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殇——评《黑暗的心》

《黑暗的心》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通过叙述者马洛的口吻，展现了殖民者开拓非洲大陆的广阔画面，在现代文明进驻蛮荒之地的进程中，有一位神似的领军人物库尔茨，于资本（象牙）的疯狂积累他战功赫赫，但脚下的累累白骨无不暗示着日渐消逝的人性。马洛的敬慕之情终于化为恐惧和厌恶，他逃离了瘴气弥漫的荫蔽丛林，带给库尔茨欧洲的未婚妻一个完美而善意的谎言。 层层剥离的叙事者

“天一团漆黑，我们这些听他讲话的人几乎彼此都看不见。他坐的地方离我们比较远，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面，就这样待了好长时间。这期间别人谁也没说一句话，他们那些人大概睡着了。但我却醒着。我在听着，我仔细听着每句话，每个字。这些话使我感到有点不安。他所讲的故事好像不是从口里说出来的，而是在这条河上深沉的夜空中自己形成的。”

小说的叙事颇具特色，如同洋葱，层层剥离方显内核。第一人称“我”仅仅完成了文本最外围的叙述，甚至退出有效性评价话语，而把黑暗的讲述权全部留给了中心人物——事件亲历者马洛。并道明意味深长的一点：一般人的故事，意义如同撬开的核桃明摆在它的破壳里，但马洛的故事却被意义所包裹，故事本身成了揭示含义的必需载体，而这内涵有好像迷蒙的月晕光环，是经由反射在物体上的日光二次反射形成的，充满了神秘而含混的寓言性。马洛的叙述在真实细致中充满主观性，他时常把自己的见解和价值观代入文本的叙述中，又尽力使听众身临其境。而马洛的叙述，又围绕着第三层核心人物库尔茨展开，这个先他而入不毛之地，并在此建立自己不朽威名的传奇人物，是白人统治的文明世界的象征和代言人，他的事迹由众多相识者共同阐述，在他们的渴慕敬仰中，在马洛的朝圣之旅中，我们慢慢窥见鬼魅的暗影，可是抵达之时，库尔茨的发声被两声“可怕！”“可怕！”所终结，成为这个“无法穿透的黑暗”人物留下的临终遗言。

马洛对库尔茨的讲述是第一层黑暗，没有任何面目刻画，仅仅停留在声音。“它看不见，摸不着，好像一句广阔无边又莫名其妙的话语所遗留下的，正在消逝中的语音；它愚蠢、残暴、肮脏、野蛮，或者说简直是下流，毫无任何意义。”这个形销骨立完全被黑暗吞噬的人使他惊骇，恐惧，质疑权力的无限膨胀带来的恶果。而马洛的听众也身处黑暗中静听他的讲述，几乎无人打断，那声音好像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源自夜空。被隔绝在文本之外，只能被动接受三层讲述的读者们，当然面临的更是黑暗遮蔽的重重困境，直到最终我们才发现，真正的叙事声音源自黑暗，仿佛冥冥中的自然之力，它借助“身子已经是空心的”库尔茨发声，把冷酷的真相告诉世界，给人类以规劝与告诫。 现代意义的启示录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指出，黑暗的中心是一部经典的启示性文本，这部寓言“一方面严格以真实生活的经历的细节为基础。另一方面是尽管它以马克思所称的真实的‘生活条件’为基础，它的叙述者仍在力图通过所讲的故事来揭示某种尚未为人所见的事实。”启示是叙事性的揭示，洞幽烛微、解疑释难，给人带来启迪。《马太福音》中说，要揭示创世以来的事情，唯有通过寓言（比喻）的方式，因为对于精神上又聋又盲的人，应该说一些他们能听到看到的事。

马洛的核桃，外层是他对蛮荒之地的神秘产生强烈的迷恋，怀着文明的主宰者开疆拓土、传播文化、推动商贸的美好意愿，想去一展身手，内在是先他一步抵达的库尔茨的故事。这个被前赴后继的殖民者奉若神明的先驱，声名远播的原因是他将此地变为欧洲大陆的附属，统治奴役当地的黑人，不顾一切收敛各地的象牙，变革、征服、贸易、屠杀、福音，他的权力和利欲，他的冷酷与残忍，压榨了他最后一丝人性，在对“我的”认定和对荒野的挑衅中（“我还是要来绞你的心！”），走向自我毁灭。库尔茨死在黑暗中，死前他象牙般的面孔上显出了“阴沉的骄傲、无情的力量、怯懦的恐惧，以及强烈而又无可救药的绝望的表情。”而包裹核桃的月晕，是故事向读者传达的声音，同样，月光的中心由马洛发出，美国评论家卡尔认为，马洛把库尔茨的临终遗言，看作是“道德敏感对于野蛮生活和因利益而出卖的理想的胜利。”这符合马洛所倾向的人性本该具有的样子，但如果库尔茨并无悔意，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事业未竟而行将赴死的人的歌哭，而试图将他受打击的意志高扬，那是否意味着更彻底的黑暗，和确切的真实？毕竟康拉德指出，“世界终究不过是虚妄漂浮的表象。”

没有制约的权力带来了两败俱伤，我们被动地面对一个耗费了精力和努力却使人性变为非人性的世界，我们也可悲地看到无限膨胀的权力使文明走向反文明，使野蛮更残酷。帝国主义的理想颠覆，变得荒诞残忍，虽然有未开化的蒙昧初民慷慨献祭和顶礼膜拜，但血腥镇压和一味掠夺带来的只会是畸形的社会，荒野的报复是加倍的。米勒说启示“使读者、听众、目击者尽可能地远离那即将发生，却总是‘还没完全来到’的启示，这确是万幸。”确实，心有戚戚的我们都明白，它不只是一个主观臆造、平淡如水的故事。 自我与他者的再商榷

标榜自我的西方中心主义，习惯性将别国定位为他者，异域书写的目光一向是主观的，以自我的想象性形象出现，有对未知之地的渴望与窥视，也有对外族文明的不屑与诋毁。英国作家毛姆20世纪20年代赴华，看到的是战火连绵、民生凋敝、百姓流离、携家逃难的中国，那黑黄的肌肤，病弱的身躯，呆滞的目光和愚昧的心智都被书写在中国屏风上，《面纱》中瘴气弥漫的南方乡间更是与风流高雅的英国上层社会形成强烈反差；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展现的越南，同样残破昏黄、荒芜贫瘠，不开化的民众始终面向前台，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反而成了鲜明的异类；英国作家奈保尔在《米格尔街》中回溯自己童年生长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都丝毫不略过其落后贫寒、闭塞荒僻，人民的浅陋无知，怜悯之情油然纸上。

自我处于先进性，试图以武力征服他者为己所用，这是殖民主义的初衷。但他者是否完全是落后卑微的呢？马洛曾赞美过掌舵的黑人，他的面孔“显出一副不可理解的阴沉、忧思和咄咄逼人的表情”，他们的肌肉孔武有力，颜色健康，非洲食人番尽管饥肠辘辘却没有吃掉白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不是被动接受，也会有所质疑，例如挂在库尔茨屋外因反抗被处死示众的人头。原始自然未被开垦之地是有其生命的原力的，那始终被幽暗丛林所掩盖的荒野之上，自有初民信仰的天地神灵，狂热而无度的占有非但没有使自我纳入他者，反而使自我陷入黑暗。开篇处于“白色坟冢”的布鲁塞尔的马洛曾遇见办公室三位编织黑色毛线、为前方将士送行的女人，形似命运三女神，一位纺线，一位测量长度，一位剪断生命线。库尔茨在非洲丛林里的新女伴，从黑暗中现身，那原始狂放的生命力，张扬无忌的情感宣泄，来去无踪的鬼魅感，都是黑暗之力，刚果的黑暗是庞大无边的，又是年轻勃发的，任何自我企图统辖一切的欲望都葬送在莽莽丛林之间。帝国的光荣连夜被攫去了根基，库尔茨死，马洛北归，自我的让步，仿佛与他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他者的强大甚至胜过自我，权力和暴力统治反噬自身，颠倒的世界充满了理想的嘲讽。

我们惊奇地发现，自我和他者实现了奇妙的反转，回到家乡的马洛，反而不能适应苍白无趣、平庸乏味的现代文明，怀念起非洲荒野。最使人心悸的莫过于他献给库尔茨那纯真美丽的未婚妻的谎言，有时谎言比真相更易于接受，一个长久处于帝国环境中和顺天真的姑娘是无法领悟血腥的劫掠与反噬寓言的，可怖的两声叫喊被化成一个温柔的名字，这点美好的幻想软化了自我对他者的倾轧，马洛好像成了另一个被谎言和肮脏埋没的库尔茨，但他正是用谎言，保住了一个关于天堂的幻觉，人性之善可期。但当作者赤裸裸地告知读者那只是一个谎言时，又是何等的苍凉冷峻呢？

自我与他者的置换，仿佛就在一瞬间。或许，我们都是背负黑暗的勇者，等待冲破月光的迷雾，放声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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