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读《1948：天地玄黄》有感

山雨欲来风满楼，“偌大个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是风云变幻，炮火震荡大地的一年；是黑白分明的极端话语占绝对优势的一年；是“我们”体共产主义分子对“异己者”零容忍的一年；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一年；是生存者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的一年；更是无数知识分子面对两种势力必须做出抉择的一年。1948年，天地玄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亦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全书均用以“审慎、客观、忠厚”闻人的叶圣陶先生的日记为每章开篇，按时间月份顺序将1948这一整年分为了十几个章节。钱理群先生在后记中这样说到：

“坦白地说，这叙述学上的难题我至今也未能完满解决，只是后来勉强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解救办法，即设计两个视点（视角），一是按月组织章节，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抄录“当时人的生活实录”（即叶圣陶先生的本月日记），以显示彼时彼地的作家的日常生活实际，他们的现实境遇、感受，以形成“过去”式的视点（视角）”。

叶圣陶先生的日记更加直观地、生活化地展现了几十年前地历史，让这本文学史书更显亲切和生动。

读完这本书，无数个人物形象浮现在我眼前，一个又一个掠过。1948年，大局玄黄未定，知识分子命已定。郭沫若，萧军，朱自清，丁玲，胡风，赵树理，沈从文，叶圣陶，甚至毛泽东，所有这些人物在我心中的想象又重新被刷新了一遍，从前模糊的轮廓稍稍清晰一些，有了于之前不一样的认识。也许是时代的差距太大，加之自己对作家本身不够敏感，太过迟钝，以致于我始终无法很清晰地感知过去的历史，以及过去的作家。他们之于我，似乎仅仅停留在课堂讲解、作品内容、和电影《黄金时代》的剧情中，而这本书让我有了许多新的收获。

如果谈及萧军，只知萧红，实在是缺憾。毛泽东对其人其文的前后态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反叛者和精神探索者，他欣赏萧军；但当他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并要求维护它的时候，就很难容忍萧军这样的永远的反叛者。经过整风，延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依然故我，还是那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马。后来对萧军的批判，实质是把萧军有条件地信服党、宣传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的做法看作与党争夺“话语领导权”的的行径。“大批判”是先判定有罪，再四处搜集罪证，或张冠李戴，或掐头去尾，或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这类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满革命义愤，实际上是罗织罪名而无所不用其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军的批判者在二十年后被同样的逻辑推向了审判台，批判者难逃被批判者的命运悲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

丁玲同样如此，成也一本书，毁也一本书。《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写作、出版都极为曲折，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干预，几乎不能出版。但在这个过程中，不难看出文学生产的驱动力已经从文学市场的需求逐渐被政治的需求所取代，也就是党的利益。文艺从此成为政治的工具，这种文艺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与文艺的“彻底政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特征。

还有赵树理，1948年，他一面被树立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与旗帜，在解放区与非解放区广为宣传，并开始介绍到国外，一面却受到了党报的严厉批评，不免有些滑稽。这个大变动的大时代里，连赵树理这样的农民化的作家都难逃起落不定的人生戏剧，而对他以及同类的知识分子来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在中学课文《背影》的作者这个角色之外的朱自清又是怎样的命运呢？“兼容并蓄”本是五四的传统，但在这个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时代，却显得特别不合时宜。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具有强烈政治性、群众性、战斗性的作品，只是“宣传品”，而不是文学艺术。同时，他对这类作品和思想以及“异己者”都表示了一种充分的理解和宽容，这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理智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只是朱先生的文化“调整”带有明显的折中色彩，显然为那个要求建立革命话语绝对权威的时代所不容。只是逝世后在悼念中被彻底政治化和“盖棺定论”，不知他老人家会如何做想。他的“退守”于“纯文学”，他晚年的沉重心境，又何尝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提前死亡。

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位，那便是沈从文。我一直在想，一位又有才又有着创作梦想的作家，晚年却在逼迫与自保之下转向单纯的文物研究，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当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为对其个人的政治评断而非文艺评论时，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导时，政治的、文艺的自由主义就无法生存了，知识分子失去其“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成为国家的雇工，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的“生命的消失”，即所谓“提前死亡”。不过有的是知道结局提前“死”的，更多的是温水煮青蛙，慢慢被煮死的。沈从文认为中国40年代的嗜杀成性和物欲主义是现代道德坠落的表现，是世界文明的彻底失败。这一点让我不禁联想了曾经看过的一部小说有了一点想法。那个年代以及之后几十年的革命者、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等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纯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就是因为他们太想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所以眼里更加容不得一点沙子，要求所有人都与他们坚定地统一思想，并且强烈地表达出来，否则就会受到批判。在得到建设成果的过程中，有多少无辜的人被牵连，又有多少人的一点无心之举被无限放大最终扣上“反叛者”的帽子，承受无妄之灾。那些批判者为了自己心中的崇高理想，热血沸腾，没有人有理智去分析被批判者的行为，没有人有耐心去认真听他们的辩解。我们无法评判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因为中国的今天证明了他们当初的“革”是有着正确的意义的，只能说这个过程多了太多无谓的牺牲。所幸终究有理智的人尚存，才未酿成大难。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文学与政治息息相关，这一点与那个动荡的年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许在被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今天，文学创作拥有着更大的自由，甚至可以稍稍“脱离”政治而存在，但在那个党的话语必须具有绝对领导权的时代，文学是服从于政治的，又能反作用于政治。或者换个说法，文学助长新的秩序建立以后，必须要屈服于新的政权。历史确实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因为只有有着绝对话语权的大人物，才拥有对一些文学现象“盖棺定论”的权利。同一种现象，根据不同的解读和定性方式，往往会有不一样的结论，并根据定性者的目的导向引起更多的同类现象。毛泽东的历史乐观主义含有一种精神力量的必然性，不少知识分子并不习惯于毛泽东的话语和思维逻辑，但他们仍被内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些本是知识分子的天性——所吸引，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个前景：克服一切困难，战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这对于民族情绪强烈的知识分子有超乎一切的吸引力，当时战场上的胜利也理所当然地证明了指导战争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与无敌。这就解释了为何大部分知识分子最终会支持毛泽东。

当人们在现实中受挫，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可事实上，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

这本书的语言之精准、内容之丰富解答了我很多的疑惑。比如，根据钱理群先生的分析，胡风类的知识分子“抽象的看党”，“不知道拥护党必须具体落实到尊重与服从党员个人，党的权威是建立在层层党组织、党员个人权威基础之上”，短短两句清晰地解释了胡风的问题之所在。尽管由于自身功底的不足让我在阅读时有些吃力和难以消化的感觉，尤其是前两章，但通本看下来，时不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小时候经常和爸爸一起看一些抗日、谍战等国产电视剧，那时的我年幼无知又极度天真，总是想固执地确认哪个人物是“好”的，哪个人物是“坏”的，确认以后才能“看懂”这部电视剧，并继续戴着有色眼镜看下去。于是乎，从小在各种满屏“民族英雄主义”的抗战片的洗脑下，我一直以为共产党就是绝对好的，国民党就是绝对坏的，好像自己就是多么的善恶分明、疾恶如仇。直至上了初中、高中，逐渐接触到历史的学习，才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并明白了自己幼时的可笑。也感谢我的父亲，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面为了保护我天真的童心，一面又不愿助长我的“刻板印象”，所以每当我问他有关好人坏人的问题时，他不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后来也渐渐跟我说没有好坏是那么绝对的，慢慢看就知道了。于是随着成长，我也开始逐渐明白，没有一种对立是绝对的，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的，而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就在于利益。也许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也或许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天地玄黄》对1948年之际的“历史必然性”更多地提供了现象学上的依据，但国共两党的本质差异等更加重大的问题，都被作者有意无意回避了，使人觉得两大政治势力之间也无是非可言，这也多少有点不公平。对于弱者为何弱，失败者为何失败,似乎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面对巨变和转折的1948年，历史即将被改写。读完《1948：天地玄黄》之后，更让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那一年建立起来的秩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或多或少有一些“成王败寇”的意味了。

当时代的浪潮袭来，文人难以独善其身。“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更是展现了一种无奈和悲凉之感。在人类文明与思想不断进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言论自由方面还是颇有禁忌，也许不只是中国，可能哪个国家都一样，每一个政权建立的背后都有一些不可触碰的地方，那我们不如就美好一点，相信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人也是人，建立政权的人也是人，只不过他们身上背负了更多责任，所以不能轻易犯错。但同时，进步和成就才是最应该值得肯定和注视的地方，至少今天的幸福社会不是踩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血与泪奋斗出来的，我们好像也就没有了置喙的资格和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仍然坚定地相信，文学是有着其内在的价值的，对人的精神引领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怀有一颗感恩之心，怀着自己对所爱之人、之物的热情，好好生活，喜欢文学，就善意地去解读，去接纳，去理解，去包容，生产自己的文字，发扬自己的风格，就够了。至于政治的参与或独立，就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