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史
谢承《后汉书》中有则关于“一妻多夫”的史料，“范延寿，宣帝时为廷尉。时燕、赵之间，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长，各求离别，争财分子，至闻于县，县不决断，谳之于廷尉。于是延寿决之，以为悖逆伦常，比之禽兽，生子属其母。以子并付母，尸三男于市。”顾颉刚《浪口村笔记》中按曰：“此为母系社会制度之遗留。”顾对范延寿的审判结果不以为然，绵里藏针，多有讥刺，史家的眼力可见一斑。然范延寿“尸三男于市”、将生子一同判归于母亲，不治其罪，倒也不可说不是受遗存的母系社会制度思想的影响。同一案件，放在宋以后的任一朝代，或许会是相反的判法。明.王文禄《海沂子.敦原》篇曰：“制礼者为男子，不免为己谋”，可以想见，若在明代，范延寿的判罚一定会引起街头巷尾哗然，何不为“自己人”谋呢？
“一妻多夫”的故事耐人琢磨，并不由于其可为女权主义张目，可满足部分的猎奇心理，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顾颉刚判断，“当西汉之世，燕赵间尚有行（按：母系氏族制度）者。”由此可见，私人的性生活现象，是后来者研究当时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最好的入口，也是探索今时社会和文化渊源不可少的环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Hans Van Gulik）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道，“人是一个与宏观世界功能酷似的微观世界。男女的性结合是二元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小型复制品。因而人类婚姻和天地的婚姻基本上是一样的。”天地的婚姻是什么？古代有专用词“道”， “道”是什么？“生我之门死我户”，女性的生殖器，古语中的“谷神”、“玄牝”。由道而派生出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体系，滥觞之地正在男女事。既然前者备受后人发扬推崇，后者何故要日益遮遮掩掩，尤其是在明清时？此中脉络如何起伏？这正是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试图作答的问题。
晚明以降的中国社会对“性”的问题讳莫如深，将其归入“莫言”、“莫听”、 “莫视”的“非礼”之列，我在医学院求学的五年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在结束人体解剖、生理学、中医基础理论等多门基础学科后，一本印制鄙陋的房中书《素女真经》竟能在学生中掀起风波，所谓“九浅一深”、“三十六式”竟成为彼此嘲嬉的由头。照高罗佩的归类法，《素女真经》也是房中书的一种，属“方技”四门之一，如在书店出售，理应归入“科普”门类中，然而彼时我们把它视作“淫词小说”，却对《肉蒲团》及诸多现代渲染情色细节的书籍和影像受之不拒，这是什么心态？大概是阅览情色书刊露骨描写及图片为“风流”的一种，是形而上的，是成人的一种标志，而房中术却不遮不掩，直捣黄龙，详尽叙述性爱的姿势心理和注意事项，是形而下的，心向往之，颜面上还是不可呈露出喜好的神情，否则便是“肉欲”，而非“风流”。
在性爱面前难有绝无罪恶感的人。西方大哲将其归入“原罪”中，有着法兰西血统的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主张把“肉欲”和“爱欲”严格区分，坦言“对人而言，在性生活中存在着某种下贱的东西。”叶灵风《世界性俗丛谈》第一篇《男女奇谈》中谈及，西方除亚当夏娃的人类起源说，还有另一种“野史”的说法：老天爷当初先造万物，后造人。人不分男女，他用泥土造好第一个人后，转手去造第二人，这时他造的一头驴子开始叫唤，老天爷醉心在自己的劳动成果中，疏于戒备，魔鬼趁机搞破坏，用手指朝那个刚造好的泥人身上一戳，泥土未干，就戳了个洞，老天爷骂了他一句，随手一抹，把洞封闭起来，留下一条缝。魔鬼被骂，心下不甘，一面走一面向另一个泥人身上扯了一把，使它身上拖了一根东西，这时泥人已经干燥，老天爷怕费事，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这就有了男女。在这个传说中，男女之事和魔鬼有着天然的不可解脱的干系，比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更严重，前者是本质问题，后者是作风问题。中国人呢，是不是从古至今也把床第之欢跟罪恶纠缠一处？
顾名思义，《中国古代房内考》是考察古代房中术发展演变的书籍，始自西周，终结于明末，几近整个中国历史，其所证所考有一条明晰的线路，即中国社会对待性的观念如何从自然开明至搪塞矫饰，换句话来说，是考察性爱在中国历史上从无罪恶感到罪恶深重的各个阶段。这与大多数人认定的中国古代对男女性事所保持的保守态度及对异性隔离的恪守有很大出入，某些地方闻所未闻，譬如对于黄巾起义和道家房术修炼之间关系的厘清和阐释，在历史发展的某些关键点上，性是不可或缺的肇事者，于传统史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摸索历史真相外，高罗佩另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至于房中术的发展轨迹，单就高罗佩稽考的历代文献来看，即可了然于胸。据《诗经》中多首诗歌表明，西周时，在春节的庆祝仪式上，男女可以一起跳舞唱歌，自由恋爱，双方享有平等而自由的权利；《汉书.艺文志》在“房中类”记载房术八种八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没有把房中术专门列为一类，但在“医方”类之末列出八种房中书的名称；《新唐书.艺文志》中，绝大部分旧房中书皆收入医书类，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收录其作《房内补益》；《宋史.艺文志》中房中书大大减少，但聊胜于无；至明代，《明史.艺文志》中对房中书一本也未收录；到清代，房中书和“反清复明”的书籍一样，并列为统治当局禁毁之书，用康熙圣谕中的话来讲，即“非圣之书”。房中书作为一种科学普及书籍日益衰落，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房中书的没落，色情书刊和春宫图如疏雨过林，“冲破无边际”，明末的套色春宫版画依然率真坦荡，但隐隐透出猥亵遮掩的苗头。从前在女儿的嫁妆里必备的指导夫妻性生活的房中书春宫图逐渐逐渐成为禁绝的、不堪入目的东西。性日益和罪恶感相伴，如影随形，而非快乐与自然。《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一册《西厢记》，一句“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竟也惹得林黛玉微腮带怒、薄面含嗔，直要“告诉舅舅舅母去。”中国古代社会的性文化至此彻底凋零了。性文化的衰落在国人的心理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即高罗佩所言“假装正经”的猥亵心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最后有一点疑问，据《浪口村笔记》载：《国语.鲁语下》云：“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穆伯，她的丈夫。文伯，她的儿子，二人先后死去，她悲恸之极，放声而哭，早晨为丈夫哭丧，日落后为儿子哭丧，顾颉刚按：“所以示其远情欲也。”不止如此，她还叮嘱儿子的妻妾，“不但勿哭，且当无忧容，用以昭其子之不好内”。传《国语》为左丘明所作，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灭智伯，而左丘明本人乃是春秋鲁国人。按此可推测春秋时已有严格的两性隔离制度，即使在夫妻之间也不例外。根据高罗佩的论证，禁止婚床外的一切异性之爱，其严格执行迄于北宋朱熹理学 后。到底孰对孰错，还待方家解惑。
“一妻多夫”的故事耐人琢磨，并不由于其可为女权主义张目，可满足部分的猎奇心理，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顾颉刚判断，“当西汉之世，燕赵间尚有行（按：母系氏族制度）者。”由此可见，私人的性生活现象，是后来者研究当时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最好的入口，也是探索今时社会和文化渊源不可少的环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Hans Van Gulik）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道，“人是一个与宏观世界功能酷似的微观世界。男女的性结合是二元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小型复制品。因而人类婚姻和天地的婚姻基本上是一样的。”天地的婚姻是什么？古代有专用词“道”， “道”是什么？“生我之门死我户”，女性的生殖器，古语中的“谷神”、“玄牝”。由道而派生出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体系，滥觞之地正在男女事。既然前者备受后人发扬推崇，后者何故要日益遮遮掩掩，尤其是在明清时？此中脉络如何起伏？这正是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试图作答的问题。
晚明以降的中国社会对“性”的问题讳莫如深，将其归入“莫言”、“莫听”、 “莫视”的“非礼”之列，我在医学院求学的五年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在结束人体解剖、生理学、中医基础理论等多门基础学科后，一本印制鄙陋的房中书《素女真经》竟能在学生中掀起风波，所谓“九浅一深”、“三十六式”竟成为彼此嘲嬉的由头。照高罗佩的归类法，《素女真经》也是房中书的一种，属“方技”四门之一，如在书店出售，理应归入“科普”门类中，然而彼时我们把它视作“淫词小说”，却对《肉蒲团》及诸多现代渲染情色细节的书籍和影像受之不拒，这是什么心态？大概是阅览情色书刊露骨描写及图片为“风流”的一种，是形而上的，是成人的一种标志，而房中术却不遮不掩，直捣黄龙，详尽叙述性爱的姿势心理和注意事项，是形而下的，心向往之，颜面上还是不可呈露出喜好的神情，否则便是“肉欲”，而非“风流”。
在性爱面前难有绝无罪恶感的人。西方大哲将其归入“原罪”中，有着法兰西血统的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主张把“肉欲”和“爱欲”严格区分，坦言“对人而言，在性生活中存在着某种下贱的东西。”叶灵风《世界性俗丛谈》第一篇《男女奇谈》中谈及，西方除亚当夏娃的人类起源说，还有另一种“野史”的说法：老天爷当初先造万物，后造人。人不分男女，他用泥土造好第一个人后，转手去造第二人，这时他造的一头驴子开始叫唤，老天爷醉心在自己的劳动成果中，疏于戒备，魔鬼趁机搞破坏，用手指朝那个刚造好的泥人身上一戳，泥土未干，就戳了个洞，老天爷骂了他一句，随手一抹，把洞封闭起来，留下一条缝。魔鬼被骂，心下不甘，一面走一面向另一个泥人身上扯了一把，使它身上拖了一根东西，这时泥人已经干燥，老天爷怕费事，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这就有了男女。在这个传说中，男女之事和魔鬼有着天然的不可解脱的干系，比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更严重，前者是本质问题，后者是作风问题。中国人呢，是不是从古至今也把床第之欢跟罪恶纠缠一处？
顾名思义，《中国古代房内考》是考察古代房中术发展演变的书籍，始自西周，终结于明末，几近整个中国历史，其所证所考有一条明晰的线路，即中国社会对待性的观念如何从自然开明至搪塞矫饰，换句话来说，是考察性爱在中国历史上从无罪恶感到罪恶深重的各个阶段。这与大多数人认定的中国古代对男女性事所保持的保守态度及对异性隔离的恪守有很大出入，某些地方闻所未闻，譬如对于黄巾起义和道家房术修炼之间关系的厘清和阐释，在历史发展的某些关键点上，性是不可或缺的肇事者，于传统史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摸索历史真相外，高罗佩另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至于房中术的发展轨迹，单就高罗佩稽考的历代文献来看，即可了然于胸。据《诗经》中多首诗歌表明，西周时，在春节的庆祝仪式上，男女可以一起跳舞唱歌，自由恋爱，双方享有平等而自由的权利；《汉书.艺文志》在“房中类”记载房术八种八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没有把房中术专门列为一类，但在“医方”类之末列出八种房中书的名称；《新唐书.艺文志》中，绝大部分旧房中书皆收入医书类，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收录其作《房内补益》；《宋史.艺文志》中房中书大大减少，但聊胜于无；至明代，《明史.艺文志》中对房中书一本也未收录；到清代，房中书和“反清复明”的书籍一样，并列为统治当局禁毁之书，用康熙圣谕中的话来讲，即“非圣之书”。房中书作为一种科学普及书籍日益衰落，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房中书的没落，色情书刊和春宫图如疏雨过林，“冲破无边际”，明末的套色春宫版画依然率真坦荡，但隐隐透出猥亵遮掩的苗头。从前在女儿的嫁妆里必备的指导夫妻性生活的房中书春宫图逐渐逐渐成为禁绝的、不堪入目的东西。性日益和罪恶感相伴，如影随形，而非快乐与自然。《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一册《西厢记》，一句“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竟也惹得林黛玉微腮带怒、薄面含嗔，直要“告诉舅舅舅母去。”中国古代社会的性文化至此彻底凋零了。性文化的衰落在国人的心理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即高罗佩所言“假装正经”的猥亵心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最后有一点疑问，据《浪口村笔记》载：《国语.鲁语下》云：“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穆伯，她的丈夫。文伯，她的儿子，二人先后死去，她悲恸之极，放声而哭，早晨为丈夫哭丧，日落后为儿子哭丧，顾颉刚按：“所以示其远情欲也。”不止如此，她还叮嘱儿子的妻妾，“不但勿哭，且当无忧容，用以昭其子之不好内”。传《国语》为左丘明所作，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灭智伯，而左丘明本人乃是春秋鲁国人。按此可推测春秋时已有严格的两性隔离制度，即使在夫妻之间也不例外。根据高罗佩的论证，禁止婚床外的一切异性之爱，其严格执行迄于北宋朱熹理学 后。到底孰对孰错，还待方家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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