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只猪

03年非典，我上高一。学校突然放假，学生都回家隔离，然后开学遥遥无期。我就读的高中管理松懈，没有布置多少假期作业，我又没有高三那么迫在眉睫的升学压力，所以面对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大段时间，如同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闯进了撒哈拉，一时慌乱，焦虑，不知所措。 说起来，我那时正痴迷文学，本可以尽日读书。可惜离校匆忙，节衣缩食攒下的满满一箱子书——我还记得有一套缩印的《资治通鉴》，已经读了快二百页——全留在了宿舍床下，后来学校安排高三学生提前返校调整宿舍和教室，那些书于是跟我藏在课桌里的课外书一起——我记得有本自己当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唐诗精选》，才买了几天——全都不知成了哪位或哪些学长的私藏了。 手边只有临走前刚跟门口书摊老板借阅的两本王小波，一本是小说集，叫《时代三部曲》，一本是随笔集，叫《我的精神家园》。 我就是在那时读到了这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当时就觉得蛮有意思，感觉王小波的文章跟鲁迅一样犀利又风趣，但是风格完全不同。我把全文都工工整整抄了下来。 但是现在回想，我当时真读懂了他这篇文章尤其最后那段的深意了吗？显然没有。 尽管很大程度上出于对那段刻骨铭心的“书荒期”的“报复”，我在此后的十七年间在财力允许的限度内疯狂屯书，粗略算下来，平均每星期买五本。也又多读了不少书，古今中外各个学科都有。但是书并不能透彻解释书，很多书光读过不够，要靠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参悟——其实这句话的含义可能也没看起来那么好理解。 反正，我现在自以为已经搞懂他的意思了，在他离开这世界二十多年之后。而且我有了意外发现：在我并不懂他的意思的时候，归功于阴差阳错助长的“怪癖”——我初中转学异乡，远离父母，习惯了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我事实上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那只猪的人。 我发自本能地觉得一个人对自己负责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人格自主是一项基本权利——据我理解，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列出的“自由”的本意。每个人的权利都应以他人的权利为边界（此处借用了约翰-穆勒伟大的小册子《论自由》的经典阐述），谁都不应该在未征得对方许可并授权的情况下强制对方做某事。强制就是一种奴役，就是把对方视为奴隶。哪怕是以为了对方好的名义，哪怕真是为了对方好，哪怕对方也同意——我们不能说宠物是自由的，哪怕它看起来很开心。 当然，这个道理不能绝对，譬如对待未成年人，因为法律上一般认为他们还不具备健全的行为能力，出于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保护，所以授予了父母和老师一些合法强制权。但是即使如此，根据我的耳闻目睹，父母和老师对于这种权力的使用必须慎之又慎。钱文忠教授提倡恢复体罚，不少教育界同仁转发支持，我之前写过文章反驳，理由主要是易制造对立、发生悲剧，现在我想补充一点更值得担忧的，那就是损害尊严、培养奴性，大家想象一下一个被被动的严厉管教深度塑造的孩子长大后如果做了老板或者进入政界，会是怎样的做派？ 我忝为人师，教书十年，水平有限，难逃误人子弟之讥，但扪心自问，在尊重学生人格方面还算处处谨慎，差可无愧。据我观察，当学生心甘情愿主动参与的时候，学习效率才是最高的，创造力才是最强的。当然，正如我以前在文章里也写过的，我教书主要是对自己负责，怎么教怎么管都主要出于自己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学生若觉得受过我的帮助，我当然高兴，但不会认为自己有丝毫功劳；反之，亦恕不任其咎。 若从这点想法推演出去，还可以顺便介绍下我的三个基本信念：第一条上面说了，就是彼此尊重对方人格人权，既不接受强制，也不强制别人——如果暂时做不到前者，至少做到后者。第二条，“真”是“善”与“美”的前提。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强制之所以不对，也是因为强制必然诱发虚伪。所以我们应该谴责一切道德绑架，比如说逼捐，既损害了被胁迫者的尊严，也令其他主动捐献者尴尬。是的，逼人行善是一种恶。第三条，做到求真是很困难的，但是还是应该全力以赴。因为真理掌握我们，我们无法掌握真理。如果看不到尽可能广大的全局，也就不可能对局部做出更有参考价值的评估。比如，我觉得余英时先生的很多见解比他的老师钱穆更高明，就是因为他有更完备的东西方历史修养，而不是基本只钻研国史国学。 如果说我买书的动力主要来自当年非典书荒的刺激，那么读书思考的动力则来自对了解这个世界全部真相的渴望。 “以有涯随无涯”，当然花一辈子也无法抵达。但是十七年来，也绝对不会毫无进展。我自信自己已经走得够远。 起码，（自以为）终于理解了王小波的深意。 但是，悖论来了，我发现自己事实上已经越来越不像那只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