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与民族志

民族志既是一种写作文本，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两者相互贯通。一方面叫“做田野”，通过诸如观察与参与观察、系谱法、重要文化报道人、生命史、主客位相结合等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呈现一个“整体论”的成果，将这个社会/文化以一种“整体的想象”传达给读者，这个文本成果也是民族志。

网络民族志是在新兴的媒体文化现象的催生下，传统民族志“难以胜任对赛博空间的考察”的时代背景中形成的。是今年来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种新型研究方法。关于“网络民族志”，有的学者这样定义，“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或“以网络虚拟环境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和工具搜集资料，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

说白了，就是利用互联网搜集资料，和互联网上的研究对象互动（线上线下相补充，主要是线上），进入与抽离，到网络的虚拟社区中去参与、分析，做研究。这个“参与观察”也可以是“潜水”，研究者作为“不介入”的状态。

毫无疑问前者更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田野”意涵。就后者而言，有的学者已经质疑单纯做文本分析、“潜水”的弊端，比如张娜在《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中指出的，“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民族志方法，研究者需要在田野中感受和经历与其他网络使用者的直接的、情感的连接，这种社会的连带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与图像分析等二手资料的分析中是缺失的。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虚拟社区中的文本、图像内容进行分析，那么虚拟民族志与内容分析、二手资料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

关于关系，与网络环境特点联系起来，由于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场所在各式各样的论坛、微博、贴吧，粉丝站，APP等等，分析的也是诸如网红群体、粉丝文化等虚拟社区形态，网络民族志具有与普通民族志不同的新的特点，它可以是一种“不现身”的观察，通过遗存的网络资料和符号的“不在场”观察就扩宽了时间空间的界限，资料丰富可操作；另外，面对一些敏感性的话题和群体，网络的途径让研究者更好接近（比如跟帖、线上询问），群体有倾诉的需求，愿意通过网络“自身言说”，也增加了真实性。

其实做网络民族志，就方法论层面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它仍然是一种质性的研究，比如知情互惠的伦理原则、进行“意义阐释”的深描，甚至关键报道人可能是贴吧的活跃用户、小吧主大吧主等等起到引领帮助的作用。

再比如民族志坚持书写文化的“整体性”，建构全貌，得到总体性的理解，网络民族志也同样要将线上线下相结合，“虚拟民族志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全面，与研究情境相关的所有事物都可能包括在该研究中”，比如有对于艾滋病论坛的网络民族志研究，除了对论坛上发帖者的文本资料分析，也要分析其现实处境，将艾滋病的污名化结合到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分析深层原因。

Herek和Capitanio对艾滋病污名化的划分可分为“工具性污名”和“符号型污名”，前者指的是由于艾滋病机械的疾病特征，比如没有可靠治愈方式、高致死性、传染性而引起人们排斥的负面认知；而符号型污名则是其附加的社会意义，比如艾滋病与滥交堕落、吸毒、同性恋等等符号联结，使人们对艾滋病及其患者“拒而远之”。

再比如说有的学者对网红群体污名化的研究（这里指女主播），深层的原因依旧要剖析到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价值观，以及网络的匿名化、进入网络空间中身份的消解（“去身份化”）和重构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