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读书笔记
1. 区域的研究方法（特殊与普遍的历史真相）
在《前言》中，作者就提到“相对于时代性的差异性而言，中国社会的空间差异性更大”的特征，因此通过区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就成了更为适用的方式，但是这就不得不面临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提供了两个解释：一个是“利用局部事例研究和地域史研究的手法，只要得到整体史观的证实，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另一个是“通过累积，以达到解析总体全貌程度的一种过程性的尝试”。这两种解释可以借鉴，但是似乎也没有完全说服作者自己，因为在后文分析区域个案时，作者还是在反思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例如在《前篇 四：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的后半部分，以南宋都城杭州作为案例进行城市化的分析，这部分内容是这本书对地域分析的最为清楚完整的部分，或许是因为关于杭州的史料资源丰富，也可能是杭州本身的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规律性和特殊性。这让我想到“幸存者假说”，或许那些已经消失了的看不见的才是真正导致现在成为现在的原因，而已经留下的都是具有其特殊性而不具备普遍意义的。杭州作为当时的特大都市，自然有作为独立案例分析的必要，但是特大都市的存在原本就是少数。杭州的发展具有规律性，但是能够寻找到规律的也许都是特殊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可被认识的规律？这一问题原本也是无解的，因为认识世界的活动永远都在过程之中，而且能够用以作为研究对象的都是特殊的。
2. 平衡兼顾的研究方法（理念）
在《序章 一：考察的缘起——为何从空间说起》中，作者提出一种“一方面追求比较接近于一般历史研究方式的范围广泛地观察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注重对普通人民日常大众生活水平”的研究方法，既关注短时期波动的事件史，又关注比较长期的动态史和构造史。在《后篇 结束语》中，作者又对这种研究方法有所呼应：“多样性的”史料学和“统一性的”制度框架“两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不应二者择一，而是都应该有所选择”。
这种研究理念很贴合我心中对于史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因此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在关注这种方法如何操作，是否可行。在本研究的写作框架上，作者确实做到两端兼顾，这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资料的整理思路。但令人失望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大多止于对史料的整理，不断提出问题之后并未真正深入论述，因此还是难以判断这种对宏观、中观和微观都兼顾的研究方法是否真正实用，还是说仅止于一种研究理念？
3. 过程中的历史
《序章 二：宋代社会和长江下游地区》中说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定居模式，由此区分了在进行区域研究时有必要加以区分的两种空间组织：一是行政级别的空间组织，二是经济级别的空间组织。实际上还有一种地域的区分是有机的自然地域和人为的行政地域。两种系统共同存在但是可能相互背离，因此在研究区域时，需要界定用于考察的地域单位是处于哪一个系统之中。
这不仅对区域研究的地域概念界定有所启发，而且还给我一种“过程中的历史”的启发。有时候我们很难摆用习以为常的现代思维看历史，但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更应该察觉到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发展中的各个要素尚未磨合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时，要注意到作为非自然之物的、还有些粗犷的“社会组织”在内部与外部之间磨合的过程，注意到这种甚至有些违背人类天性的“社会”将人组织化、规范化的过程。
这本书中几次提到对于城市化或者区域发展起作用的两大要因，即：自然的、社会经济的，以及人为的、行政的两大系统（如《前篇 五：局部地区事例》）；在进行地域的划分时也划分为自然地域与行政地域。这两大系统可能相互矛盾也可能相辅相成，或许正是“自然的”与“人为的”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4. 时间、空间的划分
在《序章 二：宋代社会和长江下游地区》第2节《时间、空间的区分》中，作者参照农田、赋税、布帛、水运、役法制度、财政、盐法、茶法、户口、田地等若干资料，将宋开国至明永乐初的历史阶段划分为七个时期：（1）开拓时期；（2）上升始动期；（3）上升期；（4）实质成长期；（5）下降始动期；（6）下降期；（7）上升始动期。在空间的划分上，选择自然地域的地域单位，通过山地与平地划分核心与周边，然后进行比较。在宏观的论述中都是采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划分相组合进行的，这种划分的方法比较有说服力，值得借鉴。
在时间的划分上还有更为简单的北宋与南宋二期分发，还有创业、中兴、衰亡的三期分法，空间的划分上也还可以选择以行政地域作为区域单位进行划分。这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而定，例如在《前篇 三：长江下游流域的市籴问题》中采用的就是北宋与南宋的二期时间分法，这与市籴问题和课税、军务问题联系紧密相关。
5. 生产力的量化
在《前篇 一：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中，作者通过平均亩产稻米生产率、户数、财政压力三个方面描述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情况，稻米生产率反应了生产资料，户数则反映了劳动力，财政压力则是生产关系，这三个方面可以反应当时的生产力，还可以就此对生产力进行量化。
但是这一章还体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在量化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在于资料多半偏重于广义的文化史意义的泛泛而论的素材，据直接资料为中心，并从多样性的动态的宽广视野来寻求其变化规律，对于这种选取数据的必由方法而言，似乎还存在许多障碍”。这种史料的障碍这本书的史料整理中多有体现，例如在对荒政史料搜集，尤其是对于行政对策的搜集中，能够得以记载的可能都是成功的英雄事例。在对徽州的移民情况进行考察时，把战乱时期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移民情况作为表现城市化移民情况的史料也有些不妥，但是战乱时期的移民数据显然会更加丰富。
6. 水利组织
这本书花大量篇幅研究水利组织及其诸关系，不仅因为水利对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还是因为从中国的地形条件和文明形成过程来看，中国是“以河流汇聚为地文特征的社会”，水利灌溉这类经济活动不仅关乎生态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而且还与社会经济组织与技术生态之间的各种关系有关，它包括农业灌溉、生活用水、航运水运、渔业、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行政管理等自然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由于水利的建设需要资本与劳动力，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城市化程度和财力集中的规模，因此可以说“水利组织”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在《前篇 二：长江下游流域的水利组织》中，作者参照泰国湄南河流域与定居和水稻生产的一个研究，提供了一种生态环境的研究模块，即将地理环境划分为上游的“山地部”、中游区域的“扇状地部”和下游的“三角洲部”，分析各个部分的聚落情况和人口居住条件等。在《前篇 五：局部地区事例》第3节《江西袁州的水利开发》中，作者还提供了地区水利开发的功能研究的案例，可以作为参考。
7. 城市化
城市化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另一个用以梳理中国区域经济史的方向。在《前篇 四：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中描述了宋代城市化的情况，这一章的内容相对完整清晰。作者引入“城周值”的概念用以量化城市化程度和划分城市等级，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样面临自然地域与行政地域的选择问题，行政等级和城市化等级（城市大小）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定居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定居史包括人口的动态史和行政、文化渗透史及汉化史、部落史及城市化的历史，还有产业分化、社会实力增强的发展史等。”（《前篇 五：局部地区事例之宋代湖州》）但是或许是由于史料的不完整，也可能是定居史的定义过于抽象而难以像城市化那样用“城周值”来量化，导致这本书中对定居史的梳理有些笼统。
关于城市化，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前篇五的《城郭城市与防卫》一节中提到的防卫功能与经济功能之间的矛盾，这体现着边界的建立导致的保护与隔断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又为南宋时期的军事威胁埋下伏笔。或许在所有的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本身就蕴藏着破坏的内生力量，向外扩散的力可能导致中心的薄弱和保护界限的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