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读感想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从整体上看可以作为一本资料书，它比较认真地清理了晚清西学东渐这个课题的一些缺陷：其中一个是，它研究了西学传播的实际影响，不仅注意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的影响，还非常关注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

其中第三个问题的处理方式让我很受启发，影响研究本来就有很大难度，而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就更难追踪。为了研究平民对西学的心态，作者找到了两本杂志，一是传教士傅兰雅一手创办经营的《格致汇编》，这本杂志设置了“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可以发现这些传入中国的西学不仅起着科学启蒙的作用，还在实践中指导一些中国的工匠和技术人员。它还表明，洋务运动并不仅限于少数洋务大臣和实业家，而是吸引了很多基层民众。《格致汇编》停刊几年后，另一份杂志《格致新报》也设置了一个回答读者提问的专栏。这个杂志的主编是中国人，但在学术上有一个叫向贾二的法国传教士把关，这类专栏的再次出现，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

其次令我感慨较深的是明清之际和晚清士大夫对于西学的不同态度。作者在开展晚清西学东渐研究时没有被1901年这个时间点束缚住，而是从晚明的西学传播开始研究。从徐光启、梅文鼎这些接受西学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平和的，胸怀是博大的。这些人能够冷静地去了解、研究、思考西方文化的优劣，并敢于吸收西学的长处，承认自己的短处。这一是由于明清之际中西方仍然处在比较隔膜的状态，实力差距并不清晰；二是继承了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宏大气魄。

然而到了晚晴之际，从鸦片战争开始，接二连三的战争、割地、赔款，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士大夫们却形成了一种愈加自大的心理。比如在1895年京师同文馆增设日文学校时，取名“东文馆”而不称“日文馆”，原因是甲午之战，清朝官员认为日本不配与中国为敌，避免称中日之战，而叫中东之战。英法美俄的文字都是西文，所以称东文。

第三个让我比较惊讶的是早在1840年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位有眼光的人物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比如徐继畲1840年代写出的《瀛寰考略》就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的两院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而且在1844年的《瀛寰考略》手稿中，他还以非常赞赏的语气写道：“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并在这句话下面加以圈点以示强调。在1840年代这个时间点，晚清的众多有识之士关注的都是坚船利炮，因此徐继畲对政治问题能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是非常难得的。

最后，由于晚清时期参与西学东渐的传教士属于新教成员，所以这本书没有提到天主教。我查到，天主教试图通过介入法律诉讼的方式取得中国民众信任，被称为诉讼传教。《文明小史》中的传教士就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权介入中国的案件。同时，教民拥有的特权很容易被滥用，成为教徒的村民很快开始欺压其他的村民，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教会引火烧身，陷入了地方冲突，致使教案频发。这种方式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不满，这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之一。一些著名的天主教人士，如雷明远、马相伯等，愤然批判中国天主教的殖民性质，明确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要求中国天主教实行教会自治。一开始还在特权中大力传播的天主教，在这两个矛盾的叠加下变成了中国民间人人喊打的对象。天主教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不得不主动做出变革，放弃原有的诉讼传教方式，避免涉足中国人的法律纷争。相比之下，新教传教士采用的知识传教这一方式是用心良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