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的老生常谈

2023年留：2020年写的书评，如今看来真是笑掉大牙，改掉了一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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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商业旅游宣传，“母系社会”是摩梭最显眼的标签。我们的历史教育持线性发展的史观，认为母系社会是父系社会的原始形态，但本书中“原始”的母系社会叙述却与大量女权、自由、平等的论述挂钩。本书第二章有一段连珠炮式追问：为何一生只能爱一人？为何一定要结婚？为何必须与相爱的人终身同住才算幸福？为何情欲必须与居住、家务、经济、生活习惯挂钩？为何感情必须依从恋爱、婚姻然后才有性事的模式？为何我们总是妄求一套适合所有人的感情与性爱标准？为何夫妻关系必定比姐妹兄弟感情重要？……摩梭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很有民族志意义。

周华山对摩梭民族有强烈的感激和褒扬，声称在摩梭研究的日子给了他心灵上的慰藉，让他远离现代社会喧嚣，获得内心平静。同时，摩梭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渗透下处于急遽的变化之中，难免引发某种保存传统的使命和情怀。因此，周多次指出过往摩梭研究的不足，即民族沙文主义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研究对象，进化主义地预设其为“原始”、“仍然处于初级社会形态”，这当然是中肯的，但也是废话的，因为所有的后殖民反思都早就在这么讲了。

在周的著作之前，蔡华也写过摩梭族的研究文献《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他的成果首先在法国发表，引起了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学界关注，也引发了对其研究方法和结果的质疑。争论的焦点在于“无父无夫”这一论断的准确性——摩梭人果然是“知母不知父”的“原始形态”吗？这样的论断其实带有现代主流文明的偏见和主观化歧视。对于一个全新的田野案例，最初的偏差在所难免，不过周虽然很多时候意图为摩梭“平反”，在这个问题上倒没有很强烈的站队意识，他的辩护更多集中在对于摩梭的性开放和汉化的争议。

但90年代末社会转型，加上香港回归给内地带来的冲击，或许使作为香港学者的周有澄清错误研究方法的己任。再加以个人经历加成，我认为周在这一对比上或许过度美化了。摩梭的母系社会中的所谓平等、女性解放、性爱自由等也都是“现代”的语汇，是外来研究者从自身世界观出发对摩梭文化的附会。对摩梭人生活和谐的赞叹不过也是一种观察者价值观的干涉，或者理想境况的寄托。

和外界接触后，摩梭的平等社会在近年受到父权制的冲击很大。在母系社会的延续和现代性的父权制度及婚姻家庭观的冲击中，摩梭不幸处于下风。这实际上还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附会到“他者”身上的的凝视，然后以某种怀乡的情绪去描写一个前现代的“自由”的“世外桃源”，但其实“自由”作为一种话语的含义远为丰富。

不过作者其实也并不完全说摩梭是世外桃源。有一章写养蛊人，记载摩梭社会忌惮养蛊，对于养蛊的家屋不惮抱以最大的恶意，对养蛊社群进行无条件的排斥和污名化，养蛊人也已经内化这种污名而自动自我隔离，但所有的自动隔离仅源于“自我应验的预言”。在这个问题上人性之恶体现得很充足。于是周认为，家庭和谐、自由恋爱、热爱和平，绝非摩梭的不变本质，而是从侧面体现出闻蛊丧胆的巨大威力。摩梭人的平等实则是一种压力下的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性天然善良，而是出于利益权衡下的理性选择。

养蛊禁忌也体现了母系社会的一些特征，包括性别与权力。阿咪的养蛊能力最强，养的蛊最毒，是对母系主导的肯定。养蛊人本身是全能母亲与性感美女的统一，等等。摩梭人害怕蛊原本是出于对健康的担忧，但久而久之蛊和无蛊之间的高墙却从生理禁忌引申到了伦理禁忌。一方面作者也提到，关于蛊的恐怖传说中有“杀母”和“企图伤害儿子”的言语，这在爱好和平的摩梭文化中很少见；另一方面，无蛊人家和有蛊人家之间不能通婚，因此以性排斥为中心的社会排斥体制把养蛊的标签延续终身甚至世世代代。作者采访的一位与有蛊人家女子偷偷走婚（实则占了便宜）的男子说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我也很痛苦，不能真正喜欢她们。”

养蛊这段论述也有不足，一是没有从宗教角度去考虑养蛊放蛊的起源（事实上全书都没有怎么论述摩梭人的信仰）；二是没有说清楚彝族为什么也在民族仇恨之列。

最后说一下文化的内敛型和无政府社会的关系。关于无政府的社会如何可能的人类学论述已经有很多，摩梭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根据作者的描述，摩梭文化是一个内敛的文化，执着叶落归根，很少有摩梭人能够真正走出云南四川山区的小社群；“害羞文化”达到了令人惊诧的程度，在火塘、长辈跟前甚至不能提妻子丈夫等词语；落水村旅游开发初期，村民对于商业模式的涌入持怀疑态度，不愿冒险，等等。内敛性解释了摩梭家庭的内聚力之强大，带来的后果也即少有摩梭人出外闯荡，这反过来又使得摩梭人在摩梭文化研究上始终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摩梭没有成型的政府社会，自身规模较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这种文化的内敛性，使得摩梭人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比较漠然。

诚如周指出的那样，过去汉人学者对摩梭的研究存在很大的误解，首先是因为没有放下文化霸权和优越感，也没有深入实践做田野调查，这都是社会学人类学的老生常谈，作者总结为《摩梭研究的八条原则》，很有种指点江山的感觉。其次是中国学术政治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五六十年代对于摩梭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着土地改革等推行“现代文明”的色彩；文革期间则更甚，例如取缔走婚、强迫摩梭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极大损害了民族文化。当然，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一体的。除此之外，周没有分析到的一点是新中国政权对西南地区民族的界定和命名，给当地的族群认同带来的影响。

周在最后一章中陈述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研究立场，将其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比，批评后者所基于的客观理性原则自身因建构在偏见和阶级权力不对等的基础上，因此说服力不足。本书试图从实践层面上反对这种方法论，这和二十世纪中后期女性主义浪潮和新兴国家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情感表达是一致的。不过尽管如此强调，再“深入基层”的研究者，在身份和知识储备上，和摩梭土著还是存在不可弥合的权力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因为后殖民仍然逃不出书斋的反思，但decolonisation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