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悲观

　　虽然摆脱了末世预言的惶恐，但在两个不同凡响的世纪交替之际发发悲音似乎总是不可避免。
　　这个对话录中有我喜欢的朱学勤、林贤治以及阮仪三。前两个人一个是研究史学出身，一个是则是赖鲁迅起家；最后一位则是近年来在人文实践方面最成功的教授。但他们在世纪末回首之时却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思想史的领域。这并不奇怪——但凡钻得进也钻得出的人文学者，最终一定要踏上思想史研究的路子——学术和思想永远是孪生兄弟。
　　朱学勤谈知识分子反思的途径与态度问题，狠狠批了王朔。其实就和他批王蒙的道理同出一辙——自己装神弄鬼蒙人的家伙都是骨子里的卑鄙，不批他批谁？如果从文学批判的角度解读王朔，还谈不到道德的高度；但放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看，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痞子，所谓什么都不怕的流氓，就像朱学勤说的：“文革前十七年，他们是杀死了贵族，来冒充贵族，文革后十几年，他们是杀死了平民来冒充平民！”
　　林贤治表面谈的是鲁迅，实际谈的是政治。他的《鲁迅的最后十年》说半天谈的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治术。但这不能说明他对鲁迅不重视，反而说明那是种无底线的膜拜。谈论以及研究一个人，不能单独拿到真空环境中去解剖，必须放在历史环境中，从关系的角度探讨，这才是研究“人”的意义。但所谓历史环境，又是多么模糊的一个概念啊。它可大可小，可远可近。鲁迅不仅仅是写小说的，写杂文的，写诗的，钞古碑的，翻译域外作品的，也不仅仅是匕首或者孺子牛，孝子或者革命者，思想界或者文学家。他是那个社会，那个年代，一种不可重复的永恒。在他的背后铺垫多少历史细节也不为过。索性，有人做了。
　　再说说阮仪三。知道他是因为平遥古城。这是个成功的范例。但他和李锐又何其相像呢？一个成一个败，说明不了什么实质问题。关键是他们都与强大的中国官僚体制相遇并且进行无奈的博弈选择——结果已然不重要——为什么学者们总是要报国无门呢？就像李锐说的，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我只能聊以自慰低说:"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但谁来拯救整个中国的灵魂？
　　当然，也有一些不喜欢的人也被列入名单。比如，陈思和、何清涟。究其原因，似乎也很不值当。陈的学霸姿态，何的自以为是。呵呵，有点因噎废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