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幻想的韦伯
马克思.韦伯是一个“不写诗，不幻想”（按：韦伯语，见玛丽安妮.韦伯的《马克思.韦伯传》）的人，但不能因此认定他古板无趣，毫无诗性的特质，相反，人们只需稍加留意，便可以在其严谨的学术著作里找到诗歌阴郁的基调。本质上讲，这是一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和理性主义来架构诗章的人。换言之，诗性是韦伯著述的基础，也是韦伯从同时代的思想者群体中脱颖而出的诸要素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1904年的美国之旅后，当马克思. 韦伯决计用宗教伦理去诠释自己的时代，我们就应该得出上述的结论。“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在他的名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束处的这一句，更让他的诗意的特征无可逃遁，又有谁能够冷静的把它视作隔靴搔痒的学术语言。这是康乐、简惠美的译法（参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7月问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国内的韦伯爱好者来说，最为耳熟能详的是于晓、陈维纲的译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日前亲见一位生于六十年代末的老师用诗人般饱满的情绪把它背诵。这里要留神的是，本文两处提到的词语“幻想” 的内在的前后一贯性，从而更加确知韦伯笔下所反对的“幻想”跟诗意完全是两码事，因一种妄自尊大的成分在内而被鄙弃。
任何一个对韦伯的生平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会反驳这个观点，即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在他五十六年的生涯中，戏剧性的阴差阳错贯穿始末，不弃不离。或许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将韦伯的“不合时宜”跟萨伊德的“格格不入”划作同一类，这是不恰当的。对于萨伊德，格格不入是自觉的，是一种积极的对真我的响应，如他所言：“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和谐音，已学会偏爱不要那么处处与人皆宜，宁取格格不入。”对韦伯，我们放弃温和的态度，用四个稍许偏激的字来概括，即“造化弄人”，对所有前路上的孑难、命运的不公，韦伯采取的是咬紧牙关去忍受，他的“不合时宜”是被迫的。作为社会学家，在慕尼黑大学在聘他教授经济学时，曾在聘书中明令禁止他在课堂上讲授社会学知识，而他只有接受这一苛刻的条件，尽管未必真的就范，其中的情感历练，外人绝难领悟。马克思.韦伯在他的时代和国度里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学者中的诗人”的本质，在一个思想枯死、功利称雄、诗歌褪尽玫瑰般的红颜的时代，诗人天生就是被诅咒的。另一方面，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卷第一章“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 最末一段所写：“此种禁欲则封起修道院的大门，转身步入市井红尘，着手将自己的方法论灌注到俗世的日常生活中，企图将之改造成一种在现世里却不属于俗世也不是为了此世的理性生活”，走出斗室“入世”的还有韦伯本人，他意图将自己的学识全数“灌注入俗世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他从政理想以至竞选德国民主党地方领袖的驱动力，不同的是，前者全面获胜，后者迎来的却是冷淡沉默的会场，还有不愿意去理解接纳他的民众。
在人类精神的谱系中，马克思.韦伯自始至终都是同样杰出，不可缺席，尽管在其生前并未获得相应的荣誉。在文明盘根在高效率机械的基础上、文化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用宗教伦理的而非经济科技的手段去解读资本主义，其行为本身便具有一种不可泯灭的精神，是一种强调，为文化复兴竖起的一面招魂幡。另外，在唯物论日炽的形势下，马克思.韦伯坚持认为，宗教思想不可能从经济的物事演绎出来，有自己固有法则性和不可抗的力量。譬如路德派和卡尔文派之间的差异，“如事关非宗教因素的影响，那么主要也是来自政治的作用（而非经济）。”韦伯学术的传承者帕森斯则公然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所写。书中固然多处出现与唯物论者商榷的语句与例证，尤其在其著作最重要的特色之大篇幅的注脚里，韦伯的主张更加鲜明。但不可以以偏概全，掩盖或无视两个马克思观念的相同处，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特征，对资本主义的忧虑，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关怀，不少地方二人的观念都如出一辙，虽然在对社会未来的展望上，两人是完全相逆的，马克思.韦伯持悲观态度，卡尔.马克思则抱乐观态度。某种程度上来讲，帕森斯响亮的论调毋宁是对韦伯精神的背离，“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同样是可能的，”这是学者应该具备的客观而谦和的态度。现代的人阅读韦伯的著作，内心依然时时被那些日久弥新的思想所激荡，丝毫不见故纸堆里的腐旧落后，一方面是由于韦伯的远瞻性和坦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和韦伯的时代仍存在不胜枚举的共通性。无论从文化精神、学术研究、和对当下的指导意义来说，韦伯及其著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或许也是给马克思.韦伯的著述的国内层出不穷的一个解答，当然只是从某个侧面，而非全部。自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太仆翻译的《社会经济史》开始，韦伯进入中国学术界及民众的视野已经超过七十年，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等身份为大众所接纳和熟知，对多个领域的影响更是不可衡量。其著作译介和研究日趋完善和成熟，不同版本的问世可以让我们在比较中更加接近真实的韦伯，在这个层面上，多种版本的陆续推出的确起到了“祛魅”的效果。今日，“韦伯热”已经逐渐降温，趋于理性，这不啻是重读韦伯重新诠释的好时机。在韦伯夫人玛丽安妮为丈夫所做的传记中，记载了在德国民主革命爆发后，韦伯在海德堡一个学生会上的演讲，“当你们看到第一位勇敢的走进但泽的波兰官员被子弹射杀的时候，你们决心噤声不语的时候——当你们已经认定，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时候，那时，我任凭你们处置，那时，你们先把我收拾掉得了！”，这两句话，韦伯是“挥舞着双手充满激情的说出的”，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和者寥寥，整个世界以冰冷的沉默来对他的野火般的激扬作答。反观韦伯今天的影响力，无疑是一种让人快慰的进步。韦伯的遗产不只是他的作品，还有困扰着他也同样不宽恕我们的问题，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反思，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诗性人格在思想研究中的轻重，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姿态等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思.韦伯著，康乐、简美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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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7年10月12日书评周刊C15版：书评.社科 有删节 请勿私自转载
任何一个对韦伯的生平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会反驳这个观点，即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在他五十六年的生涯中，戏剧性的阴差阳错贯穿始末，不弃不离。或许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将韦伯的“不合时宜”跟萨伊德的“格格不入”划作同一类，这是不恰当的。对于萨伊德，格格不入是自觉的，是一种积极的对真我的响应，如他所言：“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和谐音，已学会偏爱不要那么处处与人皆宜，宁取格格不入。”对韦伯，我们放弃温和的态度，用四个稍许偏激的字来概括，即“造化弄人”，对所有前路上的孑难、命运的不公，韦伯采取的是咬紧牙关去忍受，他的“不合时宜”是被迫的。作为社会学家，在慕尼黑大学在聘他教授经济学时，曾在聘书中明令禁止他在课堂上讲授社会学知识，而他只有接受这一苛刻的条件，尽管未必真的就范，其中的情感历练，外人绝难领悟。马克思.韦伯在他的时代和国度里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学者中的诗人”的本质，在一个思想枯死、功利称雄、诗歌褪尽玫瑰般的红颜的时代，诗人天生就是被诅咒的。另一方面，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卷第一章“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 最末一段所写：“此种禁欲则封起修道院的大门，转身步入市井红尘，着手将自己的方法论灌注到俗世的日常生活中，企图将之改造成一种在现世里却不属于俗世也不是为了此世的理性生活”，走出斗室“入世”的还有韦伯本人，他意图将自己的学识全数“灌注入俗世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他从政理想以至竞选德国民主党地方领袖的驱动力，不同的是，前者全面获胜，后者迎来的却是冷淡沉默的会场，还有不愿意去理解接纳他的民众。
在人类精神的谱系中，马克思.韦伯自始至终都是同样杰出，不可缺席，尽管在其生前并未获得相应的荣誉。在文明盘根在高效率机械的基础上、文化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用宗教伦理的而非经济科技的手段去解读资本主义，其行为本身便具有一种不可泯灭的精神，是一种强调，为文化复兴竖起的一面招魂幡。另外，在唯物论日炽的形势下，马克思.韦伯坚持认为，宗教思想不可能从经济的物事演绎出来，有自己固有法则性和不可抗的力量。譬如路德派和卡尔文派之间的差异，“如事关非宗教因素的影响，那么主要也是来自政治的作用（而非经济）。”韦伯学术的传承者帕森斯则公然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所写。书中固然多处出现与唯物论者商榷的语句与例证，尤其在其著作最重要的特色之大篇幅的注脚里，韦伯的主张更加鲜明。但不可以以偏概全，掩盖或无视两个马克思观念的相同处，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特征，对资本主义的忧虑，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性关怀，不少地方二人的观念都如出一辙，虽然在对社会未来的展望上，两人是完全相逆的，马克思.韦伯持悲观态度，卡尔.马克思则抱乐观态度。某种程度上来讲，帕森斯响亮的论调毋宁是对韦伯精神的背离，“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同样是可能的，”这是学者应该具备的客观而谦和的态度。现代的人阅读韦伯的著作，内心依然时时被那些日久弥新的思想所激荡，丝毫不见故纸堆里的腐旧落后，一方面是由于韦伯的远瞻性和坦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和韦伯的时代仍存在不胜枚举的共通性。无论从文化精神、学术研究、和对当下的指导意义来说，韦伯及其著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或许也是给马克思.韦伯的著述的国内层出不穷的一个解答，当然只是从某个侧面，而非全部。自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太仆翻译的《社会经济史》开始，韦伯进入中国学术界及民众的视野已经超过七十年，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等身份为大众所接纳和熟知，对多个领域的影响更是不可衡量。其著作译介和研究日趋完善和成熟，不同版本的问世可以让我们在比较中更加接近真实的韦伯，在这个层面上，多种版本的陆续推出的确起到了“祛魅”的效果。今日，“韦伯热”已经逐渐降温，趋于理性，这不啻是重读韦伯重新诠释的好时机。在韦伯夫人玛丽安妮为丈夫所做的传记中，记载了在德国民主革命爆发后，韦伯在海德堡一个学生会上的演讲，“当你们看到第一位勇敢的走进但泽的波兰官员被子弹射杀的时候，你们决心噤声不语的时候——当你们已经认定，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时候，那时，我任凭你们处置，那时，你们先把我收拾掉得了！”，这两句话，韦伯是“挥舞着双手充满激情的说出的”，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和者寥寥，整个世界以冰冷的沉默来对他的野火般的激扬作答。反观韦伯今天的影响力，无疑是一种让人快慰的进步。韦伯的遗产不只是他的作品，还有困扰着他也同样不宽恕我们的问题，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反思，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诗性人格在思想研究中的轻重，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姿态等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思.韦伯著，康乐、简美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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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7年10月12日书评周刊C15版：书评.社科 有删节 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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