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弱则强”——网络与“可实现的乌托邦”

在弗格森看来，历史的研究存在两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依赖于国家和其他等级制度所产生的的文件记录，而忽略了历史人物的社会网络属性，这也是当今主流史学家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找到网络所留下的记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第二种范式则是通过重建过去的网络，过于夸大网络的重要性。例如欧美大陆沿袭至今的“光明会”传说，他们坚持认为“光明会”是真实存在的，好几任美国总统也是“光明会”的成员。在2011年接受调查的1000名美国人中，51%的人同意“当今世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由小部分人组成的秘密组织——甚至是一个人决定的”。这种观点其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夸大网络的重要性。

所以，弗格森尝试在主流史学和阴谋论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摆脱“二分法”，讲述从古代到最近过去，网络和等级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该叙述方式可以追溯至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甚至更早的时期。在这种叙事方式下，一些网络逐渐挑战了等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皮埃尔·莱维所谓的“可实现的乌托邦”建构，但是最终他们又不可避免的沦为了新等级制度的一份子。

光明会统治世界的阴谋论

一、无处不在的“弱连接”网络

网络存在两种形式:绝对中心化网络与相对去中心化网络。绝对中心化网络是一种严密的等级秩序网络，是一种特殊的网络、等级秩序网络的最顶端节点具有最高的中介性和接近性，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将节点获取和控制信息的能力做到了最大化。但是实际上，很少有登记制度社会能够达到对信息流动的完全掌控。而相对去中心化的网络则意味着网络的中心并不集中在最顶端的网络，而是一种“分布式”的存在。在这种网络中，大多数人之间仅仅是“弱连接”。而此处为了将弱连接网络统称为网络，而将等级秩序网络单独加以强调。当然，网络还有其他的分类方式，比如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等。

在小说《荒凉山庄》中，雾气无处不在。而如今，借用《荒凉山庄》的作者狄更斯的话来说，网络才是如雾一般“从上游一直弥漫到下游”。这些网络，有的是“广阔”的国际组织、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神秘“高冷”，有的藏匿于地下。对此，拉弗朗丝用“牵连的时代”来表达，帕拉格·康纳甚至提出了一门新学科——“连接学”来描绘当下的“全球网络革命”。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网络并非是随着计算机技术而出现的。其实我们体内自古就有着建立联系的本能追求，而新技术的出现使其更容易被实现。所以，人类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被称为“网络人”，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福勒对此做出了解释：“我们的大脑似乎就是为社会网络而构建的。”人种志学者埃德温·哈钦斯创造了一个名词“分布式认知”。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对网络的重要性做了更详细的阐述。“一直以来人们都处于一个基于文字、金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规模“集中合作的网络”中——这是以碳元素为基础的、人类神经网络的产物。而现在，人们正在逐渐进入以硅元素为基础的、基于算法的计算机网络时代。在新的网络时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自己和算法的关系就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一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分秒都无法与网络断开，断开就意味着死亡”。

二、“弱连接”网络孕育的革命因子

关于技术的道德论，学者们提出了三种视角：技术善论、技术恶论、技术中立论。从这种争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技术是否中立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在弗格森看来，网络技术实际上孕育着革命的因子，他们对于等级制度具有天然的破坏力。

威尼斯的圣玛丽亚·阿森塔大教堂可谓是等级制度的完美例证：名为《最后的审判》的11世纪马赛克壁画分为五层，耶稣在最顶端，而地狱之火在最底端。大部分人对等级制度的看法大致如此：在一个垂直结构的组织中，有着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和沟通机制。历史上，等级制度始于家庭宗族或部落，然后才蔓延至官僚机构与行政国家。等级秩序产生的关键诱因是权力行使的高效性，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可以减少关于行政命令的争论。此外，极端主义也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都有的人和事都可以通过这根线的无形力量互相联系在一起。

不过，独裁统治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任皇权政府要面对的所有考验，而且几乎没有人能够经得住绝对权力带来的诱惑。独裁者一旦被刺杀，整个等级制度就会崩溃。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的自发规律在本质上要优于独裁者或者过于强大的政府分配资源的行为。因此，在历史现实中，大部分独裁统治者都会赋予社会大量自我调控的空间，尽管他们也有很多强制性的干预。所以，这也为“弱连接”的网络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相对于等级秩序来说，弱连接网络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也更容易激发自组织的活力。所以，网络经常会成为新观点的传播源头。其中，越多样、越弱连接的网络越可能产生创新的火花，越能孕育革命。其实早在这之前，德赛图和菲斯克等人已经看到了弱连接的这种潜力，菲斯克甚至将其命名为“微观政治”。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融合文化——新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参与式文化》中跟是以详实的案例再现来“弱连接”世界中的反抗艺术，比如“黑魔法防御组织”与时代华纳的对抗、“拆穿者”社区与节目制作方的较量等。在《广场与高塔》中，弗格森更是从更广阔的的历史天空来论述网络的革命性。

另一方面，网络亦能成为革命的传播机制。一些学者经常将网络一个复杂的文化传播的过程，不像简单的疾病传染，首先需要接触一批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早期接受者，这群人要有高度的中心性（他们有较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在邓肯·沃茨口中，形成传染式级联的关键，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信息触及了什么样的网络结构。这也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观点能够进行病毒式传播，而其他无数观点却不了了之了，就因为它们开始的节点、传播的集群或网络都是不合适的。

三、“至弱则强”——网络与“可实现的乌托邦”

Granovetter 等早期研究“弱连接”的学者们发现，其实“弱连接”在很多时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指出，与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强连接”，而常常是“弱连接”。人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成功机会，比如找工作，往往取决于人与人的随机相遇，对象通常是我们不太认识或刚认识的人。“强连接”往往只能形成一个个小圈子；而“弱连接”却会连接成一张大网络，这样弱关系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其他领域的人。强关系由于是密集连接的网络的一部分，很可能因为已经熟知对方的资源和属性，甚至可能由于类似自我的同质性、相似性，更加趋同化，结果导致封闭思维。“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社交媒体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本身正好说明“弱连接”功能的强大。此外，奥巴马与特朗普的当选，很多方面亦得益于“弱连接”网络的功劳。

皮埃尔·莱维曾经用“可实现”的乌托邦来形容集体智慧，指的是关于集体智慧的理想可能指引和发动实现他目标的下一步行动的途径。相对于等级制度的“有限智慧”，“弱连接”网络所带来的的集体智慧则有可能建构“可实现的乌托邦”。比如在启蒙运动和欧美革命运动中，弗格森通过分析主要参与者的书信往来，从而再现了他们的社交网络。结果发现，启蒙运动与欧美革命运动看似是区域中心活动，实际上却是一场国际运动，有强大的“弱连接”网络加以支撑。又如，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情报其实是来自于非正式网络“剑桥五人组”的“弱连接”网络；基辛格也将自己的外交渠道建立在庞大的“弱连接”网络中，他认为“非正式网络能提供比外交部和大使馆更好的外交渠道”。

凡此种种，我们看到了“弱连接”建构了“可实现的乌托邦”。尤其是在社交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当我们为“弱连接”带来的机遇与改变欢呼雀跃之时，也不要忘记了等级秩序始终在蚕食和收编这些网络。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等级制国家会试图联合互联网中网络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比如，从2007年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别情报处开始要求至少9家美国大公司提供在线数据，作为代号为“棱镜”的大数据监控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这亦会激起新的网络对抗，比如“维基解密”与“斯诺登”事件。因此，我们要关注的并不是等级与网络孰能最终获胜，而是等级与网络的并存已经成为长久以来的事实，两者之间如何互动，又如何转化？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