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克与导论书

若干年前，第一次听见彼得伯克这个名字，那是我去加某个已经废弃的群的时候，入群的问题是群主最喜欢的三个历史学 学者是谁？其中有一个答案就是彼得-伯克。（剩下两个是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和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彼得-伯克是谁？”我在心里嘀咕。

彼得-伯克出生于一个文化多元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母亲则是波兰和立陶宛后裔的犹太人，而彼得伯克早年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新加坡服兵役，士兵有马来人，印度人，华人与少量英国人，应该说这是一个观察不同文化很好的经历，彼得伯克走上新文化史研究，也许冥冥之中有早年经历的影响。学者个人身份经历对于学术影响的案例，在新文化史或者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里并不少见，比如说，娜塔莉-戴维斯女性和犹太人的身份，也让她足以远离主流社会的经验，所以，戴维斯关注的都是历史上的小人物/工人/女性。

彼得-伯克在牛津的导师是基思-托马斯，也许大家不熟悉，但是如果说去年翻译出版的新书《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印象，这就是彼得伯克大学导师写的，这本书也是早期的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基思-托马斯的老师是克里斯托弗-希尔，我并不是随便介绍这些，克里斯托弗-希尔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总所周知，英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小组曾经非常辉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拉斐尔-缪塞尔、EP汤普森都曾经身在这个小组。在彼得伯克自己看来，克里斯托弗-希尔，劳伦-斯通、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拉斐尔-缪塞尔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事实上，和彼得伯克一起献身新文化史或者微观史研究的学者，不少人思想很明显是偏左的，前文说过的EP汤普森、娜塔莉戴维斯不必说了，微观史三部曲中的的《蒙塔尤》，其作者勒华拉杜里也是法共PARTY员。

那么，彼得-伯克经常和历史人类学或者新文化史的标签纠缠在一起，那么何为历史人类学呢？历史人类学大体上有两种普遍模式，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与其说，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学科，倒不如说这是一门研究大纲，不同学科背景/学术流派/研究方法的学者共同研究历史中的人类。前文说过了，伯克的导师就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一方面，我们需要看见，基思-托马斯与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曾是同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历史学家当时普遍被人类学家吸引，在法国勒高夫、勒华拉杜里被列维-斯特劳斯吸引（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呆过，第六部是年鉴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在美国娜塔莉戴维斯、达恩顿在普林斯顿任教过，70年代格尔兹也在普林斯顿。甚至在中国，所谓的华南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来自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众所周知，中山大学的人类学专业也是很强的，而且华南学者很明显跟萧凤霞等人类学家关系很密切。彼得-伯克自己就非常喜欢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报告，仿佛是在读旅游书籍一样。伯克他对于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是：

（1）不同于社会史更注重定量的证据和分析，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定性的，且集中在特定的案例上。

（2）社会史描述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历史人类学则常常有意识地进行微观分析，聚焦在小的社会群体中，从而了解更深层、更丰富和更生动的生活。

（3）社会史给出的是一种长期性态势的因果解释，关注那些当时代人并未理解和意识到的趋势，而历史人类学则恰恰相反，集中于克利福德·吉尔茨所谓的“深描”上，即根据一个特定社会自身的规则和类别给出其社会关系的解释。

（4）日常生活中的象征主义往往被文化史家（关注于“艺术作品”）和社会史家（关注于社会“现实”）所忽略，历史人类学则将之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并试图说明日常琐碎的活动和仪式对维持或加强某种世界观具有如何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会关注诸如日常的服饰、饮食、言谈、举止甚至手势和走路方式等的意义。

（5）社会史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来自从埃米尔·涂尔干经阿诺德·范·格内普和马赛尔·莫思，直到当代的吉尔茨、维克多·特纳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及他们的理论。

伯克还经常和新文化史的标签联系在一起，解答什么是新文化史，我们需要看看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拉丁语里的“文化”，原意是耕种、居住、练习等意思。后来通过培植、种植等意思的引申到人的性情陶冶之类的意思。欧洲传统的文化史家有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人，过去“文化”一直用来指“上层”文化，后来逐渐向下延伸，大众文化也被包括了进来。八十年代末某一年，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导论把八十年代史学研究的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有一个特色，往往和社会史研究纠缠在一起。（没有褒义或者贬义，纯粹是一个特点）。谈到新文化史，我们常报的菜名有：巴赫金、布尔迪厄、福柯、格尔兹、埃利亚斯等（非历史学学者），彼得-伯克、林-亨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罗杰-夏蒂埃、弗朗索瓦-弗雷、卡罗尔-金兹堡等（历史学者）对报菜名感兴趣的详情参看大象的《新史学》第四辑卷首语部分。

顺便多说几句，中国大陆做历史人类学的主要有华南学者（其实人类学取向的王铭铭和台湾的王明珂也算是），如果是中国有新文化史标签的学者，大概有：王迪、孙江、黄兴涛等人。需要注意的是南大学衡研究院的学者专门做记忆史和概念史的。

其实，笔者更想把新文化史视作视作一场内部的反动，一个冲击与回应的故事，历史学的内部对于布罗代尔和传统唯物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反动（林亨特则是总结了四种范式），冲击与回应则是外部其他人文社科学科的冲击，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文艺理论、哲学等等。历史学家运用或者挪借其他学科的理论，并不是一种不安分守己的表现。正如彼得伯克所说：

“像不同的文化及其语言一样,每一个学科都包含特定的视野和独特的洞察力。假如你所提出的雄心变成现实的话,能够把不同的学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某一个学科,那么许多视野和洞察力就消失殆尽。因此,对于那些在某个学科得到训练的学者来说,不是去整合更多的学科,更重要、更可行的方法是开放视野,广泛阅读与思考,从外部获得灵感与想法,以此用来并转化服务于他们自己的日的。”

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借用周兵转引伯克的说法就是:

1. 物质文化史，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

不管是历史人类学还是新文化史标签下的这些学者，比较典型或者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都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前面我不厌其烦的讲伯克等人经历，无非就是想指出这一点。多元文化的家庭或者是远离主流社会的身份是否会让他们更加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当然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绝非认为各种文化一律平等，但是也绝不会妄下定论说哪种文化更高人一等。用彼得伯克的话说，他就是一个弱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者：

我是一个弱的文化相对主义者。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知道各种文化是否平等，因此聪明的办法或许是照此行事: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给别的每一种文化教益！也就是说，我是试图从这样一个事实引申出结论来的，那就是：倘若我们想对各种文化进行比较，除了置身于自身的文化之内，我们无处立足。由于这种立场出发，在我眼里，某些文化长于某些方面，别的文化长于其他方面。但我并不想过分认真的对待这些表象。关键在于，尽管我们试图做奥林匹斯山的神，或者从普遍人道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姿态是佯装出来的，或者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种抱负。

伯克不仅仅是一个新文化史的参与者，更是一个记录和总结的导论人。笔者读过的第一本伯克的书就是《什么是文化史》，一本介绍新文化的著作。伯克的书，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博学，《什么是文化史》他主要是展示了他对于新文化史各领域研究的博识，《知识社会学》展示了他对于笔下无数历史人物和他们经历的谙熟，《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展示了他对于理论方面的真知灼见与广博的学识。笔者和笔者的朋友阅读彼得-伯克的书相对比较多，而伯克导论一类书写的又很棒，所以，戏称我们是“导论学派”。

那么，这本《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又如何？首先，笔者想认真谈一个问题。理论与历史学的问题。对于历史学我倒是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历史学好比厨子做菜，那些基本功不扎实，谈不上后面的东西，但是基本功扎实了，只会做那几道菜，也不是不好吃，只是迟早会被大家吃腻，真正有想法的都是想变出新花样找新食材来做菜，但是新花样不等于大家就一定喜欢吃一定好吃，怎么样在基本功扎实的情况下，运用新花样让更多人合口，这是一门大学问。

新花样就可以从理论中汲取，但是，笔者以为觉得泥古不化没有道理，但是随便套一个理论就合理吗？无非是理论不等于研究本身，恰恰是研究可以去丰富完事理论或者纠正理论的偏差。如何尽量寻找合适史料的理论呢？我觉得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自己变成伯克，第二种就是参考伯克的导论一类的书，需要的时候按图索骥。我想这就是这本《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意义了。

第一章，理论家与史学家，概括了学术发展的分分合合 ，理论家与史学家曾经是布罗代尔的“聋人之间的对话”，如今对话却愈发的频繁。我们当然可以像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一样怒斥阿尔都塞，继续写出《理论的贫困》这样的文章，但是，请记住，诡异的是恰恰是汤普森自己的“道德经济学”却被其他学科挪借去了，比如詹姆斯·斯科特。如今“道德经济学”早已融入中国土改相关研究里。汤普森的怒斥，不完全是捍卫历史学（虽然没成功），更是捍卫马克思主义（防止结构马入侵英国，不过也没成功）。

第二章，模型与方法。这章关注了四种整体思路，我不想面面俱到，谈到第三种的计量方法时候，伯克虽然在55页没有点名，但是几句话就勾勒出了某个学者“在20世纪60、70年代倡导这些方法的人自信满满，咄咄逼人，批评其他路数“纯属凭印象说话”，要运用科学的语言，宣称历史学家别无选择，必须选择学习电脑编程。但到80、90年代出现了对这种风潮的反动，导致微观史学。”如果你稍微熟悉年鉴人的历史，你就知道这里说的是勒华拉杜里（澄清一下，拉杜里确实强调计量的方法，但是也只是在气候史上，而且后来转型就写了微观史的《蒙塔尤》，个别“江湖郎中”式的学者的批评属实没排面）伯克寥寥几笔，非常精髓，即使不说名字，看懂的你也能会心一笑。

第三章，核心概念。这里讲了一些历史学家常用的核心概念，这章内容十分丰富。其实我感觉，有些章节，伯克比较熟悉写的相对比较好，比如心态史（理论溯源、具体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概括的都非常好）最后一部分记忆比较一般，不过这不能怪伯克，对于当时的伯克来说，这还是新鲜事物。换句话说，这一章，相对稍微有年代感的概念，伯克能够驾轻就熟，新鲜一点的还有提升空间。

第四章，核心问题。这一章有四组思想对立与争论。他讲事实与虚构的时候，谈了很多次海登·怀特，怀特是历史学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谙熟文艺理论的朋友也许更熟悉怀特的新历史主义）。伯克能够对其他学科的理论了如指掌，也不会对历史学自身的理论落下，他一直积极对话史学理论或者历史哲学，98年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就是《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

第五章，社会理论与社会变迁，这一章介绍了两种社会模型以及其缺陷所在。并且指出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这章我没啥好说的。

第六章，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广义后现代和狭义后现代。广义后现代，包括后殖民、福柯、德里达之类的。狭义的历史学的后现代就是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这篇讲的是广义的后现代对于历史学的冲击与回应，当然，有反对劳伦斯·斯通，也有吸收借鉴（主要就是新文化史的一系列研究了）。

本书的翻译令人愉悦，没有让以前那种我读起来仿佛便秘一般的感觉，只有一个概念，我不完全认同译者的翻译，就是臣属研究，我看论文、著作里更多的是翻译成庶民研究。

伯克就是行走的书橱，如果你要是问我伯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会说是：报菜名！（逃）