杂志（该杂志确实很难买到，需要到某些特定的cd店或者杂志店才可以买到，而且杂志里面介绍的音乐也的确是非主流和地下音乐人），就觉得在音乐或者听歌品位方面自己好像高人一截。也许果真如此。这是这类“地下报刊”的一方面效果。其实要说来，也许他们真的只是满足了某些特定的小部分人的需求，至于这小部分人是怎样的社会地位，应该不纳入考虑范畴。但是这也许恰恰促成了一些小部分人的特殊地位。比如同性恋，把同性恋报刊杂志纳入“地下报刊”那么变是一种特殊化和歧视与自我暗示性歧视，只有当它不在是“地下”的时候，才证明其平等。但另一方面，它也照顾了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揭露了鲜为人知的事实，或者说出了其少人敢说的话。我刚好在网上找到一个重庆的叫痒的地下杂志的介绍：
　　　　　　　　痒是一本地下杂志　　　　　
它处于地下并不是仅仅因为我们穷　　　　　　
地下是一种偏执的心态,一种厌倦的表情,一种明知道改变不了现状却仍然苦苦挣扎的反抗　　　　　　
尤其是中国的地下与地上　　　　　
我们的世界很糟糕　　　　　　
我们的现实比理想更容易让我们疲倦　　　　　　
不是么　　　　　　 所以我们叫做痒　　　　　
痒是一种很难受却不能致命的摧残　　　　　　
但那的确比一枪毙了我们更残忍　　　　　　
我们死不了,却饱受人生凌辱　　　　　　
坦白地说 我们并不能止痒　　　　　　
我们只能把这种状态放在一个集中的地方　　　　　　
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痛苦　　　　　　
昨天和朋友谈到责任　　　　　　
关于摄影的责任　　　　　　
我说　　　　　　
摄影的责任在于你按快门的那1/N或N秒中，你应该认真地对世界倾诉些什么　　　　　　
我想痒也是这样　　　　　　
于是痒就在我们的纤芥之疾中构成不完整的雏形
我想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和倾诉方式。
     
“地下报刊”从美国19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一股运动，到今天，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我觉得有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