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错位 心态失衡 自酿苦酒
记得好友熊雪涛曾推荐过李玉琢写的这本书《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最近看了，一方面钦佩李玉琢为人坦诚正直、做事老辣干练，另一方面替其认知失调、角色错位终至劳而无功、老来无着扼腕叹息。
追根溯源，李玉琢不能见容于段永基、任正非等企业领导人，一是年龄作怪，二是四通特殊的历史迷惑了李玉琢对企业本质的思考。
因为年龄比较大，而且自认在中科院时混得比万润南、段永基还好，后来又自认在如日中天的四通混到副总裁时华为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李玉琢似乎觉得自己做企业家的“质地”丝毫不逊于段、任，因此，他更多地以批判的、否定的眼光去审视别人的做法、思路，用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去断企业的是与非、对与错。因为年龄的缘故，他已经不习惯换位思考，因为性格的缘故，他不屑去揣摩老板的“小心眼”，因为自负的缘故，他不能客观地欣赏老板的优点和高人之处。
比如，他可以指出四通后期管理如何地混乱，投资如何大面积失误，却对四通能在香港上市所代表的成功避而不谈。
比如他详细罗列在任正非2001年初发表《华为的冬天》讲话之前他在1998年写的八条《华为的危机》，却不能客观分析如此“危机四伏”华为为什么还能连年以翻番的速度在成长。参照台湾首富、代工大王、鸿海集团（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的例子，对于一个高速成长、瞬息万变的行业来说，朝令夕改、人事变来变去“不规范”，可能恰好是企业的成功之道。
四通的历史比较特殊，即到底算谁的，一直有争议。可能正是四通的这段经历，让李玉琢对企业的本质、资本与经理人的关系的认识带上了浓厚的“左派”色彩。他认为自己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来到四通，认为是和自己一样的广大员工、干部创造了四通的财富，有些人却想把四通攫为己有。
李玉琢以职业经理人自居，可是非常奇怪，他常常搞不清楚“老板”是谁，更奇怪的是，他常常对老板“粗暴干涉”总经理的“内政”表示愤怒。
最典型的，莫过于任正非让他担任莫贝克总裁。由于这是一个华为和17家地方电信局的合资企业，李玉琢自认为事情重要他自然会向董事长任正非请示汇报，他要对董事会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任正非负责。任正非自然不爽。本来是自己的地盘啊，其他股东不过是样子而已，你看，这老李当真了。
他在利德华福被贬的经过同样经典。虽然有协议，董事会赋予总经理完全的自主权，虽然经过4年打拼，利德华福扭亏为盈，但是，当董事长于波趁热打铁变更利德华福的股东关系、让出董事长位置，李玉琢还陶醉在优秀经理人的迷梦之中，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快结束了。当最后摊牌时，“资本”是残酷的，离聘期结束还有9个月就“毁约”，成心让他不得“善终”，甚至乞求与新董事长“磨合”3个月也遭到断然拒绝——仔细想一想，如果他对新股东、新董事长客气点、主动点，给人家面子，人家又何至于如此不给他面子？
在书中，李玉琢写道：“这是一个悲哀的结局。干了五年零四个月，没讲出任何理由，便卸磨杀驴，其愤怒和悲伤是难以想像的。这也是我工作37年来最无辜、落差最大的一次。”
我在这段话的旁边写道：“死得不明不白，人不自知若此，才是最大的悲哀。”
李玉琢是怎么“死”的呢？
角色错位：真把利德华福当做自己的最后归属、当作自己的山寨了。不能正确解读于波的心思。于波作为一个投资人，并不关心什么产业啊、理想啊，只盼有人扭转乾坤，让他尽快解套。要么上市，要么把公司卖掉。2003年11月10日，以国外公司的名义买下利德华福股份，变成外商投资的企业。“老板”变了，换管理层是早晚的事。2005年元旦，李玉琢花2.8万元买了一块30吨重的石头，刻一首自己写的诗，放在办公楼前旗杆下。这种事情，一般是“老板”才有资格和雅兴干的。显然，李玉琢没有和于波这个大股东商量，也没有和新董事长请示汇报——在他眼里这大概属于皮毛小事，不足挂齿。他或许会想，我帮公司赚了多少钱啊，花这点钱算什么？再说也是为了鼓舞士气、显示公司实力，不是中饱私囊啊。他不能理解，他不是“老板”，不该以这种方式去挑逗真老板的容忍底线。
心态失衡：不管多么劳苦功高，不管多么留恋总裁位子的风光，要搞清楚，只要企业不是你的，早晚要下课，要让贤。跟老板理论自己应该干多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老板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聪明的人，把公司搞好了，顺水推舟，移交给老板看中的人，老板或许对功臣另有任用，至少会安排一个虚职养起来。如果处心积虑把公司搞得离开我X某人公司就玩不动，一定没有好下场。不管是在莫贝克，还是利德华福，当他明显意识到老板想换人时，不是检讨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老是拿自己的忠诚、成绩当挡箭牌，不明白换人另有其他原因，反而因心态失衡，激化矛盾，“拂袖而去”，自酿苦酒。
老李不容易，只可惜，他不是做自己的企业。
追根溯源，李玉琢不能见容于段永基、任正非等企业领导人，一是年龄作怪，二是四通特殊的历史迷惑了李玉琢对企业本质的思考。
因为年龄比较大，而且自认在中科院时混得比万润南、段永基还好，后来又自认在如日中天的四通混到副总裁时华为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李玉琢似乎觉得自己做企业家的“质地”丝毫不逊于段、任，因此，他更多地以批判的、否定的眼光去审视别人的做法、思路，用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去断企业的是与非、对与错。因为年龄的缘故，他已经不习惯换位思考，因为性格的缘故，他不屑去揣摩老板的“小心眼”，因为自负的缘故，他不能客观地欣赏老板的优点和高人之处。
比如，他可以指出四通后期管理如何地混乱，投资如何大面积失误，却对四通能在香港上市所代表的成功避而不谈。
比如他详细罗列在任正非2001年初发表《华为的冬天》讲话之前他在1998年写的八条《华为的危机》，却不能客观分析如此“危机四伏”华为为什么还能连年以翻番的速度在成长。参照台湾首富、代工大王、鸿海集团（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的例子，对于一个高速成长、瞬息万变的行业来说，朝令夕改、人事变来变去“不规范”，可能恰好是企业的成功之道。
四通的历史比较特殊，即到底算谁的，一直有争议。可能正是四通的这段经历，让李玉琢对企业的本质、资本与经理人的关系的认识带上了浓厚的“左派”色彩。他认为自己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来到四通，认为是和自己一样的广大员工、干部创造了四通的财富，有些人却想把四通攫为己有。
李玉琢以职业经理人自居，可是非常奇怪，他常常搞不清楚“老板”是谁，更奇怪的是，他常常对老板“粗暴干涉”总经理的“内政”表示愤怒。
最典型的，莫过于任正非让他担任莫贝克总裁。由于这是一个华为和17家地方电信局的合资企业，李玉琢自认为事情重要他自然会向董事长任正非请示汇报，他要对董事会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任正非负责。任正非自然不爽。本来是自己的地盘啊，其他股东不过是样子而已，你看，这老李当真了。
他在利德华福被贬的经过同样经典。虽然有协议，董事会赋予总经理完全的自主权，虽然经过4年打拼，利德华福扭亏为盈，但是，当董事长于波趁热打铁变更利德华福的股东关系、让出董事长位置，李玉琢还陶醉在优秀经理人的迷梦之中，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快结束了。当最后摊牌时，“资本”是残酷的，离聘期结束还有9个月就“毁约”，成心让他不得“善终”，甚至乞求与新董事长“磨合”3个月也遭到断然拒绝——仔细想一想，如果他对新股东、新董事长客气点、主动点，给人家面子，人家又何至于如此不给他面子？
在书中，李玉琢写道：“这是一个悲哀的结局。干了五年零四个月，没讲出任何理由，便卸磨杀驴，其愤怒和悲伤是难以想像的。这也是我工作37年来最无辜、落差最大的一次。”
我在这段话的旁边写道：“死得不明不白，人不自知若此，才是最大的悲哀。”
李玉琢是怎么“死”的呢？
角色错位：真把利德华福当做自己的最后归属、当作自己的山寨了。不能正确解读于波的心思。于波作为一个投资人，并不关心什么产业啊、理想啊，只盼有人扭转乾坤，让他尽快解套。要么上市，要么把公司卖掉。2003年11月10日，以国外公司的名义买下利德华福股份，变成外商投资的企业。“老板”变了，换管理层是早晚的事。2005年元旦，李玉琢花2.8万元买了一块30吨重的石头，刻一首自己写的诗，放在办公楼前旗杆下。这种事情，一般是“老板”才有资格和雅兴干的。显然，李玉琢没有和于波这个大股东商量，也没有和新董事长请示汇报——在他眼里这大概属于皮毛小事，不足挂齿。他或许会想，我帮公司赚了多少钱啊，花这点钱算什么？再说也是为了鼓舞士气、显示公司实力，不是中饱私囊啊。他不能理解，他不是“老板”，不该以这种方式去挑逗真老板的容忍底线。
心态失衡：不管多么劳苦功高，不管多么留恋总裁位子的风光，要搞清楚，只要企业不是你的，早晚要下课，要让贤。跟老板理论自己应该干多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老板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聪明的人，把公司搞好了，顺水推舟，移交给老板看中的人，老板或许对功臣另有任用，至少会安排一个虚职养起来。如果处心积虑把公司搞得离开我X某人公司就玩不动，一定没有好下场。不管是在莫贝克，还是利德华福，当他明显意识到老板想换人时，不是检讨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老是拿自己的忠诚、成绩当挡箭牌，不明白换人另有其他原因，反而因心态失衡，激化矛盾，“拂袖而去”，自酿苦酒。
老李不容易，只可惜，他不是做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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