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金鹏程：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北大文研讲座68纪要）

北大文研讲座（68）

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

时间：2017年11月21日（周二）15:00

地点：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

主讲人：金鹏程（Paul R.Goldin 宾夕法尼亚大学 教授）

主持人：陆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学者简介】

金鹏程（Paul R.Goldin），199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历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研究生部主任、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中国的思想与哲学。金鹏程教授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成果，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其著作所涉话题丰富多元，包括对于《荀子》、《论语》、《韩非子》等早期中国思想文本的全新解读与诠释，对早期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再考察，以及对汉学研究方法的梳理与反思等。

2017年11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宾夕法尼亚大学金鹏程教授（PaulR. Goldin）担任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担任主持。

金鹏程教授主编的《劳特利奇早期中国历史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一书将于明年出版。导言部分，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回答了“何谓早期中国的历史”这一问题。基于这篇导言的内容，金鹏程教授在本场讲座中分别解释了三个含义复杂的关键词，即“早期”（early）、“中国的”（Chinese）与“历史”（History）。

“早期”是最容易解释的。传统的理论认为，这一时期随着东汉的衰落而结束，标志性时间就是公元220年曹丕自立为帝。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东汉末年同样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之后的六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佛教和道教盛行，和此前的光景大不相同。但是，很难说清“早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在这时，就连“中国”的含义还不明晰。北京人、元谋人在中国境内留下的遗存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但并不能将它们视作中国文化的开端，况且今天的中国人也不一定是这些种群的直系后代。

《手册》一书中的早期中国历史是从新石器时代写起的，并建构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中国”（NeolithicChina）概念。尽管新石器时代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不一定是汉语的远古形式，且他们在种族及文化意义上都还不是中国人。但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可以指代出当今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多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通过互动产生了汉语书面语及传统中华文明的其他特征。可以说，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含义远远超过时间概念本身。

若要解释什么是“中国”（或“中国的”）则稍显困难。“中国”（China）这个词可能起源于“秦”。秦国曾统治过中国西部，中亚和南亚的旅客在进入中国时首先来到这里，所以“秦”也就成为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这个称呼沿用到秦朝灭亡以后。可以看出，“China”的第一个音节读起来就像“秦”。汉语里的“中国”是中国人对自己所在地的称呼，字面意思是位于中央的国家。在古代，“中国”指的是多个国家，也就是中国人在黄河下游河谷控制的地区，靠近王室所在的洛地。然而，它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在《左传》中，“中国”和蛮族（barbarians）相对，区分蛮族的标准不是他们的民族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未开化的行为。相应的，“中国人”就是品德高尚、行为端正的人。

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个词最早在何尊的铭文中出现。何尊在周成王在位期间（公元前1042至1021年）铸成，所以中国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但是，金鹏程教授介绍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用来表达“位于中央的国家”含义的词，在青铜时代的文献里可能写作“中邦”。到了汉朝，出于避讳的需要（避讳汉高祖刘邦讳），它们才全部被改写成“中国”。因此，在古文中常有“邦风”、“邦家”的写法。“国”字本身指的是城堡（citadel），在古文中与“野”相对；“国人”则是“首都的居民”，而非“国家的国民”。此外，“国”也有区域的意思。但无论是两种含义中的哪一种，“中国”都只是一个狭义的地理区域，而不是王国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正如《左传》所体现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则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往往带有美好的寓意，例如“华”、“夏”二字（在语音上类似于“雅”）。中国人区分出“夷夏”，就是要说明蛮族具有破坏性，而中国人则是优雅有秩序的。“华夏”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诵读、书写古代汉语。公元前五世纪，汉语成为了中国唯一的书面语言。从此，中国的文化、历史、民族认同都和汉语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的准则是礼。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礼之于中国的意义，何休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者，仪礼之国也”。今天，各大博物馆展出的礼器也证明典礼仪式内涵丰富，但是，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太少。

伴随着文化特征的确立，“中国人”的地理特征建立起来了。中华文明总是和华北地区腹地（也就是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所以，才在空间上出现了“中国”的划分。中国，指的是位于整个世界中央的领土，而非人们按照他们应该达到的行为准则行事的地区。强调人们的生活地区与生活方式之间联系密切是一种地理决定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中原人和草原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加强了。金鹏程教授认为，一些中国文人由此对于人的天性提出了严苛的划分：上天创造的人类本就是互不相同的，而认为所有人都能文明开化是一件愚蠢的事。

早期中国一直处于中国身份的形成、建构和反复协调的进程中。但是中国文明仍然有七个延续的基本的特征，它们分别是：一，崇拜祖先、尊重长者；二，汉语书面语为通用语；三，相信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以此同化外族；四，缺少本土的民主传统；五，偏好教化（而非军事）进行统治；六，容许帝国之下的宗教自治权威和宗教多样性；七，精英阶层的一夫多妻制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产生大量男性未婚人口。

至于“历史”，最初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因此在早期中国的语境下充满争议和质疑。与现代语境中“历史”含义最相近的词是“史”，最初指记录历史的官员，但又不限于此。东汉时期，“史”可以代指影响力巨大的历史学者，他们真实地记录国家事务，而这点对于公正地评判统治者、从过去学习经验至关重要。

但是，“真实地”又是什么呢？《左传》里记载的董狐和崔杼的故事，说明为了弘扬道德上的真实可以牺牲事实上的真相。赵盾的族弟弑君，赵盾没有尽到保护君主和讨伐弑君者的义务，董狐就以此记下“赵盾弑其君”；崔杼没有亲手杀死齐庄公，但是设计了杀死齐庄公的圈套，由此史官记下“崔杼弑其君”。孔子也会为了教育读者而留下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历史记录。现代学者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指导政治家。而这样做也给现代人带来了麻烦：在阅读历史记载时，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事情是历史学家亲眼看到的，哪些又是他们在心中编造的。

更复杂的一点是，《左传》中的这两个故事可以被看作元史学（meta-historiography），也就是历史学家记载历史学家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即董狐等历史学家为什么被选用来记录这样一场混乱的刺杀事件？历史学家们又以怎样的方式为后代呈现这个可以提供指导的事件？

对此，金鹏程教授表示，在早期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辞上的模仿，而非事实的记录。前现代读者对这种做法比我们更熟悉。但在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可以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补充事实的部分。这些新发掘的成果中，不仅有此前未知的文献更有已知文献的未知版本，以及有关居住、社会组织、工艺、贸易等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安阳的发掘成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还使上千块甲骨重见天日。但在一些领域，我们仍然缺少足够的材料。例如，甲骨文记载了王室宗教、占卜过程、宇宙观念等方面的细节，却几乎没有普通人的生活记录。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但其中大多数仍只反映上层精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