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如此带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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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加尔文
今年夏天，在一个落着小雨的夜晚，携爱人拜会我的好友正密兄。正密兄比我长一岁，性情中人，为人行事以善为念。由于从小认识的缘故，便也豪谈生活、信仰及人生目标。此次相处时间虽短，却也是几年来最为多谈的一次，当然受益非浅。
夜深，出友人家门，友人欲借我数本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丛书观看，我却坚持暂借一本，等数日观看完毕再去调换其它。一则，我怕数目太多，影响归还时日；二则，能否看得入味还是未知数。故此，揽了一本《加尔文传》出其家门。正密兄夫人见状，忙着去拿另外一本《荒漠甘泉》小册递于内人，又向内人解释小册如何看法，告诉她可查阅《圣经》对照着读，便好理解。看到他们夫妻此举，不胜感怀。
本想把借来之书早日归还，不料，看完《加尔文传》后意犹未尽，反复详读略阅三遍之后，还未能做出称心如意的读书笔记，因此，此书也一次复一次的想归还却未如愿，一拖竟三周已过。上周日于永生堂门口碰到正密兄，谈起还书之事，他笑言，无防。此后，此书就常在我书桌上时时翻阅了。至于《荒漠甘泉》小册，爱人看的如何程度，我却不知，却是在那天看到家人不小心将书背弄湿，也粘撕了封底的一大角，望着心痛，忙拿着跑到三楼阳台处晒干，在此，向正密兄致歉。
当夜，不知何起因，就湿书一事和爱人谈起我的观点。我说，借物，乃要打算好归还之日，更要加至珍惜爱护，不论借的是何物，是大物或小物，都当如此。此乃显现你的至诚之心，否然，则成了无诚信之人。其实，我想说的只是表达出我的观点而已，至于内人的为人，并不是一个无诚信之人。
此《加尔文传》为茜亚•凡赫尔斯玛著，这部传记较全面地介绍了加尔文的一生。其中不少谈到加尔文的思想向新教(1)的转变过程、加尔文的努力和对重重困难当前坚持不懈的毅力，以及加尔文一生的行事准则，其中不免要提到的火烧塞尔维特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事件中加尔文的立场、当时政治的立场以及宗教的立场，从而否定了由此事件引发后人所争议的认为他是火烧塞尔维特的刽子手，是日内瓦的暴君和“教皇“一说。
当然，学人们对其评论有褒有贬，而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加尔文的史料却十分的稀缺，人们所了解的多来自于《异端的权利》一书。
而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那样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宗教概念或一个特殊的反宗教概念之上”(2)的政治体系中，我们最终要看到的是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能为后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暴君的政权还是赋予人民自由的精神。
有学者指出：“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就常识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暴君，又是自由精神的播种者，那么他到底是何等人？暴君？抑或伟大的自由精神播种者？
约翰•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皮卡第省努瓦永市，他的父亲热拉尔•加尔文是当地教会神甫和教士们的律师，同时又是主教的秘书。14岁的约翰•加尔文被父亲安排在巴黎的马尔什学院学习，有幸在科尔迪耶门下，为他的拉丁文和法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年后，他结束了马尔什学院的学习生活而转入巴黎众多学院中有所叫蒙泰居的神学院，在此，加尔文奋发努力地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教会先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的著作等等，门门功课均极出色，18岁那年便获得了硕士学们。
此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他父亲决定改变儿子身上原读神学的计划，要他成为一名律师，加尔文多年后就此事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送我去读神学，但后来他认为从事法律的职业可以致富，于是改变主意，叫我转学法律。”由此，他听命于父亲，离开了巴黎去了奥尔良。原因是奥尔良大学的法律系很著名。
此时尚且年轻的加尔文虽在此事上听命于他的父亲，却在思想上已有自己不懈努力的追求，当他来到这座以法律系而著名的奥尔良大学后，便全身心的投入到他的学习生涯当中，假如说蒙泰居学院是他努力发奋的地方，那么奥尔良则是使他更加发奋地投入学习的场所。为了保持晚上清醒的头脑，他几乎不吃晚餐，每晚只让自己睡几个小时的觉，清晨醒来在床上躺着回忆昨晚所学的东西，训练记忆力，增加知识。不到一年，加尔文便以法律老师而不是学生而闻名，教授不在时，就让他教。而此时的加尔文只是19岁的奥尔良大学的学生。更甚者，奥尔良大学是一所美丽的大学，那里有40片网球场供他们比赛、消遣，一条大河任他们驾驶帆船，还有没完没了的酒席、宴会。对于这些条件，原本大学生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那个努瓦永市来的加尔文却没有加入这班娱乐之中。
1931年，22岁的加尔文回到巴黎，决心要成为一名学者，他开始独立思考，开始从《圣经》的学习中发现许久以来被教会忽视的、藏起来的东西。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使许多人重新归回《圣经》。为了能更好的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阅读更多的经典著作，做研究与文章，他谢绝了一位巴黎朋友为他提供的住处，毅然租在伏尔泰学院宿舍的一个房间里，因为那里离学校近，他可以直接去听课。
1532年4月，加尔文完成了他辛勤劳动的第一个果子《塞涅卡注释》(3)。作为当时的文人来说，22岁的年轻人加尔文的《塞涅卡注释》可谓是惊人之作。他以优美的拉丁文写成此书，除了引用当时的作家之外，加尔文引用66位权威的拉丁文学者，22位希腊文作家，7位教父的话。可见此时的加尔文是怎样的充满了一颗学习的激情之心。这颗激情的心一直伴随着他的死去方始终断。并且这份激情之心在此后的一生中伴随着他走进上帝的道，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他“即刻之间燃烧起了强烈的愿望，要在其真理上长进。”他在《〈诗篇〉注释》的序中这样写道：“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理上长进。虽然我未完全放弃其他的学习，但它们对我来说不像以前那样有吸引力了。”
这一突然的转变是发生在他写完《塞涅卡注释》之后，因为他在此书中除了引用大量的学者的话外，极少提到《圣经》。我们由此可以推断这一突然的转变的最初端倪是在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的一年一度的圣徒节中对全校发表的演讲的时候，这次的演讲没有提圣徒和教会的事，而是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开始，讲到福音与上帝的白白恩典，他反对迫害那些回到《圣经》中去的人们。他引用了伊拉斯谟的话，这在索邦是被查禁的。关于尼古拉•科普的演说，人们私下议论说，他的讲稿采纳了或是得到了一个叫约翰•加尔文的年轻学者的帮助。
于是在1533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那篇演讲的一个月后，尼古拉化妆溜出了圣马丁城门，警察局长恼羞成怒，命令法警们不惜一切代价去抓加尔文。
或许就这点来看，人们对尼古拉讲稿是否采纳了加尔文的帮助的议论还尚未能确定加尔文对其新教思想的完全确立，可在此演讲六年之后，加尔文以一个转信新教之人的口气写信给一位主教时说的话，确确实实地证实了加尔文思想的转变。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享受写作的安宁，过一种自由而有名誉的生活。虽然我有过片刻的安宁，但离真正的心灵平安却相去甚远……我越是仔细省察自己，我的良心越是被击打，试图将一切都忘掉便成了我最大的安慰……我已经开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要除去渣滓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乍一听到此教义时，它的新奇令我很感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去听的，我曾大动感情地竭力抵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的一生都在无知与错误之中，最后我认识到，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我这才发现自己曾经陷入一个充满谬误、藏污纳垢的泥潭，我所沾染的是何待的肮脏与污秽！我恐惧战兢地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可怜可悲的境地。面临那永死的威胁，我不得不立即下了决心。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上帝的道路，我以眼泪、痛悔谴责自己的过去。”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那个未来的神父、律师、学者的约翰•加尔文已不复存在，此时站立着的是上帝带领着的，基督耶稣的仆人约翰•加尔文。
此后的加尔文把全部时间投入到信仰的学习之中，他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召唤，给他的引导。
1936年8月的一天，加尔文一路传道从巴黎往施特拉斯堡去，他在日内瓦一家小旅馆过夜。这位旅行者计划在此住一晚就走，可是上帝却有一个与他的打算不同的计划。
法雷尔，一个脾气火爆、长着红胡子的法国宣教士，他用一股洪流般不可阻止的声音要求加尔文留在日内瓦教会，本自认为个性内向、怯弱，身体不好，适合于学习、研究的加尔文被他那粗哑的声音给驯服。“我感到……就像上帝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抓住我……我被恐惧所击打，不得不中止我的旅途……法雷尔将我拘留在了日内瓦。”
法雷尔认为：这是一位宗教改革的领袖，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所学的法律教育可以用来与议会和城里各种人士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位当时对《圣经》教导理解最全面的人。
而此时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些曾与公爵抗争的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许多人迫不急待地要回到旧日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日内瓦是以此闻名的，他们对那些伴随着为自由而战而来的新教信仰已经开始不在乎了。公爵兵临城下时，大家团结一致，现在不同，各种团体间的明争暗斗又开始了。
没有人能像法雷尔那样为福音征服一个城市，但征服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多。要计划，要有力的带领，也要建造。在战场上，他的伟大无与伦比，但在每天的计划、坚定信仰的工作上他却不在行。因此，他极力地拘留了这位以《塞涅卡注释》为转变根由，以6章为起首的《基督教要义》的撰稿人加尔文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工作者。
法雷尔没有看错，加尔文将把这个城市变成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改革之城。
即使如此，他们并不是没有挫折。在面对如何把这个沦落为黑暗而闻名的日内瓦城市带上光明的道路，带领行走上帝的旨意的城市，他们付出的将是无比的艰辛与困苦。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拦阻，一次一次地挺过这些拦阻。
在日内瓦的四项改革之后，这座城市一再脱离了上帝的道，在这些传道人所到之处，人们的罪孽好像在嘲笑他们。掷骰子、发牌的响声不绝于耳，闹哄哄的酒店里不时地抛出酒汉，趔趔趄趄地到街上，等着的就是整夜的打架、咒诅。妓女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过路的人们卖弄风骚，晚上就更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
正是这个时候来了两个荷兰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经常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主张暴力。这类问题对于日内瓦来说是爆炸性的，在百姓原本已有的不满中，无异是火上加油。
接着来的是那位很有才华的卡罗列。他散布许多中伤加尔文的谣言，像毒草一样影响着整个瑞士的各教会。
1538年2月，日内瓦人选出了三位新的行政长官，都是与加尔文为敌的。
二月的一个礼拜六早上，库劳德6点就上了讲台，一个星期前日内瓦议会就下令禁止他讲道，今天，他还是不愿意闭上他的嘴。因此，议会派来的士兵将他带走，投入监狱。
而加尔文和法雷尔挤着穿过向他们发出威胁声、吐口水的人群，走上市政府的台阶。他们对议员们说：“你们作恶了，你们投入监狱的是主的仆人。”
外面的那群歹徒们吼叫着：“把他俩扔进罗讷河里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于次日的复活节主日，照样直率、坚定地对着人们讲道，而此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当加尔文直言不讳地读到日内瓦的问题时，讲台下的人跳了起来，手中的剑射出寒光，他们吼叫着涌向加尔文。而加尔文的朋友们冲了上去，用身体围起一堵人墙，护送着他回到住处。
虽然他们的毅力是如此的坚定，却改变不了日内瓦的心。1538年4月25日，他们离开了日内瓦，离开了这座使他恐惧的多恶之城，他在5月写信给洛桑的维雷的信中可以看出对日内瓦的印象：“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塞尔，但浑身上下湿透，人也筋疲力尽，一路上几经险境，一次在过河时差点连人带马被激流冲走。但是，奔腾咆哮对待我们要比那些我们与之相处的人温柔多了……”
同时，在他离开日内瓦两年后的1540年3月，他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背那个十字架，在那里我一天要死一千次，我将此事告诉你……请你务必尽全力阻止任何想要把我拉回日内瓦的努力。”
随后，加尔文来到被称为宗教改革的安提亚(4)，德国的自由城市施特拉斯堡。
这是一座安宁的城市，著名的雅各•斯蒂尔姆市长赞同宗教改革。这里没有暴徒，没有吵架，没有吼叫声，没有恫吓的枪声，也没有叛道的人出现在圣餐桌前。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1540年10月，一封日内瓦信使跑了几百公里路的信，改变了加尔文的此境：
“我们满怀热情地向您推荐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确信，除了要增进上帝及其圣言的荣耀与尊贵之外，您别无他求。我们谨代表小议会、大议会和全体日内瓦人民……我们迫切地请求您回到我们这里来，回到您的老地方和早先的工作上来；我们盼望，在上帝的帮助下，此事将会大有益处，将会结出更多的福音果子。我们的人民极盼望您回到我们中间。他们愿意，并且一定会以您满意的方式对待您。
您的好朋友：日内瓦行政长官暨议会
1540年10月22日
蜡封的议会公章上刻着日内瓦的警句：Post Tenebras Spero Lucem（黑暗之后是光明）。
面对这封信，被邀请回日内瓦的人哭了。“请你们帮助我，”加尔文乞求他的同伴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请勿考虑我和我的感情，唯一考虑的是何种方式对福音的增长、对上帝的荣耀最有好处。”
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心啊！在经历如此的磨难之后，依然选择他忠诚的信仰，并为此献上他的一切。
1541年9月13日，加尔文回到了日内瓦。他没有要求回来，他第一次路过这里时，也没有要求留下来。同样，他也没有要求去施特拉斯堡。但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那颗心是“被杀的祭牲”(5)，是自愿献给上帝的。
回到日内瓦后的加尔文，他的工作可以把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累垮：每天早上5点起床，若是病了，毯子上也会铺满了书；每星期讲道五次，教神学三次；每周四主持一次长老、传道人的查经；探访病人、犯人，他也有规律地探访会众，正如他在《宪章》里规定的。以上这些是他的日常职责，但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加尔文一直在写信，他的门前集散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信使收发信件。日内瓦人想寄信或收信只要到卡农街11号就行，加尔文的家就是日内瓦邮局。
最糟糕的是，他还要与敌人作战。遭日内瓦城里或城外的人攻击已是司空见惯了，特别是那些不赞同他的教义的人，每次都是争战。这个渴望和平与稳逸、安静的人，被迫将他的天性放在一边，他不得不勇敢无畏地捍卫他所相信的《圣经》教导。
“我们家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铺，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那些谣言到底是哪儿来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从未有过买一亩地的钱……”但是敌人却散布谣言说加尔文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地产。甚至罗马教皇都知道加尔文的贫穷，并且是他自己选择贫穷的。保罗三世和庇护四世教皇在加尔文死后，先后评论过：“那个异端的力量，就在于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在罗马教廷，这种态度是闻所未闻的。
一天，红衣主教撒道莱特乔装打扮，路过日内瓦。他就是那位乘加尔文被赶出去日内瓦时写信试图把日内瓦拉回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大人。撒道莱特想要亲自看一看这个替日内瓦写了那封著名回信的新教领袖。他站在卡农街那幢简陋的房子前纳闷地问自己：这里难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尔文住的地方？他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身穿一件黑布袍子的加尔文。撒道莱特顿时目瞪口呆，那些应该来开门的仆人们哪儿去了？在罗马，即使是主教们都住在豪门大宅，有仆人随时侍候。大主教、红衣主教们则像君王一样，住的是宫殿，眼前这位整个新教教会最有名的竟住在这间小黑屋里，自己来开门！
“我是真正富裕的人，”加尔文说，“因为我对自己仅有的完全知足。”这些仅有的有时候还不够招待客人以及支付上门要求帮助解决医药费的穷人，但加尔文从未接受议会的帮助。1546年议会记录上有下面这段记录：“加尔文病了，没有钱支付全部的医药费，议会送了他十块钱。之后加尔文将钱还来，议会决定用这笔钱买一大箱葡萄酒，让他无可推辞。加尔文还是从工资里拿出十块钱，要求作为帮助最穷困的传道人之用。就在这一年里，他因为第二个孩子的病负了债。那个小女孩很快就死了。这一年议会作出决议：“本议会决定，加尔文目前使用的、属于我们城市的家具，全部赠送给加尔文。”加尔文这才在属于自己的桌子上吃饭，在属于自己的床铺上睡觉！
有一年，他一身的疾病使他不得不向议会借了25块钱。当他将钱归回时，议会拒绝接受。他告诉他们说：“若不接受这笔钱，我就不上讲台，我也拒领这一部分的工资。”
另外一次，牧师们请加尔文出面为他们要求增加工资，他向议会建议降低他的工资，与其他牧师们均等。敌人寻找借口攻击他，捏造事实说他很富有。在他的《圣经•诗篇注释》序里，加尔文作了回答：“若有人在我活着的时候，不相信我既不富裕也无钱财，那么等到我死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证明。”后来他的话被证明是真的，加尔文死的时候，所有的家产加起来不足250元。假如他活的再久一点，他会更穷，因为他已经拒绝了他生命最后四个月的工资，“我没有付出劳动，”他说，“岂可再伸手拿钱。”
1549年3月初，加尔文的妻子依多莱特病得起不了床。他则被各项不停的工作和问题煎熬着。来自法国甚至意大利的难民蜂拥进日内瓦，他们需要住处，需要工作。那些生活不检点的自由派竭尽全力来刺激加尔文，搅起城里人们对他的不满。他正在编辑《希伯来书》注释，献给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奥古斯都。在这一切繁忙之中，他尽量抽出时间在妻子的病床边陪她。
“死亡上来了，进了我们的窗户，进了我们的宫殿”（《圣经•耶利米书》第9章第21节）。
依多莱特安详地等待着死亡，她一生从未抱怨，现在也没有抱怨。临死前的三天，一群人聚在她床边为她祷告。加尔文再次向她保证会照顾她的两个孩子（依多莱特带来的孩子）。依多莱特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已经将他们交给上帝了。”
3月29日，依多莱特已经不能说话，看上去神志不清，加尔文对她说了基督的爱，永生的盼望，他们的婚姻。她就要离开，然后就开始祷告……她听着他的祷告，注视着他，8点之前她去了。如此安详，在场的人都无法分辨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卡农街上这个背负重担的人，独身一人。一个星期后他写信给维雷：“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侣。”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将尽全力不让自己被悲痛完全淹没，朋友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设法安慰我……愿主耶稣坚固我……若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压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担重担的得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
在依多莱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加尔文一次讲道也未耽误，一堂课也未落下，一次会议也未缺席，甚至没有人看出这个大理石般的男人那颗焦虑的心。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关上门与悲伤搏斗；在街上，在讲台上，他将这些掩藏起来，照常进行他的一切工作。
1553年10月，日内瓦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有个人被处以火刑。
奇怪的是，这是此人因异端被处的第二次火刑。四个月之前他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但教皇手下的人不够仔细，他越狱逃跑了。
这个被烧两次的异端分子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迈克尔•塞尔维特。他早年的经历颇似加尔文，父亲是公证人，哥哥是神父，自己是学法律的，并且也一样跟随罗马教会。像加尔文一样，在法律系做学生时，他以母语学习《圣经》，18岁那年，他转信了25年后使他走上火刑架的东西。
塞尔维特说，上帝不是三位，如果那样上帝就成了三头怪物。这个西班牙人说：“在整本《圣经》里找不出一个三位一体的字，耶稣是人，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灵也不具有独立的位格，而是上帝差到世上的灵。”25岁那年，他将这些惊世骇俗的思想写成书出版。他的书第一次在施特拉斯堡印刷后来施特拉斯堡和巴塞尔议会都禁止出售此书。新教领袖们都把他的书视为亵渎上帝的异端之物。路德、梅兰希顿、布塞尔、茨温利、布林格都公开予以谴责。书出版后，西班牙宗教审判团最高议会立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作者逮捕并带回本国。命令上说，可以不惜任何方式，哄他、骗他、许诺他都可以，务必要抓到他。他们甚至派他做神父的哥哥去劝他回来。
这是因为当时的法律明文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在那样各地成千名忠信的新教基督徒们被火刑烧死时，难道能让此亵渎的异端者逍遥法外吗？
1553年8月，从罗马教廷逃出来四个月的塞尔维特出现在日内瓦，并且在一个人们全都上教堂的礼拜天，悄悄地溜进了日内瓦的教堂。我们不知此时的塞尔维特的真正目的在于什么，可议会们立即将他逮捕。日内瓦教会1553年8月13日的记录中写着：“迈克尔•塞尔维特被几位弟兄辨认出来，教会认为，为了使他的异端和亵渎不再污染世界，对此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之辈予以逮捕是合适的。”
但是，判决塞尔维特的权力不在加尔文手里，此权力完全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塞氏入狱的那段时间，正是加尔文对小议会影响力最小的那段时间，因为自由派和加尔文之间正在为开除教籍的权力作殊死的搏斗。
于是日内瓦小议会决定向瑞士四个城市的教会议会征求意见，小议会在类似的事上也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得到的回答都是“温和处置”。若这次的回答也是“温和处置”，他们打算释放塞尔维特。
但这次来自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和沙夫豪森的回答都是谴责塞氏，指出他的亵渎必须被制止，以免再伤害基督的教会。伯尔尼说，他若在这里，判决将会是火刑。
最后一封回信于10月18日送到日内瓦，小议会由此四个城市的教会征求的意见而判决塞尔维特：
“根据你否认三位一体，反对婴儿受洗，顽固、执意地要以你那散发熏人臭气的异端来污染世界的事实……本议会决定将你定罪，并作出如下判决：判处迈克尔•塞尔维特和你的所有书籍以火刑。”这就是日内瓦小议会的判决，这是一份以全票通过的判决，连自由派都投了赞成票，国为他们知道不能无视来自那四个城市的一致意见。加尔文一听到判决，立即请求小议会将火刑改成砍头，因砍头比火刑要多一点怜悯，但小议会迅速否决了他的请求。
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和他的书被一起捆在火刑架上，他就这样死于火焰之中。火刑架所在之地的这座小山叫做谢佩尔，他死时42岁。
从此以后，这个人的名字就永远地与加尔文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连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火刑，但是加尔文是唯一请求对他不使用火刑的人。判处塞氏死刑的决定权不在加尔文手里，也与他那强有力的影响无关。那是日内瓦小议会在其瑞士众姐妹城市的劝告之下所作的决定。这些事实常常被遗忘了。但加尔文确实在塞氏的死上有份，他要求议会逮捕塞氏，他起诉了塞氏，他在小议会进行了多次的辩论，证明此人的异端威胁基督的教会。虽然在真正判决时加尔文没有参加，但他确实是同意的，尽管他反对使用火刑，加尔文也曾写过一本小册子，称塞氏为“那个自取灭亡的……异端分子”。
其他的新教领袖也都同意此死刑。个性温和，一直倾向于和平、妥协的梅兰希顿写信给加尔文说：“基督的教会会感激您……您的政府所作的处死这个亵渎者的决定完全符合一切法律。”那是一个火刑的时代，是一个人们相信审判他人关于上帝的信仰是他们的责任的时代。
1555年2月的选举结果是，四位支持加尔文改革的人当先行政长官和议员，加尔文所到的这个所多玛正在被改造成上帝之城。
历经多年患难，日内瓦迎来了和平。当周围的国家、地区被战火与灾难搞得动荡不安之际，这座湖边的城市则稳步地走上了宗教改革的世界之城的地位。因着卡农街上那幢房子里的主人，日内瓦成为全世界宗教改革的大本营。从极度邪恶到全然敬虔——这座宗教改革之城法律严明、条款细致——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这里有保护人们的法律、也有惩罚人们的法律。
1564年2月6日礼拜天，加尔文最后一次站在他所熟悉的圣皮埃教堂的讲台上。他正在讲福音书的相互和谐性，咳嗽突然暴发，这次他无法控制，热血涌上口里。他慢慢地、不情愿地走下梯子。这篇道他没有讲完，会众无声、焦虑地注视着他
5月27日，他在平安中死去，就像入睡一样，那是礼拜六晚上，那是一天的结束，一个礼拜的结束，一个生命的结束。一位伟大的仆人去了他主人那里。
消息传开，日内瓦的人们默默地聚在卡农街上。小议会召开特别会议，秘书试着记下议员们的感情：“上帝以如此伟大而崇高的品格铸造了他。”
礼拜天下午，长长的队伍走向城外的日内瓦墓地。教授、牧师、议员、公民们跟在那口松木棺材后面。只有踏在地上的脚步声打破了主日的寂静。加尔文在遗嘱上要求：“我的遗体……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复活之日。”墓地里没有他的墓碑，没有墓志铭，不久，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没有知道。
但那比墓碑更伟大的、活生生的东西留了下来。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内瓦人的思想、他的著作强有力地活着。它们出自那活的道，它们延伸到了所有的基督教会。通过它们，圣皮埃尔教堂的传道人一直在教导着、塑造着基督的教会。
这，就是约翰•加尔文——基督耶稣的伟大仆人。
这是一个超出他所说的下面这句名言的、谦卑的人：荣耀单单归于上帝！
(1)新教，又译为“抗罗宗”，英文名为“Protestantism”，字面意义即“抗议者”，“罗”指罗马天主教。新教就是指宗教改革运动后形成的回到《圣经》原初教义的基督教信仰，一般称为基督教。
(2)《加尔文主义讲座》第3讲，作者亚伯拉罕•凯波尔。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1901-1905年期间任荷兰首相，曾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余年。
(3)这是一本关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论著，塞涅卡生活在使徒保罗时期。
(4)安提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是第一世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后，在犹太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大教会。基督教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5)指《旧经圣经》在献祭中已经完成宰杀，即将献在祭坛上的牺牲。
2006年7月4日，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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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加尔文
今年夏天，在一个落着小雨的夜晚，携爱人拜会我的好友正密兄。正密兄比我长一岁，性情中人，为人行事以善为念。由于从小认识的缘故，便也豪谈生活、信仰及人生目标。此次相处时间虽短，却也是几年来最为多谈的一次，当然受益非浅。
夜深，出友人家门，友人欲借我数本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丛书观看，我却坚持暂借一本，等数日观看完毕再去调换其它。一则，我怕数目太多，影响归还时日；二则，能否看得入味还是未知数。故此，揽了一本《加尔文传》出其家门。正密兄夫人见状，忙着去拿另外一本《荒漠甘泉》小册递于内人，又向内人解释小册如何看法，告诉她可查阅《圣经》对照着读，便好理解。看到他们夫妻此举，不胜感怀。
本想把借来之书早日归还，不料，看完《加尔文传》后意犹未尽，反复详读略阅三遍之后，还未能做出称心如意的读书笔记，因此，此书也一次复一次的想归还却未如愿，一拖竟三周已过。上周日于永生堂门口碰到正密兄，谈起还书之事，他笑言，无防。此后，此书就常在我书桌上时时翻阅了。至于《荒漠甘泉》小册，爱人看的如何程度，我却不知，却是在那天看到家人不小心将书背弄湿，也粘撕了封底的一大角，望着心痛，忙拿着跑到三楼阳台处晒干，在此，向正密兄致歉。
当夜，不知何起因，就湿书一事和爱人谈起我的观点。我说，借物，乃要打算好归还之日，更要加至珍惜爱护，不论借的是何物，是大物或小物，都当如此。此乃显现你的至诚之心，否然，则成了无诚信之人。其实，我想说的只是表达出我的观点而已，至于内人的为人，并不是一个无诚信之人。
此《加尔文传》为茜亚•凡赫尔斯玛著，这部传记较全面地介绍了加尔文的一生。其中不少谈到加尔文的思想向新教(1)的转变过程、加尔文的努力和对重重困难当前坚持不懈的毅力，以及加尔文一生的行事准则，其中不免要提到的火烧塞尔维特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事件中加尔文的立场、当时政治的立场以及宗教的立场，从而否定了由此事件引发后人所争议的认为他是火烧塞尔维特的刽子手，是日内瓦的暴君和“教皇“一说。
当然，学人们对其评论有褒有贬，而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加尔文的史料却十分的稀缺，人们所了解的多来自于《异端的权利》一书。
而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那样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宗教概念或一个特殊的反宗教概念之上”(2)的政治体系中，我们最终要看到的是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能为后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暴君的政权还是赋予人民自由的精神。
有学者指出：“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就常识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暴君，又是自由精神的播种者，那么他到底是何等人？暴君？抑或伟大的自由精神播种者？
约翰•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皮卡第省努瓦永市，他的父亲热拉尔•加尔文是当地教会神甫和教士们的律师，同时又是主教的秘书。14岁的约翰•加尔文被父亲安排在巴黎的马尔什学院学习，有幸在科尔迪耶门下，为他的拉丁文和法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年后，他结束了马尔什学院的学习生活而转入巴黎众多学院中有所叫蒙泰居的神学院，在此，加尔文奋发努力地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教会先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的著作等等，门门功课均极出色，18岁那年便获得了硕士学们。
此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他父亲决定改变儿子身上原读神学的计划，要他成为一名律师，加尔文多年后就此事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送我去读神学，但后来他认为从事法律的职业可以致富，于是改变主意，叫我转学法律。”由此，他听命于父亲，离开了巴黎去了奥尔良。原因是奥尔良大学的法律系很著名。
此时尚且年轻的加尔文虽在此事上听命于他的父亲，却在思想上已有自己不懈努力的追求，当他来到这座以法律系而著名的奥尔良大学后，便全身心的投入到他的学习生涯当中，假如说蒙泰居学院是他努力发奋的地方，那么奥尔良则是使他更加发奋地投入学习的场所。为了保持晚上清醒的头脑，他几乎不吃晚餐，每晚只让自己睡几个小时的觉，清晨醒来在床上躺着回忆昨晚所学的东西，训练记忆力，增加知识。不到一年，加尔文便以法律老师而不是学生而闻名，教授不在时，就让他教。而此时的加尔文只是19岁的奥尔良大学的学生。更甚者，奥尔良大学是一所美丽的大学，那里有40片网球场供他们比赛、消遣，一条大河任他们驾驶帆船，还有没完没了的酒席、宴会。对于这些条件，原本大学生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那个努瓦永市来的加尔文却没有加入这班娱乐之中。
1931年，22岁的加尔文回到巴黎，决心要成为一名学者，他开始独立思考，开始从《圣经》的学习中发现许久以来被教会忽视的、藏起来的东西。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使许多人重新归回《圣经》。为了能更好的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阅读更多的经典著作，做研究与文章，他谢绝了一位巴黎朋友为他提供的住处，毅然租在伏尔泰学院宿舍的一个房间里，因为那里离学校近，他可以直接去听课。
1532年4月，加尔文完成了他辛勤劳动的第一个果子《塞涅卡注释》(3)。作为当时的文人来说，22岁的年轻人加尔文的《塞涅卡注释》可谓是惊人之作。他以优美的拉丁文写成此书，除了引用当时的作家之外，加尔文引用66位权威的拉丁文学者，22位希腊文作家，7位教父的话。可见此时的加尔文是怎样的充满了一颗学习的激情之心。这颗激情的心一直伴随着他的死去方始终断。并且这份激情之心在此后的一生中伴随着他走进上帝的道，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他“即刻之间燃烧起了强烈的愿望，要在其真理上长进。”他在《〈诗篇〉注释》的序中这样写道：“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理上长进。虽然我未完全放弃其他的学习，但它们对我来说不像以前那样有吸引力了。”
这一突然的转变是发生在他写完《塞涅卡注释》之后，因为他在此书中除了引用大量的学者的话外，极少提到《圣经》。我们由此可以推断这一突然的转变的最初端倪是在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的一年一度的圣徒节中对全校发表的演讲的时候，这次的演讲没有提圣徒和教会的事，而是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开始，讲到福音与上帝的白白恩典，他反对迫害那些回到《圣经》中去的人们。他引用了伊拉斯谟的话，这在索邦是被查禁的。关于尼古拉•科普的演说，人们私下议论说，他的讲稿采纳了或是得到了一个叫约翰•加尔文的年轻学者的帮助。
于是在1533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那篇演讲的一个月后，尼古拉化妆溜出了圣马丁城门，警察局长恼羞成怒，命令法警们不惜一切代价去抓加尔文。
或许就这点来看，人们对尼古拉讲稿是否采纳了加尔文的帮助的议论还尚未能确定加尔文对其新教思想的完全确立，可在此演讲六年之后，加尔文以一个转信新教之人的口气写信给一位主教时说的话，确确实实地证实了加尔文思想的转变。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享受写作的安宁，过一种自由而有名誉的生活。虽然我有过片刻的安宁，但离真正的心灵平安却相去甚远……我越是仔细省察自己，我的良心越是被击打，试图将一切都忘掉便成了我最大的安慰……我已经开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要除去渣滓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乍一听到此教义时，它的新奇令我很感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去听的，我曾大动感情地竭力抵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的一生都在无知与错误之中，最后我认识到，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我这才发现自己曾经陷入一个充满谬误、藏污纳垢的泥潭，我所沾染的是何待的肮脏与污秽！我恐惧战兢地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可怜可悲的境地。面临那永死的威胁，我不得不立即下了决心。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上帝的道路，我以眼泪、痛悔谴责自己的过去。”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那个未来的神父、律师、学者的约翰•加尔文已不复存在，此时站立着的是上帝带领着的，基督耶稣的仆人约翰•加尔文。
此后的加尔文把全部时间投入到信仰的学习之中，他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召唤，给他的引导。
1936年8月的一天，加尔文一路传道从巴黎往施特拉斯堡去，他在日内瓦一家小旅馆过夜。这位旅行者计划在此住一晚就走，可是上帝却有一个与他的打算不同的计划。
法雷尔，一个脾气火爆、长着红胡子的法国宣教士，他用一股洪流般不可阻止的声音要求加尔文留在日内瓦教会，本自认为个性内向、怯弱，身体不好，适合于学习、研究的加尔文被他那粗哑的声音给驯服。“我感到……就像上帝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抓住我……我被恐惧所击打，不得不中止我的旅途……法雷尔将我拘留在了日内瓦。”
法雷尔认为：这是一位宗教改革的领袖，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所学的法律教育可以用来与议会和城里各种人士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位当时对《圣经》教导理解最全面的人。
而此时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些曾与公爵抗争的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许多人迫不急待地要回到旧日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日内瓦是以此闻名的，他们对那些伴随着为自由而战而来的新教信仰已经开始不在乎了。公爵兵临城下时，大家团结一致，现在不同，各种团体间的明争暗斗又开始了。
没有人能像法雷尔那样为福音征服一个城市，但征服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多。要计划，要有力的带领，也要建造。在战场上，他的伟大无与伦比，但在每天的计划、坚定信仰的工作上他却不在行。因此，他极力地拘留了这位以《塞涅卡注释》为转变根由，以6章为起首的《基督教要义》的撰稿人加尔文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工作者。
法雷尔没有看错，加尔文将把这个城市变成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改革之城。
即使如此，他们并不是没有挫折。在面对如何把这个沦落为黑暗而闻名的日内瓦城市带上光明的道路，带领行走上帝的旨意的城市，他们付出的将是无比的艰辛与困苦。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拦阻，一次一次地挺过这些拦阻。
在日内瓦的四项改革之后，这座城市一再脱离了上帝的道，在这些传道人所到之处，人们的罪孽好像在嘲笑他们。掷骰子、发牌的响声不绝于耳，闹哄哄的酒店里不时地抛出酒汉，趔趔趄趄地到街上，等着的就是整夜的打架、咒诅。妓女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过路的人们卖弄风骚，晚上就更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
正是这个时候来了两个荷兰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经常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主张暴力。这类问题对于日内瓦来说是爆炸性的，在百姓原本已有的不满中，无异是火上加油。
接着来的是那位很有才华的卡罗列。他散布许多中伤加尔文的谣言，像毒草一样影响着整个瑞士的各教会。
1538年2月，日内瓦人选出了三位新的行政长官，都是与加尔文为敌的。
二月的一个礼拜六早上，库劳德6点就上了讲台，一个星期前日内瓦议会就下令禁止他讲道，今天，他还是不愿意闭上他的嘴。因此，议会派来的士兵将他带走，投入监狱。
而加尔文和法雷尔挤着穿过向他们发出威胁声、吐口水的人群，走上市政府的台阶。他们对议员们说：“你们作恶了，你们投入监狱的是主的仆人。”
外面的那群歹徒们吼叫着：“把他俩扔进罗讷河里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于次日的复活节主日，照样直率、坚定地对着人们讲道，而此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当加尔文直言不讳地读到日内瓦的问题时，讲台下的人跳了起来，手中的剑射出寒光，他们吼叫着涌向加尔文。而加尔文的朋友们冲了上去，用身体围起一堵人墙，护送着他回到住处。
虽然他们的毅力是如此的坚定，却改变不了日内瓦的心。1538年4月25日，他们离开了日内瓦，离开了这座使他恐惧的多恶之城，他在5月写信给洛桑的维雷的信中可以看出对日内瓦的印象：“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塞尔，但浑身上下湿透，人也筋疲力尽，一路上几经险境，一次在过河时差点连人带马被激流冲走。但是，奔腾咆哮对待我们要比那些我们与之相处的人温柔多了……”
同时，在他离开日内瓦两年后的1540年3月，他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背那个十字架，在那里我一天要死一千次，我将此事告诉你……请你务必尽全力阻止任何想要把我拉回日内瓦的努力。”
随后，加尔文来到被称为宗教改革的安提亚(4)，德国的自由城市施特拉斯堡。
这是一座安宁的城市，著名的雅各•斯蒂尔姆市长赞同宗教改革。这里没有暴徒，没有吵架，没有吼叫声，没有恫吓的枪声，也没有叛道的人出现在圣餐桌前。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1540年10月，一封日内瓦信使跑了几百公里路的信，改变了加尔文的此境：
“我们满怀热情地向您推荐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确信，除了要增进上帝及其圣言的荣耀与尊贵之外，您别无他求。我们谨代表小议会、大议会和全体日内瓦人民……我们迫切地请求您回到我们这里来，回到您的老地方和早先的工作上来；我们盼望，在上帝的帮助下，此事将会大有益处，将会结出更多的福音果子。我们的人民极盼望您回到我们中间。他们愿意，并且一定会以您满意的方式对待您。
您的好朋友：日内瓦行政长官暨议会
1540年10月22日
蜡封的议会公章上刻着日内瓦的警句：Post Tenebras Spero Lucem（黑暗之后是光明）。
面对这封信，被邀请回日内瓦的人哭了。“请你们帮助我，”加尔文乞求他的同伴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请勿考虑我和我的感情，唯一考虑的是何种方式对福音的增长、对上帝的荣耀最有好处。”
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心啊！在经历如此的磨难之后，依然选择他忠诚的信仰，并为此献上他的一切。
1541年9月13日，加尔文回到了日内瓦。他没有要求回来，他第一次路过这里时，也没有要求留下来。同样，他也没有要求去施特拉斯堡。但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那颗心是“被杀的祭牲”(5)，是自愿献给上帝的。
回到日内瓦后的加尔文，他的工作可以把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累垮：每天早上5点起床，若是病了，毯子上也会铺满了书；每星期讲道五次，教神学三次；每周四主持一次长老、传道人的查经；探访病人、犯人，他也有规律地探访会众，正如他在《宪章》里规定的。以上这些是他的日常职责，但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加尔文一直在写信，他的门前集散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信使收发信件。日内瓦人想寄信或收信只要到卡农街11号就行，加尔文的家就是日内瓦邮局。
最糟糕的是，他还要与敌人作战。遭日内瓦城里或城外的人攻击已是司空见惯了，特别是那些不赞同他的教义的人，每次都是争战。这个渴望和平与稳逸、安静的人，被迫将他的天性放在一边，他不得不勇敢无畏地捍卫他所相信的《圣经》教导。
“我们家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铺，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那些谣言到底是哪儿来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从未有过买一亩地的钱……”但是敌人却散布谣言说加尔文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地产。甚至罗马教皇都知道加尔文的贫穷，并且是他自己选择贫穷的。保罗三世和庇护四世教皇在加尔文死后，先后评论过：“那个异端的力量，就在于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在罗马教廷，这种态度是闻所未闻的。
一天，红衣主教撒道莱特乔装打扮，路过日内瓦。他就是那位乘加尔文被赶出去日内瓦时写信试图把日内瓦拉回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大人。撒道莱特想要亲自看一看这个替日内瓦写了那封著名回信的新教领袖。他站在卡农街那幢简陋的房子前纳闷地问自己：这里难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尔文住的地方？他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身穿一件黑布袍子的加尔文。撒道莱特顿时目瞪口呆，那些应该来开门的仆人们哪儿去了？在罗马，即使是主教们都住在豪门大宅，有仆人随时侍候。大主教、红衣主教们则像君王一样，住的是宫殿，眼前这位整个新教教会最有名的竟住在这间小黑屋里，自己来开门！
“我是真正富裕的人，”加尔文说，“因为我对自己仅有的完全知足。”这些仅有的有时候还不够招待客人以及支付上门要求帮助解决医药费的穷人，但加尔文从未接受议会的帮助。1546年议会记录上有下面这段记录：“加尔文病了，没有钱支付全部的医药费，议会送了他十块钱。之后加尔文将钱还来，议会决定用这笔钱买一大箱葡萄酒，让他无可推辞。加尔文还是从工资里拿出十块钱，要求作为帮助最穷困的传道人之用。就在这一年里，他因为第二个孩子的病负了债。那个小女孩很快就死了。这一年议会作出决议：“本议会决定，加尔文目前使用的、属于我们城市的家具，全部赠送给加尔文。”加尔文这才在属于自己的桌子上吃饭，在属于自己的床铺上睡觉！
有一年，他一身的疾病使他不得不向议会借了25块钱。当他将钱归回时，议会拒绝接受。他告诉他们说：“若不接受这笔钱，我就不上讲台，我也拒领这一部分的工资。”
另外一次，牧师们请加尔文出面为他们要求增加工资，他向议会建议降低他的工资，与其他牧师们均等。敌人寻找借口攻击他，捏造事实说他很富有。在他的《圣经•诗篇注释》序里，加尔文作了回答：“若有人在我活着的时候，不相信我既不富裕也无钱财，那么等到我死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证明。”后来他的话被证明是真的，加尔文死的时候，所有的家产加起来不足250元。假如他活的再久一点，他会更穷，因为他已经拒绝了他生命最后四个月的工资，“我没有付出劳动，”他说，“岂可再伸手拿钱。”
1549年3月初，加尔文的妻子依多莱特病得起不了床。他则被各项不停的工作和问题煎熬着。来自法国甚至意大利的难民蜂拥进日内瓦，他们需要住处，需要工作。那些生活不检点的自由派竭尽全力来刺激加尔文，搅起城里人们对他的不满。他正在编辑《希伯来书》注释，献给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奥古斯都。在这一切繁忙之中，他尽量抽出时间在妻子的病床边陪她。
“死亡上来了，进了我们的窗户，进了我们的宫殿”（《圣经•耶利米书》第9章第21节）。
依多莱特安详地等待着死亡，她一生从未抱怨，现在也没有抱怨。临死前的三天，一群人聚在她床边为她祷告。加尔文再次向她保证会照顾她的两个孩子（依多莱特带来的孩子）。依多莱特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已经将他们交给上帝了。”
3月29日，依多莱特已经不能说话，看上去神志不清，加尔文对她说了基督的爱，永生的盼望，他们的婚姻。她就要离开，然后就开始祷告……她听着他的祷告，注视着他，8点之前她去了。如此安详，在场的人都无法分辨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卡农街上这个背负重担的人，独身一人。一个星期后他写信给维雷：“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侣。”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将尽全力不让自己被悲痛完全淹没，朋友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设法安慰我……愿主耶稣坚固我……若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压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担重担的得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
在依多莱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加尔文一次讲道也未耽误，一堂课也未落下，一次会议也未缺席，甚至没有人看出这个大理石般的男人那颗焦虑的心。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关上门与悲伤搏斗；在街上，在讲台上，他将这些掩藏起来，照常进行他的一切工作。
1553年10月，日内瓦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有个人被处以火刑。
奇怪的是，这是此人因异端被处的第二次火刑。四个月之前他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但教皇手下的人不够仔细，他越狱逃跑了。
这个被烧两次的异端分子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迈克尔•塞尔维特。他早年的经历颇似加尔文，父亲是公证人，哥哥是神父，自己是学法律的，并且也一样跟随罗马教会。像加尔文一样，在法律系做学生时，他以母语学习《圣经》，18岁那年，他转信了25年后使他走上火刑架的东西。
塞尔维特说，上帝不是三位，如果那样上帝就成了三头怪物。这个西班牙人说：“在整本《圣经》里找不出一个三位一体的字，耶稣是人，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灵也不具有独立的位格，而是上帝差到世上的灵。”25岁那年，他将这些惊世骇俗的思想写成书出版。他的书第一次在施特拉斯堡印刷后来施特拉斯堡和巴塞尔议会都禁止出售此书。新教领袖们都把他的书视为亵渎上帝的异端之物。路德、梅兰希顿、布塞尔、茨温利、布林格都公开予以谴责。书出版后，西班牙宗教审判团最高议会立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作者逮捕并带回本国。命令上说，可以不惜任何方式，哄他、骗他、许诺他都可以，务必要抓到他。他们甚至派他做神父的哥哥去劝他回来。
这是因为当时的法律明文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在那样各地成千名忠信的新教基督徒们被火刑烧死时，难道能让此亵渎的异端者逍遥法外吗？
1553年8月，从罗马教廷逃出来四个月的塞尔维特出现在日内瓦，并且在一个人们全都上教堂的礼拜天，悄悄地溜进了日内瓦的教堂。我们不知此时的塞尔维特的真正目的在于什么，可议会们立即将他逮捕。日内瓦教会1553年8月13日的记录中写着：“迈克尔•塞尔维特被几位弟兄辨认出来，教会认为，为了使他的异端和亵渎不再污染世界，对此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之辈予以逮捕是合适的。”
但是，判决塞尔维特的权力不在加尔文手里，此权力完全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塞氏入狱的那段时间，正是加尔文对小议会影响力最小的那段时间，因为自由派和加尔文之间正在为开除教籍的权力作殊死的搏斗。
于是日内瓦小议会决定向瑞士四个城市的教会议会征求意见，小议会在类似的事上也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得到的回答都是“温和处置”。若这次的回答也是“温和处置”，他们打算释放塞尔维特。
但这次来自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和沙夫豪森的回答都是谴责塞氏，指出他的亵渎必须被制止，以免再伤害基督的教会。伯尔尼说，他若在这里，判决将会是火刑。
最后一封回信于10月18日送到日内瓦，小议会由此四个城市的教会征求的意见而判决塞尔维特：
“根据你否认三位一体，反对婴儿受洗，顽固、执意地要以你那散发熏人臭气的异端来污染世界的事实……本议会决定将你定罪，并作出如下判决：判处迈克尔•塞尔维特和你的所有书籍以火刑。”这就是日内瓦小议会的判决，这是一份以全票通过的判决，连自由派都投了赞成票，国为他们知道不能无视来自那四个城市的一致意见。加尔文一听到判决，立即请求小议会将火刑改成砍头，因砍头比火刑要多一点怜悯，但小议会迅速否决了他的请求。
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和他的书被一起捆在火刑架上，他就这样死于火焰之中。火刑架所在之地的这座小山叫做谢佩尔，他死时42岁。
从此以后，这个人的名字就永远地与加尔文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连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火刑，但是加尔文是唯一请求对他不使用火刑的人。判处塞氏死刑的决定权不在加尔文手里，也与他那强有力的影响无关。那是日内瓦小议会在其瑞士众姐妹城市的劝告之下所作的决定。这些事实常常被遗忘了。但加尔文确实在塞氏的死上有份，他要求议会逮捕塞氏，他起诉了塞氏，他在小议会进行了多次的辩论，证明此人的异端威胁基督的教会。虽然在真正判决时加尔文没有参加，但他确实是同意的，尽管他反对使用火刑，加尔文也曾写过一本小册子，称塞氏为“那个自取灭亡的……异端分子”。
其他的新教领袖也都同意此死刑。个性温和，一直倾向于和平、妥协的梅兰希顿写信给加尔文说：“基督的教会会感激您……您的政府所作的处死这个亵渎者的决定完全符合一切法律。”那是一个火刑的时代，是一个人们相信审判他人关于上帝的信仰是他们的责任的时代。
1555年2月的选举结果是，四位支持加尔文改革的人当先行政长官和议员，加尔文所到的这个所多玛正在被改造成上帝之城。
历经多年患难，日内瓦迎来了和平。当周围的国家、地区被战火与灾难搞得动荡不安之际，这座湖边的城市则稳步地走上了宗教改革的世界之城的地位。因着卡农街上那幢房子里的主人，日内瓦成为全世界宗教改革的大本营。从极度邪恶到全然敬虔——这座宗教改革之城法律严明、条款细致——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这里有保护人们的法律、也有惩罚人们的法律。
1564年2月6日礼拜天，加尔文最后一次站在他所熟悉的圣皮埃教堂的讲台上。他正在讲福音书的相互和谐性，咳嗽突然暴发，这次他无法控制，热血涌上口里。他慢慢地、不情愿地走下梯子。这篇道他没有讲完，会众无声、焦虑地注视着他
5月27日，他在平安中死去，就像入睡一样，那是礼拜六晚上，那是一天的结束，一个礼拜的结束，一个生命的结束。一位伟大的仆人去了他主人那里。
消息传开，日内瓦的人们默默地聚在卡农街上。小议会召开特别会议，秘书试着记下议员们的感情：“上帝以如此伟大而崇高的品格铸造了他。”
礼拜天下午，长长的队伍走向城外的日内瓦墓地。教授、牧师、议员、公民们跟在那口松木棺材后面。只有踏在地上的脚步声打破了主日的寂静。加尔文在遗嘱上要求：“我的遗体……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复活之日。”墓地里没有他的墓碑，没有墓志铭，不久，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没有知道。
但那比墓碑更伟大的、活生生的东西留了下来。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内瓦人的思想、他的著作强有力地活着。它们出自那活的道，它们延伸到了所有的基督教会。通过它们，圣皮埃尔教堂的传道人一直在教导着、塑造着基督的教会。
这，就是约翰•加尔文——基督耶稣的伟大仆人。
这是一个超出他所说的下面这句名言的、谦卑的人：荣耀单单归于上帝！
(1)新教，又译为“抗罗宗”，英文名为“Protestantism”，字面意义即“抗议者”，“罗”指罗马天主教。新教就是指宗教改革运动后形成的回到《圣经》原初教义的基督教信仰，一般称为基督教。
(2)《加尔文主义讲座》第3讲，作者亚伯拉罕•凯波尔。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1901-1905年期间任荷兰首相，曾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余年。
(3)这是一本关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论著，塞涅卡生活在使徒保罗时期。
(4)安提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是第一世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后，在犹太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大教会。基督教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5)指《旧经圣经》在献祭中已经完成宰杀，即将献在祭坛上的牺牲。
2006年7月4日，金乡
http://smooo.net/smo/article.asp?id=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